2016年期刊的《史记》研究保持稳定,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的检索统计(2017年4月30日以"史记""司马迁"等为关键词或者搜索文章题目, 剔除一些非学术文章), 期刊的《史记》研究发表论文296篇, 近年来期刊的《史记》研究论文基本保持在300篇左右。

2016年期刊的《史记》研究, 内容全面, 研究者从司马迁精神、司马迁思想、司马迁及家世研究、《史记》历史研究、《史记》人物研究、《史记》文本研究、《史记》文学语言研究、《史记》地理研究、《史记》民俗文化研究、《史记》文献及传播研究、《史记》校点研究、《史记》著作评介及会议综述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研究。

对司马迁或者《史记》精神的研究是本年度的亮点, 什么是司马迁精神, 什么是《史记》精神, 丁德科、马雅琴、梁建邦的《论司马迁精神》一文创造性地提出了核心观点, 就是礼义一统。基本内涵有四:铁肩担道义的致世信仰, 妙笔著文章的处事作为, 理性并辩证的哲人思维特质, 崇古更崇实的人文风范。[1]邓紫晨认为, 司马迁精神就是苦难是财富, 信仰是真正的精神支柱。[2]

郝正全认为, 《史记》的人文精神就是尊重人的自然本性, 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探究人的心理历程。[3]柯镇昌认为, 司马迁在文学创作上体现出深邃的哲思, 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热爱荣誉、追求高远的强烈意识, 在艺术创作中体现出勇敢创新、追求自由的贵族精神。[4]

对于司马迁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专家学者比较重视的研究领域, 而且这种研究涉及他思想的方方面面, 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且突出。

陈其泰的《〈史记〉"本纪"史学功能析论》一文认为, 十二本纪提纲挈领记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各项大事, 构成了全书的主干, 因而显示出华夏民族自文明初始至其当代历史演进的大趋势。本纪所载, 既重在凸显政治设施的得失, 彰明其盛衰兴坏之理, 且又以艺术性手法, 刻画君主独特的性格、襟怀, 反映出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结构的等级制特征。[5]他的《多维历史视野与"立体式"著史》一文认为: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 其多维视角主要包括三项:时间维度、人物活动维度、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6]陈其泰先生的《展现民族智慧—〈史记〉人物传记编纂成就析论之三》一文认为, 《史记》人物列传堪称展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时期智慧发展的轨迹。[7]

王俊杰、赵金广的《司马迁与"春秋笔法"》一文认为:司马迁以"春秋笔法"书写历史, 行使史家对历史的裁决权。皇家的世俗权力与史家的历史裁决权力, 进行着此消彼长的较量, 最终史权会从皇权的奴役下翻身。[8]

胡家骥、段红伟认为《史记》创造出充实、凝练、整合统一的叙述范式, 创造出宏达精微、意旨深厚、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叙述风格, 周详地展示事件的各个侧面, 并从多重立场理解和阐释历史事件。[9]李笔浪认为: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愿, 但没有完全按照其父亲的计划, 而是以更加冷峻的通史眼光, 为汉代政治确立历史思维。[10]李荣华认为, 阙文是《史记》的义例之一, 其中蕴含着司马迁多闻阙疑, 绝不妄作, 审慎谨严的史学精神。[11]

吴名岗从"太史公曰"的论赞[12], 周虹云从实录精神[13], 徐静从"直书与曲笔"[14], 左言洪对"不虚美"[15], 王宗征从档案研究等方面[16], 王育婧、耿纪平从"为人"语式品评人物[17]等对司马迁的创作思想进行了论述。

对司马迁的军事思想的研究在2016年掀起了一个高潮。刘洪生的《司马迁的兵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文认为, 司马迁的军事思想由三部分组成, 严明的军纪是永恒法宝, 士兵永远是战争的主体, 对战争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18]他在《〈老子〉的兵学思想及其对司马迁的影响》一文中认为:《老子》一书包含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和玄深的用兵之道。司马迁深受父亲司马谈道家思想的影响, 高度认同并自觉接受了老子辩证的军事哲学思想, 并融汇在《史记》的写作中。[19]

吴名岗认为, 司马迁写有《孙子吴起列传》, 他以田单、韩信创造性地运用《孙子兵法》的事实告诉后人怎样运用《孙子兵法》。[20]王俊杰、赵金广认为, 司马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对战争进行全方位叙写, 反复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21]

