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较：⼀对政治敌⼿的不同进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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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七陈友冰

  王安⽯变法是北宋中后期的第⼀⼤事，时⼈尽侧其⽬，围绕变法，拥赞与反对两派展开了

激烈的论辩及⽃争，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和王安⽯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是其中的⼀段公

案。过去，处于现实政治的考虑，有的⼈将司马光划为⼤官僚⼤地主等豪强贵族的代表，将他

的《与王介甫书》说成是对新法的⽆端责难；⽽王安⽯的《答司马谏议书》则是

“

针对司马光强

加于新法的种种罪名，观点鲜明、要⾔不烦、理直⽓壮地加以驳斥，表现了⼀个改⾰家的坦荡

胸怀和⾼度⾃信

”

。其实，司马光此信绝⾮谋少数⼈的私利，此公⼈品更如光风霁⽉，绝⾮王安

⽯在信中所云的那种

“

壬⼈

”

，他对新法的批评也并⾮都是

“

邪说

”

。可以这样说：他们都是在为国

⽽谋，只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法不同；《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都是椐实⽽发、⾔

之成理，但⼜都从⾃⼰的⽬的出发⽽回避了⼀些要害问题。因此，把两封书信加以⽐较，看看

他们是如何从⾃⼰有利的⾓度进击⼜如何进⾏避让，不仅使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不会以

今代古，同时也让我们在⽂章的⽴论和驳论技巧上得到⼀些教益。下⾯⾸先看看两⽂产⽣的时

代背景。

⼀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积贫积弱的朝代，国⼒衰弱问题暴露得特别早，冗官冗吏、冗

军冗费⼀开始就成为不治之症。北宋⽴国之初，鉴于唐末五代军政割据的状况，设⽴了不少新

机构，分夺宰相及地⽅长官的财赋、军事之权，使政治机构与官僚之间相互牵制，防⽌藩镇割

据乃⾄分⼟⽴国，确保皇权的地位。这样，国家机构臃肿的弊病就⽆可避免。宋王朝为了巩固

统治，于多年兵祸之后，采取崇⽂抑武的策略，笼络⽂⼈⼠⼦，开科⼤批取⼠，滥赏官爵，供

养了⼤批冗官，官多位少，待遇相对低薄，于是想⽅设法搜刮，吏治因此败坏。开国初，为了

收夺将领兵权，挫丧天下锐志，公然⿎励官僚购置⼟地⽥产，及时⾏乐，导致⼟地兼并的急剧

加速。宋朝的民族⽭盾⾃始⾄终是⼀个严峻的问题，辽国、西夏、吐蕃，环伺边境，军费和买

安费惊⼈。再加上军队战⽃⼒差，屡战屡败，只得⼀味扩充军队，⾄仁宗庆历年间，兵员已达

⼀百⼆⼗五万九千，直接导致财政⼊不敷出，产⽣⾚字，于是⼈民负担更为沉重。这些因素，

致使国内社会⽭盾⼀直很⼤，开国数⼗年，就爆发了王⼩波、李顺起义，庆历、嘉祐年间，农

民和⼠兵更是纷纷起事。这些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使得⼀些不⽢因循守旧的有识之⼠发出

改⾰的呼声，在王安⽯之前的庆历新政正是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批⼈发动的。在苟安的保守势

⼒的极⼒阻挠

.

下，庸禄⽆为的仁宗先⾃动摇，不可能给予新政派以坚决的⽀持，因此，新政不

到⼀年，即告失败。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但其影响还是巨⼤的，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或多或少地进⾏了⼀些改

⾰。庆历⼋年⾄皇祐年间，陕西转运使李参为了解决军粮，在农民青黄不接时，

“

令⾃度⾕麦之

⼊，予贷以官钱，⾕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

”

效果⾮常不错。两浙转运使李复圭、明州知府钱

公辅等曾将差役中的衙前改为募役，以⽅便民众。均输、民户代官养马等改⾰也在个别地区施

⾏过。可以说，这些尝试为后来的王安⽯变法提供了借鉴作⽤，也作了⼀定的舆论准备⼯作。

  王安⽯，北宋著名的政治改⾰家，其⾃幼随⽗亲辗转南北，历见民间困苦的现状，在《感

事》诗中曾写道：

“

贱⼦昔在野，⼼哀此黔⾸。丰年不饱⾷，⽔旱尚何有？

”

⾃此，

“

慨然有矫世

变俗之志

”

。庆历七年（

1042

）任鄞县知县，利⽤冬闲，⼤兴⽔利，在青黄不接之际，将官仓粮

⾷贷与县民，规定利息，秋后归还，既使贫者免于⾼利贷的剥削，⼜可使官仓储⾕新陈相易。

除此之外，还兴办学校，建⽴保甲制度，做了不少实事，为以后变法打下了实践基础。王安⽯

任官愈久，愈憬觉北宋政治制度的窳败，

1058

年，写成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事书》，指出

了王朝内部潜伏的⽭盾和危机，并提出了改⾰的要求和⽅法。虽然这些呼吁没有得到当政者的

重视，但王安⽯通过有策略地影响朝野名⼠，引起了⼈们的注意，博得同僚们的推许。这些⼈

中就有司马光，其学⽣刘安世⾔：

“

当时天下之论，以⾦陵（即王安⽯）不作执政为屈。

”

可见王

安⽯在变法前已深负众望，许多⼈把除弊振弱的理想寄托在他⾝上。

  神宗即位，锐意⾰旧布新，冀图尽扫贫弱颓废，于是⽴即起⽤久享声誉的王安⽯。⼀开

始，神宗对改⾰的必要性还认识不清，存在

“

本朝有百年⽆事

”

的疑问，王安⽯上《本朝百年⽆事

札⼦》，分析开国以来的情势，指出

“

累世因循之弊

”

导致

“

农民坏于徭役

”

、

“

兵⼠杂于疲劳

”

，理财

不得法导致

“

民不富

”

、

“

国不强

”

，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只是

“

赖⾮夷狄昌炽之时，⼜⽆尧汤⽔旱

之变

”

，所以百年⽆事。王安⽯继⽽分析这种状况

“

虽⽈⼈事，亦天助也

”

，认为

“

天助之不可靠

恃

”

。可见王安⽯所理解的

“

天助

”

实质就是偶然性，这些话隐⽰着⼀旦情形有变，王朝将⽣不测

之患，据此，王安⽯认为

“

⼤有为之时，正在今⽇

”

，坚定了神宗的改⾰决⼼。

  熙宁⼆年，王安⽯开始陆续推⾏新法，熙宁七年，王安⽯第⼀次罢相，次年复出复罢，⾃

此，变法停顿并⾛向败废。应该说，王安⽯变法的本意和构思是有合理因素及积极意义的，是

针对时弊⽽发的，但世事往往难致⼀途⽽同归，宋朝各地具体情况差别很⼤，同⼀政策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