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母亲，我不能不说说北京朝阳门外的南营房。南营房四甲57号，是母亲的娘家，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居民小区，与北京众多小区如出一辙地相似，如出一辙地陌生。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没了，成为了记忆；那些熟识的老街坊们也散了，无处查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回过那里，去看望意识已不甚清晰的舅舅，尽管那时母亲已经故去十几年，南营房的街坊们见了我还在盛赞母亲的婚姻，怀念从这里走出去的母亲，谈论着状元媒人刘春霖。

记得我最后到南营房的时候是个温暖的冬日，舅舅陈锡元和他的朋友老纪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纪带来的一包“怪味胡豆”，胡豆来自老纪儿子从四川出差回来的奉献，在北京是一种新兴食品。俩老头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有些亢奋。我进门的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舅舅一见面就告诉我，南营房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开春这儿就将变成一片平地，陈列在朝阳门外几百年的南营房将不复存在。舅舅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喉咙里压着痰，很简单的事半天才说清楚。屋内的生铁炉子泛出煤烟的气味，有点儿呛人。南窗污浊的玻璃闪烁着历史的辰光，不是没有擦拭，是压根就擦不出来了。推溯玻璃的历史，年龄肯定比我要大，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一度曾经将它作为镜子。两个苍老的人，抿着没牙的嘴在吃豆，伴随着胡豆的还有一包用黄糙纸包着的豆制品———素鸡。低劣的白薯干酒，从钉了铜锔子的小酒壶里源源倒出，两个质地、样式不同的酒盅，老旧的图案，在酒的洇润下显得有些生动。红漆的炕桌上积满了油腻，墙上挂着两年前的盆景挂历，空气中飘浮着尘埃……这就是南营房，我母亲的娘家。

我安慰舅舅说，拆了旧的可以住新的，新楼房有暖气，有卫生间，清新亮堂。

舅舅喃喃地说，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他念叨的是清末街头小戏《锔大缸》里的戏词。

老纪将一颗怪味胡豆搁在嘴里，眨了半天眼睛，嘴了又，说不出一句话。炸了一辈子开花豆的他，很难将怪味胡豆一语说清，说不清怪味胡豆就如同说不清他眼前的日子，说不清他那些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儿女们。他的儿女们先后都从各自的单位出来了，老纪到底也没搞清他们扔了铁饭碗，究竟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跟舅舅谈了安置父母骨灰的事情，老北京的风俗，这样的事情必须舅舅来做主，没有舅舅的首肯，一切都不算数。明知道跟糊涂的老舅舅说了也是白搭，可是我不能不说。果然，舅舅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没言语，大约是没听明白。末了他说，我不搬，他们在墙上防狼一样画满了白圈，只能是吓唬狼，吓不着我。

老纪也说不搬，他要和我舅舅着，一块儿为保卫南营房而战斗。

我说我说的不是拆迁，是我父母骨灰的安置，现在老两口的骨灰还在家里放着，小辈们已经有话了，说“害怕”。舅舅这才问骨灰要安置在哪儿？我说西山，舅舅说西山不好，最好安置在东大桥南边的芳草地，那儿是专门埋人的地方，离南营房也近，说我母亲什么时候想家了什么时候就能回来看看。老纪说，芳草地如今早已不是坟地，成了学校了，再说，那过去的乱葬岗子也不是盘儿该去的地方，盘儿是有身份的人了。

他们说的“盘儿”，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小名叫“盘儿”，这是她临终的前一天晚上告诉我的。

舅舅说，我姐姐嫁到你们家就是扔了，她再不是我姐姐了。

老纪说，西山风景好，有山有水，盘儿歇在那样的地方，不亏。

我给老纪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端过去，老纪穿着光板军棉袄，身上满是油渍和饭汤，酒糟鼻，老年斑，一双烂眼圈，一肩头皮屑，属于典型的糟老头子系列。老纪并没接那酒杯，却抓过我的手，用那皴裂的糙得像锉一样的掌心小心地摩挲着，一股强烈的油腻味儿直冲我的鼻孔。老纪说我的手像母亲，修长细腻，绵软无骨，于是，烂红的眼圈变得更加红润，如同沾了露水的桃花，闪烁在下午的阳光中。我有些别扭，按说老纪是长辈了，长辈的老纪这样做是对晚辈的亲切和疼爱；别说摸手，就是亲一口我也说不出什么，可这会儿却总觉得腻味。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老纪说，刘状元的媒做得好，我早就说过，盘儿命中注定要遇着贵人，人家该着走出去，活在南营房，生生儿就把她沤坏了。她走的时候，我往轿子里塞了五斤炸开花豆，搁在她脚旁边，给她压轿。