胡学瑾的《〈史记·封禅书〉中的儒家文化研究》一文认为, 在西汉大一统思想之下, 儒生和方士相互融合, 渐渐由对立走向统一。郊祀和求仙反映了儒家的文化内涵, 儒家文化顺应了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需求, 因而能不断传承创新, 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与代表。[22]

秦静认为, 司马迁用"曲笔", 揭露汉儒的丑恶嘴脸, 表达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不满。[23]权玉峰认为, 司马迁既有对儒家入世思想的肯定和对汉儒的反感, 也有对道家无为自然的认可和小国寡民的否定。[24]王晴的《道家思想与〈史记〉的抒情性》一文认为:司马迁思想中有道家的痕迹。[25]

孙洪升、宋一淼的《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一文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财富; 求富的结果不同, 导致社会贫富差别, 这是自然的社会现象; 农、虞、工、商等部门的经济活动是自然形成的, 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同等重要; 社会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调节机制, 故最好的政策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26]

陈奕霏、张智武论述了司马迁的道德经济思想的"自由""富利""善因"三个方面。[27]马格侠认为, 司马迁是第一个阐述秦汉经济发展区域特征的学者。[28]吴桂美认为, 利可以促成义的形成与施行, 因而对经济活动宜采取放任、引导的态度。[29]徐慧芳认为,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有着超越时代的独特价值及社会现实意义。[30]

王炳社的《论〈史记〉的音乐隐喻价值》一文认为, 《史记》音乐的隐喻价值主要表现在:可以观风俗、知民情, 传达社会声音, 规范人们行为, 摇荡人的情感, 启发人心智、感化人灵魂, 表现内心情感, 以音观世, 其声调、乐器、演员的具体动作、人们的喜好都有隐喻价值。[31]

杨冬菊的《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一文认为, 《史记》音乐文化的特征:主要为与宫廷相关的音乐文化, 音乐文化均依附于人物与事件的记述中, 音乐文化史料的原始性与广博性, 音乐专篇的独创性, 新音乐文化的生成与繁荣发展。[32]

李波认为, 司马迁的音乐史观是以天子为中心、以社会政治道德为评判依据相对粗概的社会政治音乐史观, 而班固的音乐史观是以经学影响下的、以朝廷音乐活动为中心、继承先王制乐传统为目的、历史脉络清晰的音乐史观, 和以朝廷制乐活动为重心的雅乐史观的不同。[33]

陈旭东、田国强的《司马迁的因俗以治思想及其现实镜鉴》一文认为, 司马迁的治道思想兼容了道家与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的不同侧面。因俗以治的核心是因循人"生有欲"和"皆为利"的本性及民间习俗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立俗施事, 以达至"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理效果。[34]

何发甦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举行了综述, 他认为司马迁是推崇儒家的, 《史记》应该是主流思想意识形态的表达。[35]韩艳秋认为, 韩非思想被司马迁判断为"归本与黄老"。[36]叶晓庆认为, 《史记》在学术思想上的"大一统", 对后世官修史书的撰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7]段永升认为, 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反映了《史记》为汉王朝大一统政权服务的现实功利性, 深刻体现了于天人之际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强化和生命价值的凸显。[38]刘素琴认为, 司马迁的立名思想呈现出英雄主义的色彩, 主要体现在抗暴精神、自强不息精神、人人平等精神等。[39]

张静莉从《史记》的孝道文化[40], 王麦巧从《史记》的对中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价值[41]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司马迁生年讨论是2016年史记界的大事。吴名岗的《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兼论张守节〈史记正义〉不可尽信》一文认为:司马迁生于建元年之后, 《史记正义》不可尽信。[42]

宋洪兵的《论司马谈之"道家"概念与司马迁之"黄老"概念》一文认为, 司马谈"道家"具有"因阴阳之大顺, 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的内涵, 是司马谈的一种理想表达。司马迁的"黄老", 则将"道家"的理想化内涵具体表现为"黄老", 老为内圣, 黄为外王。"道家"与"黄老"皆为"内圣外王之道"的体现。[43]

吴小锋认为, 司马谈和司马迁的悲愤, 不仅仅是对史官职权式微的悲愤, 更是对帝王摒弃古典政治秩序的悲愤。[44]袁传璋认为, 青少年时期志在立功荣祖, 仕为郎中后得到武帝器重。司马谈临终遗命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取向, 继任太史, 由立功转为立言, 完成《太史公书》。[45]李剑清从其父亲司马谈等人交往中, 探求司马迁的人文精神, 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宗族与人伦关系中实现了自然生命的超越, 演绎生命的不朽神话。[46]

