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者： 2007-12-25 13:59

司马迁与《史记》的伟大贡献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所著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启了史学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在中国以至世界史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此书现已被译为英、法、俄等许多国家的文字，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和赞誉。

　　司马迁(公元前145一前87年?)字子长，左冯瑚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司马迁的先祖曾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学问渊博，曾写过《论六家要旨》，对先秦以来的儒、墨、名、法、阴阳、道德各家进行了分析和评论，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司马迁自幼就刻苦读书，“年十岁则诵古文”，曾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跟古文经学家孔安国研究《尚书》，进而博览古代典籍以至当代的档案文书，为他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20岁时就开始了漫游生活，探寻古迹与文化的流传。他曾任职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今云、贵地区，了解了西南夷的情况。因职务的便利，他曾跟随皇帝多次出巡，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不仅使他饱览了祖国壮美的名山大川，了解了下层群众的生活，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还使他考察了各地遗迹，掌握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为他日后写作《史记》奠定了政治、思想、史料基础。父亲病危时嘱咐他：“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父亲去世后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同样利用职务之便，他可以查阅“石室金匮”，即皇家图书馆所藏的各种典籍文书和档案材料，这无疑为他创作《史记》准备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组织历法专家制定了有名的《太初历》。这不仅体现了他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更说明了他确实智力超人，加之刻苦攻读、长期游历，他成为一个上通天文、下达地理、思想深刻、见解独特、学识渊博的全才。

　　《太初历》完成后，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但意想不到的一场横祸突然飞临。李陵奉命出征匈奴，战败被俘降敌。司马迁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被“幽于垒泄”。由于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结果遭受腐刑。这使他亲身感受到世态之炎凉、人际关系之无情、虚伪。他多次想到死，但比起要完成父亲的遗志来说，死又“轻于鸿毛”。这时，他想到了历史上许多人物正是在苦难境遇中著书立说，传之于后世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腹脚，兵法修列……”，他决心像古人那样，苟活下来，完成著书立说的大业。这一奇耻大辱确实曾使司马迁几乎陷于精神崩溃：“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这一奇耻大辱也给他的创作事业带来更大的力量，并使他对现实、对统治者的认识更加准确，使他反映在著述中的思想更加进步。司马迁出狱后做了名义上比太史令地位还高的中书令，实际与宦者无异，他的仕宦兴趣已荡然无存，他全身心投入到《史记》的创作上，55岁时，他终于完成了《史记》。他的卒年无从确定，大概在武帝末年。