舅舅说，人家正儿八经压轿是用银子的，哪儿有用开花豆的。

老纪说，我不是没银子嘛。再说了，压轿的银子也不该我出哇，我算老几！

两个老头开始抬杠，老纪说状元刘春霖来南营房放定，连警察都动用了，害得刘状元是随着彩礼挑子一步一步走进胡同的，汽车根本开不进来，满街的人都是看状元的。舅舅让老纪再不要提什么“状元”，说没有“状元”就没有他“文革”两年的牛棚和九次半的批斗会。单位人都说他没心眼，其实一回回的批斗他都在小本上记着呢，谁也跑不了，有他算账的时候。

我知道，舅舅那个“变天账”总共写了没有三页，还是他二年级孙子的代笔，其实就是交代，交代他在日伪警察署当巡警的事。内中没有别人，写的全是他自己。“清理阶级队伍”一结束，本子就被他的儿子烧了，儿子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爸爸当过日本人的警察。老纪说，刘状元不介绍你去当警察，盘儿也嫁不出去，生生地把盘儿拖在家里当老姑娘。还是人家状元看得准，不把你推出去就没你姐姐的前途，状元的这步棋走得高妙，非常人能比。大凡状元都是被魁星点过的，魁星点斗，状元是天上的星宿，不是一般凡人。

舅舅和老纪谈论刘状元，却绝口不谈我的父亲。其实父亲的名声不比状元小，父亲是皇上的亲戚，有着“镇国将军”从一品的头衔，论和舅舅的关系，应该比状元更近。刘状元在日本将投降的时候去世了，我的父亲却是活到了解放以后，还当了政协委员。舅舅和父亲的关系十分微妙，每回我去舅舅家，我进门后舅舅都要往外看，看我后头是不是还跟着父亲，可每回都很失望。舅舅在我跟前肆无忌惮地说着父亲的坏话，他说父亲势利刻薄、狡诈不仁，是个小人，这样的人物是不得好死的。然而我却没听到过父亲说舅舅的坏话，自然也没谈论过南营房的街坊们，看得起也罢，看不起也罢，自母亲过门以后，父亲从未到过母亲的娘家，这倒是事实。

父母亲的婚姻谈不上门当户对，穷门小户的母亲，嫁入天皇贵胄之家，本身就是一个不和谐，更何况还是续弦。父亲前边的妻子已经有着一帮儿女了，这让母亲一生都很别扭。满腹经纶的父亲与目不识丁的母亲在文化上反差极大, 完全是失衡的。以这样的差距作为婚姻的基础，对母亲来说，应该是一出悲苦戏的悠悠慢板，甭管说媒的是什么状元，甭管出嫁的场面是多么的风光，日子还得自个儿过，岁月还得慢慢儿磨。清朝有律例，“良人奴婢相为婚姻，各离异改正，良自为良，贱自为贱”。虽然已经到了三十年代的民国，但“柴门对柴门，木门对木门”在国人的婚姻缔结中仍旧是定式。

刘状元做的媒当是一个特例。

我成年以后问过母亲，问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

母亲说，好。

我说，真的很好？

母亲说，真的很好。有什么不好吗？

我不能再问下去，再问下去将是一场糊涂的对话。母亲为她衣食无忧的日月而满足，为丈夫的温和儒雅而陶醉。南营房的女儿思想简单，没有那么多惆怅和矫情，没有那“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的自作多情。我的顾虑，都是文人心态。古人说得对，“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世间真的没那么多麻烦。母亲不在乎文化，母亲在乎日子。

母亲就是母亲，南营房就是南营房。

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跟父亲谈到他繁杂的多重的婚姻，如若有，我相信那一定是两个文化人的交流。从父母完满的婚姻结局，我体会了“恩爱”的含义，“恩”在先，是责任和义务，“爱”在后，是基础和铺垫。或许如母亲所说，真的很好。