郝建平的《2015年司马迁研究综述》一文对2015年的司马迁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纵览, 并概括该年度司马迁研究的特点。[47]

结合出土文物、考古资料, 对《史记》进行研究, 值得重视。吴名岗结合清华简、《史记》史料, 根据"薄姑氏国""薄姑庙""商墓薄姑冢"等商周遗址, 证明"商盖"在现在山东滨州市。[48]

有三位研究者关注项羽之死, 且有新见解。王勉认为, "垓下之围"不是战绩彪炳的武将对过往辉煌的留恋, 而是穷途末路君王的感伤之歌。[49]王飞达认为, 垓下歌作为真实性与倾向性高度统一的作品, 对后世现实主义文学产生深远影响。[50]何东格认为, 项羽乌江自刎有可能性, 但更倾向于身死东城县邑。[51]

对韩信的研究, 徐业龙、张学成、吴名岗多名研究者发文。徐业龙认为韩信袭占彭城, 既解刘邦固陵之围, 并最终在垓下击灭项羽。而徙封淮阴是刘邦剪除异姓王采取的重大措施, 安邑之战, 是韩信指挥的又一次重要战略胜利。[52-54]张学成认为, 韩信谋反之罪是刘邦、吕后忌惮其能的结果。[55]吴名岗却认为, 韩信用蒯通之谋不用其人, 两次谋反, 是个贪功、向利背义而反的人。[56]

吴名岗的《周成王伐东夷及其重大历史影响》一文认为, 周成王伐东夷有众多史籍记载, 也有青铜器为证, 而周公东征不符合历史事实。[57]党艺峰认为, 汉武帝的重启对匈奴战争实际上是克服内部的政治危机。[58]

刘彦青基于"重耳之亡"事件, 依照《左传》《国语》《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资料比较, 认为《史记》视野更广阔, 材料繁简得当, 人物更加形象, 褒贬态度更加鲜明。[59]陈艺嘉通过对《史记》和《吴越春秋》"文种之死"的细读, 认为太史公通过文种之死勾连起吴越史中最为关键的三人的结局, 最终将矛头指向了薄情寡恩的君王, 而东汉赵晔则对文种进行了一番儒家化改造, 使其死亡带有了王霸之道对立的意味。[60]

项羽研究是《史记》人物研究的热点, 有多位研究者发文。马宝记的《"大":项羽生命悲剧的美学内涵》提炼出"大"作为项羽生命悲剧的美学内涵、性格特征、生命之魂, 由"大志"而"大气", 终成"大英雄", 终以"大悲剧"收场。[61]王书才、徐小娜辩驳了司马迁同情、赞美项羽的观点, 指出近代以来对项羽形象虚美化的原因。[62]程薇、程芳银针对谢亚鹏的观点, 深度回归文本场境, 明确项羽的英雄形象。[63]高阿稳、简苏重在揭示造成其悲剧命运的性格缺陷。[64]孙萍萍主要论述了项羽形象在影视传播方面的特点, 褪去神话色彩, 还原人性, 注重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 在多重矛盾中塑造复杂性格。[65]

欧阳清认为, 长期以来, 张良主要被塑造成一个深通谋略, 又有些"文弱"的谋士。到晚清之世, 知识精英们重新诠释张良, 其游侠形象大放光彩。[66]邵剑书认为, 曹沫形象展现了春秋时期士风变革、文武两类特质分道扬镳的大背景下"国士"群体, 在塑造侠客行为样态和价值取向的重要作用。[67]何一鹤认为, "李广难封"性格是主因, 自负其能、心胸不宽、讷口少言、胸无城府, 悲壮一生, 令人同情。[68]张丹、蒋波认为, 《史记》塑造的舜为贤明帝王, 其成长轨迹清晰明了, 真实可信, 但受到了天命观思想与儒家思想影响。[69]韦莹莹认为苏秦不是"倾危之士", 而是"进取之士"。[70]

屠忻悦对刘邦的负面形象[71], 迟旭对芈月[72], 黄邵震对刘邦的用人之术进行了论述[73]。

赵久军、龙金国、戴均禄都对《李将军列传》进行了细读, 赵久军品读了李广的"壮士"式的勇敢力战、"将军"式的宏达智慧、"士兵"式的同甘共苦。[74]龙金国揭示其"悲", 征战之悲在于生不逢时, 指挥之悲在于草率鲁莽, 人事之悲在于尔虞我诈。[75]戴均禄认为, 李广不封侯根本原因是达不到封侯标准, 治军不严、才能不足是主因。[76]

