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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也曾引过王国维的话:“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他说皋文真是很顽固。“皋文”是张惠言的号，“为词”就是对词的解释和批评。他说像温庭筠的《菩萨蛮》有何命意?这些词有什么深意?没有的，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都被用一个网罗把它们套进去了，说都是风骚比兴，都是《离骚》的意思。

不但如此，还有一个李冰若，他的《栩庄漫记》就提出来更不同意的看法。他说“论人论世全不相符”，他说温飞你要看他的为人，看他当时生活的情景，他不是一个有屈原的忠爱缠绵的理想的人，论人论世不相符合。而且他还说:“以无行之飞脚，何足以仰企屈子?”以一个操行不好的温飞卿，你怎么能够让他提高地位来企比屈原呢?(诸引文请参看《迦陵论词丛稿·温庭词概说》)

我们现在讨论刚才提出的问题。张惠言用这种比兴寓托，用屈子《离骚》的含义来解说温庭筠的词，我们可以在西方的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上给他找到依据。你要知道，中国古人常常在他说的时候，不给你理由。他说“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为什么温庭筠的词使你想到屈子《离骚》的寓托呢?他不给我们解释，他也没有理由，所以，大家尽可不相信。我虽然尝试给他从理论上找到了依据，他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因为确实温词所用的语言的符号，有合于我们中国的文学的传统，合于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形成的一些语码的钮键，可是有人不相信就提出来了，说是“论人论世全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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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作者如果没有这个意思，读者可以有这个意思吗?温庭筠没有风骚比兴的意思，张惠言可以给他加上这个读者的衍生的意思吗?我要说，在中国旧日的诗论的传统上，本来也是可以的，而且是曾经受到鼓励的，这是我们中国诗歌理论一个悠久的传统。大家一定记得，孔子讲到诗的时候曾经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孔子论诗，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说可以兴。我们昨天曾经讲过比兴之说，就是可以兴。这本来是我们最原始的、最基本的一个作诗的方法方式，一种引起你作诗的感发的作用，是诗歌的生命的孕育和活动的一种作用，是见物起兴。钟嵘就曾经在《诗品·序》中说：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在我们中国说有阴阳之气，所以冬至阴生，夏至阳生，阴阳之气运行，气之动物，于是就感动了万物。所以春天阳气运行的时候，草木就萌生了，秋冬之际，当阴气盛起来的时候，草木就凋零黄落了。气之动物，所以物之感人，万物的生长使我们欣喜，草木的黄落使我们悲哀。陆机的《文赋》也曾说：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因为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所以我才要引证他们的话，这不是我的话，这是中国的传统。我们看到草木的黄落，就悲哀了；我们看到春天草木柔条的生长，就欣喜了，所以“摇荡性情”，我们人的生命与草木的生命，有一种生命的共感，于是就“形诸舞咏”，在歌舞吟咏的诗歌上把它表现出来。而使我们感动的，当然不只是外界草木的生长和凋零。如果没有感情的草木的生长和凋零都使我们感动，那么人事的种种现象当然就更使我们感动了。《论语·微子》上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你看到草木鸟兽的种种情况都使你感动，那人世间的情况呢，难道你不感动吗?所以，杜甫的诗才反映了天宝的乱离。那整个时代的国家的残破、民生的艰苦，使得杜甫感动，写出伟大的诗篇。兴是什么?从作者来说，是他见到外界的大自然或人世的种种现象，引起他内心的感动。可是，孔子说诗是可以兴的，不仅是外界的自然界、人世的现象使作者感动，作者写出来的诗也可以兴，可以使我们读者感动，所以，诗歌是奇妙的东西，是一个活的东西，诗歌是带有生命的东西。我们不要用那些条条框框把它卡死了，把它扼杀了，不要这样做!我们要认识那诗歌本身所带着的生生不已的千百年仍然使我们感动的生命。

诗是可以兴的，而且不只是说你说什么就使我感动什么。杜甫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我曾经写诗，反映当我年轻的时候在沦陷区读书的思想，说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慷慨歌燕市，沦亡有泪痕”。这是我写的诗句，当然写得不好，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土，我说我们生活在沦陷区读书的时候，“沦亡有泪痕”。我们读了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就非常感动，但我们还不是说诗歌反映了什么现实就使我们体会到什么样的现实，我们就有了跟诗人同样的感动。这当然也是一种兴。

但是，孔子所说的兴，还不只是如此。在《论语・学而》里边，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学生的谈话：

子贡曰:“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日:“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问孔子说，一个人做人，你虽然贫穷，但也要有骨气，不要因为自己的贫穷，就变成这样的卑屈，这样的谄媚。他说如果贫穷而不这样卑屈谄媚，一个人也不要因为物质上的富有向人表示你的骄傲，这样做人如何呢?孔子说，你只是消极地贫穷不谄媚，富贵不骄傲，但是做人不只应当贫穷时不谄媚，而且还应安于贫穷。虽然物质上缺乏，但是你心灵上有一种自已平安的快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所以说仁者不忧，有这样一种内心的平安，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富人有了物质上的富裕以后不但不骄傲，而且是有礼法的，知道谦虚的，这就更好了。这本来讲的是做人，孔子这么一说，于是子贡就说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当孔子跟学生这样问答，学生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他把它提升了一个层次，是说“贫而乐，富而好礼”。他的学生也是聪明的学生，说《诗经》里有这样两句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好像琢一块玉，本来是一块璞玉，跟石头混在一起，可是我们要琢，把它变成晶莹圆润，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其斯之谓与”，就说的是这种情形吧。

孔子把做人的境界提高了，而他的学生就联想到璞玉琢成美玉的两句诗，这两句诗本来不是说贫而乐、富而好礼的修养，子贡引用这两句诗，只是子贡的联想。

另有一段故事，有一天孔子另外一个学生子夏来问孔子：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于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巧笑倩兮，是一个女子笑起来很美丽，她眼睛流盼的时候光彩照人。素本来是朴素洁白，绚是绚丽，子夏说“何谓也”，他问这是什么意思?素的白的怎么会是最有色彩的呢?怎么会是漂亮的呢?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说作画是先要找一个洁白的材料，绘面的事情“后素”，是要在素以后，就是说先要求质地的洁白，“唯白受彩”。只有白的质地，你才能涂上绚丽的色彩。如果本来是龌龌龊龊的东西，你无论如何不能着上鲜艳的彩色。孔子说了“绘事后素”，他的学生子夏很聪明，马上产生了一个联想，说:“礼后乎?”说按老师这样说，人，最基本的是内心的思想感情，你尊敬一个人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外表的形式的礼节是次要的，根本是你内心要先有这样一种本质，这才是重要的。

当孔子跟他的学生子贡谈到人的修养，子贡就联想到诗句，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说我可以跟你谈诗了，是因为孔子告诉他一件事情，他可以推想到孔子没有告诉他的事情，当子夏问孔子以后，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孔子认为可以跟他谈论诗歌的是什么样的学生，是有丰富联想的学生，不是只理解字句表面的人。

（图片源自网络；编辑、排版：闫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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