（未完待续）

故园四望梦依依

——读叶广芩《状元媒》随想

叶广芩的中篇小说新作《状元媒》由《北京文学》发表，要配发一篇评论。主编很欣赏这篇作品，建议由我来写，说是广芩也有此意。我很看好叶广芩的创作。早在她的《祖坟》刚获得《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时候，碰到老友李国文，国文对那篇小说的成就和作者的才能，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我多加关注。国文是功力深厚的老作家，经验丰富，且具法眼，不仅曾熟读《红楼》成诵，而且全文点评过《三国》，我称之为《李批三国》，即使与著名的毛宗岗点评比，也有其特色鲜明的优长。因而，我很相信他当时对刚开始崭露头角的叶广芩的评价。此后，我便很留意叶广芩的作品和创作发展，也参加过几次她的作品的评奖，甚至还参加过她的《全家福》改编为话剧剧本在北京人艺上演前的专家讨论，虽然那个戏后来的演出并不十分成功。

包括《祖坟》在内的系列家族小说，为叶广芩赢得了文坛公认的才名。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并且高居榜首的《梦也何曾到谢桥》，就是这个系列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能够反映当代中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叶广芩的系列家族小说，能够写一篇，是一篇，大致都能保持在相近的同一水平线上，没有太大的起伏。不像有的作家，包括个别大牌作家，好一篇，差一篇，成了名，便疏于打磨，甚至粗制滥造，萝卜快了不洗泥。

《状元媒》应该说是叶广芩家族系列小说的一篇新作，依旧新颖别致，占尽题材优势，人物声口毕肖，叙事意趣横生，而且京腔京韵，京味十足。这篇小说，讲述的是母族的故事，兼及父族，写的是母亲的婚前生活和与父亲结婚那档子事。母亲是主人公，是故事的主干，其余人物、故事，都从主干生发开去，最终形成枝干交错，枝叶纷披的整体艺术效果。

先说题目。《状元媒》本是一出很有名的传统戏曲剧名，秦腔和京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先后有改编本演出。京剧改编演出于1960年，是张派名剧，张君秋主演秦郡主，马连良、谭鑫培分别饰演杨六郎和宋王，可谓名角荟萃。叶广芩开篇便从这个无论剧目和剧情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切入，写出状元的稀有，和状元为人做媒的更为稀有。但正是这种亘古稀而又稀，微乎其微的状元做媒的故事，却发生在叙事主人公“我”的父母亲的身上，从而造成了这篇作品最大的悬念，吊起了读者的胃口，调动起他们的审美期待和探究心理。袭用的是人家现成的旧题目，做的却是自家绝妙的新文章，好文章。即以作品的审美境界，文化含量和艺术手法而论，此小说都大大超越了彼剧目，此《状元谋》已远非彼《状元媒》了。

欣赏叶广芩的《状元媒》，我以为有三点比较重要：叙事技巧，地域文化气韵和人物描绘。

叶广芩很会讲故事。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事件，有场景。如何把这些要素织锦似的编织为流畅、浑然的艺术整体，让读者爱读，读得兴味盎然，甚至入迷，沾上手就放不下？这就要看作者的叙事功力了。叙事功力，一是结构技巧，二是说话技巧。一件平常的事，到了叶广芩的笔下，总能讲得出彩；一句平常的话，从她的笔底流泻出来，总会意趣横生。比如，在那个温暖的冬日，作者写她最后一次去南营房57号母亲的娘家，正碰上她的舅舅和舅舅的朋友老纪就着怪味胡豆喝酒喝得微醺的情景：“俩老头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有些亢奋。我进门的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快要拆迁了，可以住上有暖气、有卫生间，清新亮堂的楼房了，但是老人在这里住惯了，这里留着他们大半辈子的喜怒哀乐和风雨人生，所以怀旧，热土难离，所以便有了悲情和伤感，便眼泪汪汪。而旁及黄猫张牙舞爪的一笔，看似闲笔，却也涉笔成趣，闲处不闲，顿时增加了画面的动感。以猫的亢奋，反衬托喝高了的俩老头的亢奋，实在是神来之笔。

叙事就是说话，话说得寡味，索然无趣，是不能指望读者的青睐的。叶广芩的家族系列小说所使用的语言，是在她的母语北京地方话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文学语言，艺术语言。从文脉承传上看，走的是老舍一路，却有自己的特色与个性。但她的艺术语言，在家族故事的记叙上，亦随人物的社会身份、阶层、文化熏陶的不同而有雅俗的变化与调适。一般来说，讲父系家事，虽然清室覆亡后，屡经变迁，早已衰败不堪，但贵胄皇亲的架子不倒，余绪尚存，那作派，那心理，那自我感觉，即使到了叶广芩这一代，也并不荡然，故叙事语言多趋雅；而像在《状元媒》里，讲述朝阳门外南营房一带母系家族人等的旧事，多涉市井小人物的命运，即使日子过得稍好的纪家，也不过炸开花豆而已，至于作“补花”工艺活儿的母亲，更是挣扎在生活的底层，所以在语言的运用上便不能不趋俗。但俗也罢，雅也罢，叶广芩都能运用得颇见亮色，颇多北京话里特有的幽默和意趣，从而显得京味十足。