薛富兴的高度赞扬刺客是有胆有识、有德行、有抱负、有血性、敢践行, 为实现理想不计成本, 有恩必报的仁义、豪杰之士。[77]魏耕原认为, 司马迁用互见法全方位展现刘邦性格多维, 天命在我的荒诞舆论, 褒贬互陈, 否定多于肯定。[78]徐松高度赞扬了鲍叔牙的知人善任, 齐桓公弃嫌用贤, 管仲不谢私恩, 孔子、太史公褒贬鲜明。[79]

《史记》《汉书》的比较研究一直是研究热点。王福栋的《〈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李广传〉的比较研究》一文从文章结构、遣词造句、表达方式、细节处理、材料运用及综合评价等方面进行比较, 认为班固创作风格严谨客观, 司马迁则满怀激情善于寄予自己的爱恶, 记叙、写人力求生动。[80]严振南认为, 司马迁从维护个体生命层面出发, 强调游侠敢于犯禁, 救人于困厄的侠义精神。班固从国家立场出发, 有意混淆豪暴之侠与道义之侠, 力在突出侠的暴力凶杀的特征, 消解侠济危救困的品格, 目的在于抑侠。[81]王书才、徐小娜认为, 在体例方面二者均得大于失, 再比较其语句文字方面的差异长短, 认为《汉书》语句更整饬、叙事更简洁清晰, 但也有某些句子改动后不如《史记》原文更有深意。[82]

邓飞龙比较了项羽、刘邦的军事战略、战术[83], 李维钊把项羽与《老人与海》的圣地亚哥进行了比较[84], 刘方园把《伍子胥列传》与李寿卿的杂剧《说鱄诸伍员吹箫》的伍子胥进行了比较[85]。

可永雪的《论司马迁对人的研究》认为, 司马迁研究普遍的人性, 解剖个体人物, 民族劣根性根源得到探掘与曝光, 捕捉和锁定特定情势下人物的心理心态。[86]王俊杰认为《史记》"战争人物"有帝王、军师、战将等原型, 对后世历史人物有规范作用。[87]张晓兰从《史记·平原君列传》中"躄者"形象说起, 认为反映了先秦时期发扬蹈厉的士风、人性的张扬、鲜活的生命力及强烈的自我意识。[88]

严振南认为刺客复仇行为多与金钱、名声、仇恨、政治等因素相关。游侠施恩不求回报, 施恩不以报恩作为价值补偿, 具有无偿性特征, 刺客行为的本质是"杀", 游侠行为的本质"救", 这是刺客与游侠行为的根本区别。[89]董莉莉从刺客与金钱关系、人生信条、时代背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90]

范明英、彭体春认为, 《史记》中的母亲在母子性别关系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91]韩中华认为, 司马迁赞战国四公子其好客, 批其智昏, 叹其得失, 有所仁爱。[92]李凭认为, 司马迁将原为部落领袖的黄帝树立成华夏汉族始祖的形象, 魏收将黄帝拓展成为北方各族共祖的形象。二人为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奠定了基础。[93]

王衡认为, 《乐书》虽以"乐"为题, 但并非仅就"乐"论"乐", 而是礼乐互补, 相辅相成。用"乐"时, 只要遵循"礼"规范, 礼乐就能同时发挥教化作用。[94]李科平认为, 《乐书》系统论述"乐"的范畴、发生、本源及本质, "乐"是人情绪的表达, "乐""礼"相提并论, 整合在儒家"修身齐家"的价值逻辑之中。[95]

朱君毅认为, 《天官书》受到《周易》影响, 尤其是其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变"的思想和比附的方法, 与《周易》中的相关思想有着较深的渊源。[96]李伟强认为, 《秦楚之际月表》是最典型的史表代表。[97]

孙尚勇认为, 《滑稽列传》是关于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倡优鼓舞之戏剧的记录, 宜视为较早剧本之汇集。[98]孙纪文认为, 《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 文脉线条足以贯穿112篇传记文学的哲理议题, 从而与"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核心思想物化为一体, 同时与《太史公自序》之文的核心思想也互相照应。[99]刘凤泉、孙爱玲《也论〈屈原列传〉疑案(下)—〈屈原列传〉研究论争述论》是续作, 认为伪作说剥夺司马迁的著作权, 实为屈原否定说的旧调乱弹。而在维护说基础上提出的误字说, 从根本上解决了《屈原列传》矛盾, 彻底澄清了《屈原列传》之疑案。[100]

