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虚美 不隐恶

“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记叙态度严谨，反映事实准确，不仅善恶必书，而且恰如其分：对“善”不虚张，对“恶”不隐讳。司马迁记叙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不做全盘肯定或否定，而是原原本本讲清人物言谈行事，以及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依据事实，给予客观的评价。例如，司马迁反对秦朝的暴政，却肯定秦朝的统一之功和制度体系；司马迁颂扬汉家一统，却又深刻地揭露了汉家帝王的一些隐私和弊政；司马迁肯定项羽灭秦之功，把他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但也批判了他的残暴不仁。特别是对高祖刘邦的记述堪称典范。刘邦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是位有远见卓识、智谋过人、善于用人、从谏如流的布衣皇帝，但是司马迁没有完全写他的丰功伟绩，没有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写了他流氓无赖的一面，写了他性格上的缺点，如好酒好色、言行粗鲁、奸诈圆滑等等。司马迁力求做到尊重客观的历史实际，写出实录的历史，还历史真实的面貌。

“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要求史家作史要有根有据，全面系统地直书史事，而且要求史家具有求是、求真的高尚史德。不仅需要眼光，而且需要胆量和气魄。唐代的刘知几特别肯定了司马迁的“述汉非”，指出史家直笔，贵在对现实生活不合理部分的批判。“述汉非”，从高祖一直到汉武帝，下到各级官吏，无论儒生还是酷吏，对百年汉史的整个面貌，都做了深刻的“微文刺讥”。难怪东汉的王允把《史记》斥为“谤书”，足见司马迁批判的力度之大。试想，如果一个史家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直言不讳的精神，那么史家就丧失了史德，也就没有史家的地位和历史的价值。

遥情想象

也许许多朋友会有疑问，如果说《史记》中有实录的部分可以承认，但是《史记》中还有许多对话、独白以及场景、细节描写，具有想象的成分，怎么能称为“实录”呢？这个疑问自《史记》问世以来，存在了两千余年，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了探讨。

当代的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进行了概括：“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钟书认为历史学家撰写史书，不能像文学家一样随心所欲虚构情景，而要立足实际，潜心研究，仔细思考，要合情合理，尊重历史事实。他所概括的这种“遥情想象”的方法，对于认识《史记》中具有想象特征的内容，有拨云见日般的指导意义。《史记》中这部分具有想象特征的内容，都是司马迁基于史料及民间素材，据人物性格和生活逻辑，加以自己的经验，经合理遥体揣摩而形成的。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史记》主干实，枝叶虚，只有细节的虚构，是合理的遥情想象。　

司马迁记载“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的是传之久远，深恐“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所以要着意刻画人物形象，“面目活现”，故在他所写的史事中添加某些细节的补充和想象，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事实的真实，只是说明发生了什么事，历史的真实是要揭示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所以合情入理的想象与评析补充是合乎逻辑的。

以“鸿门宴”为例，按史笔写：“某年某月某日，刘邦与项羽会于鸿门，嫌隙稍解。”几十字足矣，而司马迁却铺陈了1000余字的大块文章，补充了许多史事和细节，展示了两大集团君臣的智略与斗争艺术。整个情节惊心动魄，有对话、有神态、有起伏、有高潮，扣人心弦，故事性强。细节揭示了人物性格与处事风格，道出了成败的原因，从而反映了最大的真实。这就是运用“遥情想象”的生动事例。

《史记》通过“遥情想象”的独特方法，把历史写活了，使后人读之，犹如身临其境。因此，《史记》中这些“遥情想象”的内容，虽不是实录，但合情入理、合乎逻辑，是对实录有益的补充。

黑格尔说过：“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了的……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史记》作为中国正史的第一部，以“实录”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为后世史书作出了表率。

◎本文转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