语言是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表现之一。除了语言，还有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节庆礼仪，婚丧嫁娶，风俗习惯等等，也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来。

叶广芩的写北京，不是身在北京写北京，而是离开北京的几十年后，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之后，作文学的和艺术的追忆。有点像林海音写《城南旧事》，虽说不是海峡远隔，却也到了地域差异相对较大的西安。她在北京读了中学和护校，然后分配到陕西做护士。从事悬壶济世的医务工作前后20年，又逐步转向专业的文学创作。她已经在陕地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成了秦人。北京只是她的故乡、故园、故家。故园四望梦依依。因此，她的家族故事展开的北京，是记忆中的北京，但也因为有了别处的参照、对比，例如西安的参照对比，而更加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也更加鲜明起来。这很像上一世纪20年代前后鲁迅的在北京写绍兴，30年代沈从文的在北京写湘西，当代作家周大新的在北京写南阳。叶广芩在《状元媒》里所写的母亲出嫁前和出嫁时的旧事，以及用以烘托这些故事的环境和不得不营造的氛围，她都不是亲历者，没有直接的切身体验作依据。

故事的主体部分是从父亲、母亲，以及到了上一世纪80年代还活着的舅舅或老纪那里听来的。但叶广芩有超常的艺术想象力和故事编组能力，她可以在广泛收集资料、广泛寻访的基础上，通过假定，复活父辈们的生活场景。另外，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北京的许多主要街区市井和人文景观，变化都是相当缓慢的，例如，母亲娘家朝阳门外的南营房，还有不远处坛口的景升街热闹而又杂乱的市场，叶广芩就保留着许多自己儿时关于那里的记忆。这些自己曾有的记忆，以散文的笔调抒写出来，很自然地穿插于许多她不曾亲历过但却是会有的实情之间，遂使画面活了起来，显得可信。比如写到母亲南营房的生存环境和贫困亲友时，有这样一段勾勒：“随着旗兵的衰落，南营房逐渐沦为穷杂之地，所住人物有旗兵后代，有做小买卖的，唱大鼓的，捡破烂的，还有妓女和盗墓贼，多是穷苦人物。

以我母亲所住的四甲而论，有卖炸开花豆的老纪，卖炸素丸子的老安，戏园子扫堂的刘大大，澡塘修脚的白师傅，收旧货打小鼓的葛先生……五花八门，各有特色。”这些市井下层人群，未必都是作者亲见和有过直接交往的，但是她写到小时候陪母亲回娘家时，在三甲拐角吃井大姨儿的炸馇，“蘸着蒜汤酱油，外焦里嫩，咬一口能把人香一个跟头”；还有“虫子铺”，以及母亲从“虫子铺”买了药给老五烙在饼里吃，打下一盆子绦虫的记忆，却是亲历的。正是这类描写，在会有和曾有的假定或体验中，营造出浓郁的北京古老都市的地域文化气氛来，真实可信，令人击节赞赏。

小说是写人、人的命运和心理的艺术，而家族小说又常常渗入较多的作者自传性的因素。《状元媒》亦应作如是观。母亲的形象是成功的，她勤劳、诚实、孝顺，父母过世后为抚养弟弟成人，30岁了，还不肯嫁人。偶然的邂逅，鬼使神差地由状元刘春霖作媒，续弦给贵胄之家，丈夫比她大18岁。这在她是命运、身份的转换。然而从婚礼的情况看，她至少在当时没有幸福感。但后来似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自己也对女儿说，她和丈夫的婚姻好，“真的很好。”叙事主人公的结论是：“母亲为她衣食无忧的日月而满足，为丈夫的温文儒雅而陶醉，南营房的女儿思想简单，没有那么多惆怅和矫情”。“母亲不在乎文化，母亲在乎日子。”

除了母亲，和母亲有关的人物，包括父亲、刘状元、七舅爷、老纪和老老纪、舅舅，特别是有关李震江、王彩蝶的笔墨，多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看来，叶广芩的笔墨，不仅能适应皇亲贵戚后裔的书写，而且也能拓展向书写社会下层的穷杂人等。

132/大师 【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年第12期】丁邦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