毋军保对酷吏的悲剧命运[101], 邓桂娇对探究贾谊传引录两篇同类型的骚体赋[102], 赵沈亭、李昱君对《外戚世家》对西汉前期上层妇女的身份地位[103], 凌璐丝对《李斯列传》分析了《李斯列传》的叙事特点[104], 赵宇鹏、史海嫣、贾玉洁对《史记·李将军列传》分析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105], 徐小娜对建国以来《游侠列传》研究进行了综述[106]。

张波通过《史记·礼书》和敦煌藏文书卷《礼仪问答写卷》比较, 认为汉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107]王晓宇通过《战国策·秦策》和《史记》中的异文现象进行研究, 主要分析异文在词义考释上的作用, 还可以通过异文以相互校勘和探索避讳文化。[108]

《班马异同评》通过比较《史记》《汉书》两书对应的篇目, 王晓娟认为, 刘辰翁的点评有三个倾向:一是十分注重文学特征, 尤其注重字词的评析; 二是关注《史记》《汉书》二书的句法、文法等写作特点; 三是能够运用评价小说的方法来点评历史人物。[109]赵宜聪对此论题也作了论述。[110]

常磊、吴疆就《史记》与《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的一处不同作了论述。[111]朱玉纯对《左传》《史记》于"礼"的差异及原因进行了论述, 认为司马迁对于"礼"的态度不及左氏重视。[112]肖代龙对《史记》《汉书》中"非吏比者""文无害""百二""十二"四词进行了诂正。[113]唐会霞、高春民就《史记》《汉书》对汉乐府发接受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114]赵丽就"循吏观"对《史记》《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115]刘洪生就《史记·龟策列传》与《庄子》之《外物》等篇进行了比较研究。[116]鲁涛、王晖以《世本》《史记》两书论说了西周中期共、懿、孝、夷四王关系异同。[117]曲柄睿就汉代宗室属籍档案与《史记·五宗》《外戚》两世家的编纂进行了比较研究。[118]

以《史记》中的某些话题展开研究, 就有了诸多启示与感悟。张大可先生以"饭局""为后王立法"为话题, 分别在《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9期[119]、第21期[120]刊文, 指出"饭局"改变人生, 改变国家命运。指出《史记》创作目的是为后王立法, 为人伦立则, 是治国宝典和人伦道德教科书。

吕壮、向燕南通过对比发现, "秦记"并不是特指某种秦国国家史书, 而是司马迁对他所见秦国几种历史记录的一个统称。[121]孟彦弘认为, 《史记》所见"闾左", 既非依附民或贱民, 也非流民或浪人, 更不是指闾佐, 而是"闾五"之讹, 即"闾(里)士五"的简称。[122]严明基于辛德勇的研究, 对"鱼梁""梁山"等词作出综合分析, 揭示了《说文》对"梁"字的解释在训诂上的错误。认为"陆梁"就是指对其两侧的地区起到隔断作用的一块高地或一条山脉。[123]

李学卫对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124]、师帅对《史记》中的讽谏艺术及其历史局限性[125]、李亚玲对《史记》中"苟富贵, 无相忘"情节[126]、徐军义对《秦本纪》与汉文化的历史主体[127]、叶枝青对论《史记》中的"大人"[128]等话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何凌风以《史记》"引录文章"为例, 研究其对偶艺术, 拟制足为后世效法的偶句格式, 以至成为东汉散文的普遍特色。[129]李英霞认为《史记》的语言艺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通俗质朴、灵动活泼是其语言风貌, 而传神与传情则是其内在的语言精神。[130]

曹强就王有宗《分段详注评点史记菁华录》音注韵母"例外字"进行了研究[131], 曾志雄对《史记》的新词新义进行了研究[132], 章新传、廖军凯对《史记》比较句进行了研究[133], 章新传、吴立、牟玉华以《史记》为例研究了连动式[134], 刘婧对《左传》《史记》人称代词"我""吾"进行了比较研究[135], 陶长军、张攀对《史记》单音节虚词进行了研究[136]。