　　《史记》的出现在我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史记》出现之前，我国就已有孔子整理的编年史《春秋》，以后又出现了《国语》、《左传》、《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多种历史著作，但影响力却远不如《史记》。《史记》的出现激发了更多人研究、撰写历史的兴趣，成书也随之增多，以至于史学蔚为大观，不得不从经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仅次于经而先于子、集的独立门类。从这点上说，司马迁不愧为中国史学的伟大奠基者。《史记》记载了我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总共3000年的历史。《史记》涉及时代久远，包含内容博大。《史记》有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万6干5百言。本纪叙述帝王政迹，并以编年形式，言简意赅地写出一代大事；表记载各历史时期的大事件，对于历史上起过作用而没有立传的人物，表也记载；书叙述了社会制度与自然现象，具有文化史的性质；世家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记载了某一家族的世代活动；列传记载各个时代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的历史。此五种体例虽各有渊源，但司马迁把它们综合于一书中，使它们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从而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纪传体裁，树立了我国史学史上一块不朽的丰碑，并直接影响着两千年来“正史”的编蟹。正如情人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诸侯，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家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司马迁写作《史记》成功之一取决于他掌握了大量史料。这些史料来源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先秦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司马迁称这些材料为“六经异传”、“百家杂语”。二是档案文书，这部分也是大量的。三是实地调查的资料，这比文字记载的资料价值大得多，特别是秦汉百余年历史的撰写，主要依据这部分活资料。如他曾亲临秦楚、楚汉战争的战场实地考察了山川形势。这样，他就能把当时战役战场的变化、军队出入的路线真实地再现于读者面前。正如顾炎武所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根据顾炎武的认识，《史记》对兵事地形描写的详细清晰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而太史公对山川地势的了解，也是后代书生难以企及的。司马迁用实际行动告诉后人一个不容置疑的道理：编撰史书必须亲历其境采访史事。司马迁对史料的态度十分审慎，凡所掌握的都进行考订选择，可疑的存疑，不知道的不采纳，奇谈怪异的不写，正由于此，《史记》才被后人一致公认为“实录”。司马迁十分重视现代史，所以《史记》的内容详近略远，而《史记》之所以上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为的是使读者了解当代发展的历史渊源。《史记》全书130篇，其中专记汉代历史的就有62篇，将近全书的二分之一，秦至汉仅一百年的史事，就占了全书篇幅的十分之六七。这也成为史学领域的优良传统之一。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他创作《史记》的宏伟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就是探求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家宣扬天人感应，认为天体宇宙与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天也有意志感情，天干预人事，天以灾异、祥瑞来表示对人的谴责与褒奖。但司马迁却认为，天体有自己运行规律，这种规律与人无关，人们只能并且必须按其规律办事。他还认为天没有意志，天的灾异与祥瑞与人间的祸福无关，天人没有感应。司马迁有时行文里也写“天”字，但这“天”指的是时势。司马迁写通史这种体裁就是为了“通古今之变”，即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的变迁户找出因果关系，以供当今及后人借鉴。《史记》中的十表最能体现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如《十二诸侯年表》叙述的是周室衰败，诸侯继起，五霸盛衰的历史。其他体例中也同样贯串了这一思想。这也就是说，他编写历史不是单纯写史实、写变化，更重要的是找出原因、指导后代。这无疑提高了史书的价值，为后世史家编写史书指出正确方向。司马迁在不信天命、反对迷信的同时，特别强调人的作用。他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这也就是说，司马迁认识到“君子用小人退”时，国家就兴旺，“贤人隐，乱臣贵”时，国家就危亡。他用事实证明人心向背是汉得楚失的一个关键。他指出项羽不善用人，不懂谋略，为人残暴，凡所过之境，又屠又坑又烧又掠，“无不残灭”，结果失去民心；反之，刘邦善用人，巧谋略，约束部众“所过毋得掠卤”。在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给军士”。他用史实充分显示了人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司马迁非常关注物质生产活动和国家经济、财富状况。《史记》中的《河渠书》记载了夏禹以来的水利发展史，第一次对全国的水利工程作了系统、全面的叙述。《平准书》叙述广西汉财政经济的发展及政策的变动得失。《货殖列传》重点记载’厂编户之民发财致富的事迹。司马迁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力图从经济生活探求历史发展的原因。他肯定布衣匹夫从事经济活动以求致富是合理的，他还用经济生活去解释社会现象，并得出“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结论。这也给统治者指明应满足人民最起码的物质生活要求，否则人民吃穿都无着落，哪还谈得上礼义呢?虽然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但也受到时代、阶级的局限，我们对他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赞扬司马迁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之所以是实录，显然取决于司马迁具有实事求是、据事直书的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一方面如实记载了汉武帝年间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的情况：“人给家足，都鄙凛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民务稼稿，衣食滋殖”，“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汉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耗费大量金钱搞封禅、求仙和巡游，结果“贫民流徙”，“国家用竭，海内萧然”，致使人民起而反抗，封建王朝出现危机的事实。司马迁在《酷吏列传》里记载的人物全属汉代，除一人为景帝时外，其余九人都是武帝时的。他痛斥宁成“其治如狼牧羊”，揭露宁成猛于虎：“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他说周阳由“最为暴酷骄您。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 之”。这就揭露了封建社会法律的虚伪性，更甚的是杜周为廷尉时不循法，而专以上意决定对犯人治罪或释放：“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之，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当时有人责问他，为什么不按三尺法决断案件，他竟毫不犹豫地答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原来在酷吏那里“人主意”即为法，法无非是“人主”的杀人工县。司马迁在《酷吏列传》里还揭露统治阶级残酷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一天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杀人“至流 血十余里”还不满足，竟说：“嗟呼！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更令人愤怒的是，他们的行为反而受到“上以为能”的称赞，可见这批酷吏是受汉武帝纵容的。司马迁对当时皇上的罪行都能直书实录，堪称后世交家的楷模。司马迁始终把揭露的笔端指向最高统治者，他在《游侠列传》中深切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表明司马迁对社会的认识极其深刻，对社会的揭露是深入本质的。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这就是说，每个朝代都有不据事直书的史家，其原因之一是史家只考虑个人利害，为本朝统治者歌功掩恶。比起那些史家，司马迁的无私无畏确实可尊可敬。因为司马迁敢于直书，所以他能大胆歌颂农民起义领袖，他把陈胜、项羽列入世家、本纪中，称赞“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他把陈涉比作征伐桀、纣的汤、武，歌颂陈涉说：“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清醒地认识到没有陈涉的发难，便没有暴秦的灭亡。陈涉在中国历史上确有“首事”之功，功不可没。项羽是汉代开国功勋高祖的敌人，败于刘邦，也终未建立朝代，但他灭秦的历史功绩前所未有。他曾做过西楚霸王，向全国发号施令，司马迁因此把他列入本纪中。这表明司马迁的胆识与真知灼见，司马迁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威力，认识到人民群众及其领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确实爱赠分明，他对那些为国为民族作出贡献的人物倾注了深深的感情，极力颂扬，借助他的笔，那些英雄形象及其光辉业绩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民心中，成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象征。司马迁称赞屈原虽被流放，仍“卷顾楚国、心系怀王”的爱国精神“与日月争光可也”。他肯定并赞扬了司马穰苴、吴起、李广等将领与士卒同甘共苦的精神，穰苴“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 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广之将兵， 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 食”。

　　《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司马迁具有很高超的语言艺术，特别善于采用当时口语，生动形象地刻画人物性格。《苏秦列传》中有一段苏秦与嫂嫂的对话：“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倡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短短的对话把嫂嫂趋炎附势的形象勾画了出来，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李将军列传》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句谚语表达了群众对善良人物的喜爱心情。司马迁善于用各种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人物大多个性鲜明，性格突出，具有典型性，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人们不仅把《史记》当做历史作品研读，还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欣赏。《史记》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体裁，也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体裁。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的典范作品，所以鲁迅先生赞美它：“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编辑：sang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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