张新科、靳希的《经典著作生命力的延伸与扩展—以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为例》一文认为, 20世纪以来, 国内的《史记》研究, 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 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向多样化发展。[137]张强认为, 司马迁是以文学笔法担当历史叙述的, 是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承担博大精深的历史哲学观的。司马迁通过为人物立传以文学笔法提出了新史学追求的文化目标, 大大地改变了先秦史学旧有的结构即在历史叙述真实性的基础上, 选择典型事件、典型细节, 用充满文学气息的笔法和生动形象的语言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 关注他们在历史中的价值。[138]王俊杰、刘敏认为, 《史记》战争文学有如下特征:有比较系统的战争观, 在战争叙事上有三种特殊形态, 可与兵法互相印证, "春秋笔法"得到广泛运用, "以兵驭文"的文章风采, 成为战争集体记忆的心灵化石。[139]

刘彦青以《史记》《汉书》为中心研究了汉代史传文学在汉赋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140], 石超对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进行了综述[141], 朱正平论述了《史记》的历史浪漫主义创作特色[142], 芮文浩研究了《史记》的"增饰"叙事策略[143]。

白璧玲、许盘清、马宝记研究《史记·货殖列传》所划的四大区经济区域, 辅以相关研究资料考证, 进而运用GIS来绘制地名、河川、地形等基本地图数据。[144]曾志雄认为, 荥阳是先秦重要的河渠之地, 战国策士的战略之地, 秦汉之争的角力场所, 汉初政乱的缓冲区。[145]梁中效认为, 司马迁对秦蜀栈道的系统考察与完美展示, 对建构以栈道为轴心的西部文明生成发展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印证和促进作用。[146]张文华认为, 司马迁对淮河流域的军事活动与攻守形势的精彩记述。[147]白赵峰认为, 帝王在秦东的会盟活动是秦东战争文化的重要内容。[148]

王子今认为, 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史记》和2013年修订本《货殖列传》作"江南、豫章"应作"江南豫章"。[149]后晓荣也利用大量出土的秦汉考古文字资料可以对《史记》2013年修订本进行更好的勘误和校读。[150]薛从军对《史记》地名借代问题进行了研究。[151]

王尧指出, 王泽三神、白发老者还是宣贶真君, 他们被视为霍山神化身, 都是受到以次级神灵指代上级神灵观念的影响, 其实前者本身是能够作为信仰主体出现的。[152]王宪昭认为, 《史记》中神话母题有文化祖先、帝王或其他人物神奇的出生类母题, 重大历史事件应用的图腾、神灵类母题, 君权天授、天命难违等命运先验类母题, 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生活中的征兆、巫术、祭祀类母题。[153]

刘德增以《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民俗分区, 从邹鲁民俗的基本特征论述了"风近邹鲁"成为民风优良的代名词。[154]刘宏伟认为, 《史记》的《五帝本纪》《大宛列传》和其他篇章记述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 是古代典籍中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第一手资料。[155]薛从军从历阳城的亚父遗迹景点、民间传说及地域风俗、诗文评论等考述了亚父文化。[156]沈琳琳以《鸿门宴》为例, 运用训诂方法, 为读者详细解读文中提到的有关古代饮食、礼仪、玉文化、车马文化等知识。[157]张虹研究了"司马迁文化"在渭南市旅游开发中的产业化作用。[158]

胡家骥的《从西汉文献类型看体例之来源》认为, 司马迁是在早期文献的基础之上, 赋予旧有文献形态全新的形式和功能。[159]李亚玲认为, 庄子之"忘"与司马迁"富贵无相忘"有着内在一致的精神契合。[160]

张新科针对汉魏六朝时期《史记》文学评论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从经典影响史的角度分析了《史记》对此期的叙事文学、诗歌以及文学理论方面的影响, 说明《史记》在文学领域已被初步认可接受, 对《史记》文学经典化具有积极意义。[161]俞樟华、虞芳芳认为, 在评点形态上, 《史记》奠定的中国史著"论赞"传统是小说评点的源头之一。金圣叹对《水浒传》与《史记》的对比分析, 以及对小说叙事技法的概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2]

孙悦认为, 归有光追慕司马迁, 《项脊轩志》受到《史记》的影响。[163]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 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164]

《艺文类聚》征引《史记》主要存在征引正文、征引注文两种情况。[165]以《史记》的视角评点《金瓶梅》是清人张竹坡小说评点的一大特色, 《金瓶梅》"全得《史记》之妙"的观点简洁厚重。[166]

殷陆陆以史记咏史诗为视角论述了唐宋诗人对《史记》范蠡形象的接受[167], 张萍论述了《史记》对《红楼梦》的叙事与人物塑造影响[168-169], 高军强论述了《史记》评点与明清时文风气转换[170], 黄娜论述了"发愤著书"与"穷而后工"创作理论[171], 周君论述了"发愤著书"对元代散曲创作的影响等[172]。

王志华认为, 方苞以提炼于《史记》的"义法说"成为桐城派的古文创作理论, 并形成一种带有符号性质的理论典范。[173]

韩大强认为, 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鲁迅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偏谬与误读, 如指认司马迁是"道家", 因记忆错误而张冠李戴等。[174]

诸雨辰认为,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以"圆而神"的评价称赞了《史记》与《汉书》, 并以独断之学解读了《伯夷列传》《屈贾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等篇目, 将历史文本置于关系之中加以解读。[175]

李建军认为, 孙犁撰写的《读〈旧唐书〉记》《读〈史记〉(跋)》等《史记》评论文章中, 理解其"会己", 总是联系着他的个人经验和人间世相。其"异我"造成孙犁对《史记》的某些重要价值的误读和忽视。[176]

王晓玲认为, 金圣叹将《史记》纳入了文学性研究的意义体系, 以《史记》为艺术价值尺度对《水浒传》的品评实践, 强化了《史记》文学经典地位。[177]王晓玲还认为,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中以《史记》为经典坐标研究, 赋予了《金瓶梅》文学与文化意义。[178]

王人恩论析《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有论《郦生陆贾列传》之"数见不鲜"一节[179], 赵望秦梳理书目对汉唐时期及明代《史记》文献的著录概况[180], 刘敏评述钟惺《史怀》内容[181], 芮文浩对钱钟书《史记》之学的古典小说话语进行了研究[182], 高一农、蒲兵对班固之"史公三失"进行了研究[183], 刘园园对叶适对司马迁"史法"的批评进行了研究[184], 娄梦然对苏辙对司马迁的史学批评进行了研究。[185]

蔡忠道就1949—2013年台湾《史记》研究成果以专书、学位论文、期刊论文等进行了纵论, 按照文学、思想、史学、语言(含考据)等4类, 汇整其成果, 总结研究特色。[186]

徐立俊认为, 藤田胜久通过我国已出土的文物资料对《史记》中有关战国的史料进行研究, 对于证实《史记》的史料来源、还原《史记》之前各种资料的本来面目、把握《史记》编纂过程中对原始资料的取舍以及提高《史记》记载的可信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87]李由结合"恒"字缺笔避讳及其他特点看, 认为安倍钞本祖本的上限当是宋真宗时期。将其与宋代监本《史记》相比照, 可以发现宋人校勘《史记》时受到了其时主流学术观念即孔颖达《尚书正义》的影响。[188]顾钧在《读书》期刊上介绍了华兹生翻译《史记》的经过以及对英译《史记》的成就及影响。[189]高风平认为, 对现存译本的对比性探析和客观理性分析对《史记》翻译或新译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导向功能。[190]

李小霞通过分析华兹生和倪豪士的英译本, 比较了两种译本在呈现中国形象时存在的差异并分析其成因。[191]李小霞、肖建平借助副文本理论研究《史记》英译本的译者翻译行为、翻译方法, 同时考察副文本因素所折射出的华滋生译本和倪豪士译本的生成环境和接受机制, 从而揭示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192]李秀英、孙杰比较了《史记》与《汉书》动物隐喻英译[193], 李娇就《史记》祭祀礼俗术语的英译策略进行了研究[194]。

王晓红认为, 茅坤的《史记抄》着意引导明代科举盛潮下的读者不仅学习《史记》之"形", 更应领悟《史记》之"理"。他以选本为武器, 标举、张扬自己的文学观念, 丰富和发展了唐宋派的散文理论。[195]

陈睿就《史记评注读本》论析了民国时期白话文的语言特色[196], 焦丽波就《百大家评注史记》的作者、文献价值以及上栏内容进行了评析[197-198], 肖于琳就《史记集解》的注进行了论析[199-200], 殷陆陆对《史记》三家注注释讹误问题进行了考辨[201]。

王永吉对点校本《史记》修订所用北宋景祐监本进行了考述, 景祐本即仁寿本。[202]吴新江、赵生群在《文史》期刊发表两篇文章, 就《史记》标点问题进行了汇辑。[203-204]李淑燕针对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中梁玉绳的《人表考》的标点的疏漏之处进行解析。[205]

朱枝富对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的祭奠司马迁及文化考察进行了述评。该文选录了薛引生的《祭文》, 介绍了渭南师范学院的史记研究学术重地功绩, 考察鸿门宴及函谷关的情况。[206]

赵继宁评析了清代程馀庆所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认为该书创新体例, 集注集评:集古今之注, 尤重地理注解, 方便后学; 集历代一百六七十名家之评论, 眉批评点, 成一家之言。[207]

朱志先认为, 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中国史教授吴淑惠以中文出版的《史记论析六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以其独特的研究角度, 细致的分析功夫, 新颖的论点为学术界贡献一部研究《史记》之佳作。[208]

颜震评论张学成著《〈史记〉人生艺术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以《史记》中的历史人物的人生成败为切入点, 讲历史, 说现实, 谈人生, 发人深省。[209]

水泽利忠为池田英雄氏《史记学50年—中日〈史记〉研究的动向》(1945—1995年)作的序(张兴吉译)[210], 认为该书将900多种《史记》资料, 进行比较解说, 揭示日中两国《史记》研究的不同状态, 并对各种研究方向及特点进行揭示。何建华认为钱跃撰著的《有德者昌—〈史记〉中的德政廉政智慧》(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是一部全新视角解读《史记》智慧的智慧之作。[211]李会康对阎崇东先生《〈史记〉史学研究》第七章专设《〈史记〉与地理学》一节进行补述。[212]

2016年期刊的《史记》研究有以下4个特点:

2015年10月在渭南师范学院召开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学术会议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 丁德科、马雅琴、梁建邦的《论司马迁精神》一文创造性地提出的礼义一统的核心观点引起较大社会影响, 被《新华文摘》2016年第6期全文转载。陈其泰的《〈史记〉"本纪"史学功能析论》被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6年第10期全文转载。

史汉比较(班马异同)研究是一直受人关注的话题, 有16篇之多。比较研究有数术叙事形态、游侠形象、汉文帝儒学倾向、公孙弘的差异、底层人民形象的异同、《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的比较、汉代史传文学在汉赋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汉文帝的差别、对汉乐府的接受、李将军(李广)比较、班固《汉书·项籍传》对《史记·项羽本纪》的改易、班马异同评、循吏观、马疏班密、章学诚的《史记》《汉书》解读等。对《史记》经济思想比较关注, 涉及12篇文章, 以孙洪升、宋一淼的《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陈奕霏、张智武的《司马迁的道德经济思辨与当代产业融合》影响较大。人物研究最为关注的历史人物是项羽, 涉及研究文章12篇, 其他人物刘邦有9篇, 韩信有7篇, 李广有7篇。项羽研究研究其军事思想、人物形象、悲剧性格、乌江考证、生命悲剧论析、形象比较等方面。《史记》对后世影响及对后代对《史记》的研究有37篇。其中韩大强的《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洞见与误读》被人大《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7年1期全文转载。张新科的《汉魏六朝:〈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起步》被人大《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7年3期全文转载。

期刊《史记》研究继续保持年刊发300篇左右论文的稳定数量, 研究既有一定的热点, 又保持研究领域全面、深入和争鸣的特点。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经济思想是热点, 但是他的创作思想、军事思想、音乐思想、哲学思想等也有一定的研究。尤其是有关司马迁生年的文章如吴名岗的《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兼论张守节〈史记正义〉不可尽信》一文引起争鸣, 在2016年11月初在重庆召开的"巴渝文化发展论坛暨《史记》学术研讨会"上, 集中讨论了司马迁的生年问题,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研究(第一辑)》就此问题选编三篇文章,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刊发6篇文章予以争鸣。

2016年期刊史记研究发文296篇,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的教育部名栏"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刊发学术论文83篇, 占全国期刊史记研究发文数的28%。2016年第1期的《论司马迁精神》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6年第3期集中推介了《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的5篇文章。著名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在2014年中国史记研究会年会上评价:"渭南师范学院已经成为《史记》研究的一个重地。"[213]郝建平评价2016年的司马迁研究时高度评价:"《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继续保持着司马迁研究主要阵地的地位, 其教育部名栏'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不仅发文数量多, 而且引用、转载率较高。"[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