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以其恢宏而不失细腻的笔触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自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近三千年的历史脉络，即被称为史学巨著，亦被誉为文学经典，是世界史学研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被视为我国古代历朝修史的范式。《史记》全本共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1]132，整理和保存了自五帝至西汉中叶大量史料，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体例经典、语言精练紧凑、人物鲜活、文风精美优雅，虽谓史学巨著，也为文学经典，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2]31

历史和文学的双重价值，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典籍的巅峰之作，同时也是一部传世名作，一直都是国内外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关注的焦点，其对外译介的意义重大而深远。然而，《史记》独特的体例特点，丰富的文化内涵，体大思精的艺术高度是对译介工作的巨大挑战。如何做到对外传播《史记》所承载的厚重深远的史学信息和绚丽多彩中华文化，是译者亟待探究的课题。

历史上，《史记》英译起步很早，西方学者对《史记》的译介始于19世纪末，从最初零星章节的译介，到后来华兹生、杨宪益夫妇等人具有一定规模的选译，再到由倪豪士筹划、目前尚未全部完成的大型团队式运作的《史记》全译工程，《史记》英译活动已绵延百年之久。

最早的具有一定规模且形成较大影响的《史记》英译本当属华兹生译本，可谓是开疆破土之作。他选择了《史记》中66个文学性较强的文本，对其中的57篇做了全译，9篇做了节译。几乎是与华兹生同期，我国的译坛巨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也启动了《史记》英译项目，他们选择了31个经典文本，亦为文学性较强的篇章，其中故事性较强的列传占很大比重。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领衔的团队启动了《史记》全译项目，已有阶段性成果，但《史记》全译本尚在期待中。《史记》英译活动陆续持续百年之久，很多选译本都不约而同地偏好“本纪”“列传”和“世家”，不能不说表现出译者对《史记》中具有故事特质的文本的青睐。20世纪以来，无论是《史记》英译，还是对《史记》的相关研究，西方汉学家、史学家都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相对而言，不但本土译者的译本数量有限，而且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亟待拓展，我们必须奋起直追。[3]32

因此，对国内外代表性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性研究，有助于我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博采众长，扬优抑弊，在继承与反思的基础上，寻求高效推介《史记》原貌，传播中国文化的最佳途径。

中国有关历史记载的典籍蔚为大观，然而，由于中西方史学观念的分歧、文化失衡状态以及巨大的文化差异，相当长一段时期，西方史学界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国史学，形成理解上的偏狭，态度上的漠视。例如“精神史学”的哲学大师黑格尔和德国史学大师兰克就曾将中国史学划归为“原始的史学”，这种轻慢中国史学的态度一度甚嚣尘上，影响深远，其流毒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

近代社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于中华文明能否作为历史研究对象一直持怀疑态度。这些无意走出轻视或慢待中国史学怪圈的所谓史学家们，因对中国史学既孤陋寡闻，又闭门谢客，从而无缘接触、欣赏到传统中国社会的波澜壮阔、中国传统文化的绚丽多姿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典籍的恢宏精妙。如此井底观月式的史学研究注定会使其走入局限性和片面性的死胡同。

所以中国历史文化“走出去”，必须高度重视典籍的全面译介，用客观公正的译本再现原汁原味的史学资源，解读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这样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消除以往西方世界一些所谓史学家因歪曲中国史学而产生的负面效应，用事实与真相还击对中国史学的误导与轻慢，揭露信息失真，纠正理解偏狭，还原中国历史文化的原貌，从而让世界看到真实的中国。[4]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国史学著作以逐年递增的态势大量涌入中国，当然同时中国史学著作也在陆续被译介推送出去。但我们面临的现状是，国人通过汉译本能够很方便地接触到各类西方国家的史学著作，因而对国外史学很快可以基本达到通盘了解的程度，甚至取得了一些优于目标国家本土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与之相对，我国自己的传统史学著作，甚至现当代史学著作，能够通过译介渠道“走出去”的却非常有限。我们不无遗憾，又不得不面对的情况是我们对外国史学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远高于国际社会对我国史学的了解和认知程度，呈现了明显的失衡状态，这势必会妨碍中国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5]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日渐重要，中国风愈演愈烈，国际社会主动了解中国文化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因而，越来越多西方汉学家以极高的热情投身于译介中国典籍的工作中，中国典籍得以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走进国际视野，并逐渐显现了其影响力。但随之而来的是，在译介中国典籍的过程中，很多手握话语权的西方世界的汉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翻译的走向，以自己的方式塑造着中国形象。而这些异域背景的形象塑造者难免“以西方的话语理论来解析中国的话语现象，所以必然会忽略中国文化的某些特点”，造成文化缺失和转换失真。[6]

随着国际地位的稳固确定和经济实力的迅猛提升，中国史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开放态势，既形成了让中国史学走入国际视野的意识，也催生了渴望了解中国史学的诉求。它建立在中外史学家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双边对话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史学步入世界的明确目标，它将引领译介潮流，推进中华优秀史学成果“走出去”的步伐。

科学没有国界，史学也属科学范畴，亦不应受国界限制，如果说限制“走出去”的硬藩篱是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那么软藩篱便是主动出击的紧迫感、使命感。如果本土译者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赋予的责任，文字的藩篱便不攻自破。翻译，特别是承载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典籍翻译，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途径之一。让更多的外国史学界同仁有机会了解中国优秀的史学遗产，让世界史学界认识、接受、进而折服于中国史学的重大成，让中国史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这既是史学工作者的使命，同样也是广大翻译工作者，特别是本土译者的义务和责任。[2]因此，本土译者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古典史书英译的紧迫性，抓住机遇，因势利导，奋发努力，主动出击，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添砖加瓦。

司马迁《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以纪传体撰写的通史，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如何呈现这部历史巨著所承载的史学价值和文学高度，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原貌，是译者面临的巨大考验。

首先，《史记》为以文言文体撰写的典籍巨著，语言形式特点突出，风格独树一帜：其一，行文简捷，多使用单音节词，较少出现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情况，而且较之白话文词类活用现象更多。其二，行文中较多使用省略，尤其是主语、宾语、谓语、介词等的省略情况很常见。其三，文言文以微言大义见长，含蓄隽永，紧凑又不失细腻。由于以上的突出特点，加之《史记》用词内敛、凝练，字里行间会经常含有大量默认值，且默认值出现的情况不尽相同，要做到准确理解，忠实再现谈何容易。[7]

因此中国正史典籍的翻译极富挑战性，译者必须对中国传统史学和典籍以及传统民族文化有的充分的了解和精深的认知，具备深厚的文言文功底、丰富的史学知识以及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并具备针对底本理解的查漏补缺，纠错正缪的能力，才能真正做到拨云见日，确保《史记》英译质量，为译入语读者呈现中国史学文化的原貌，

其次，《史记》的叙事方式、文本结构，以及中西方迥异的语言文化差异、价值取向和阅读习惯，构成史记英译的重重障碍。而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关乎译事的成败，译者必须审时度势，综合考量，寻求一条彼时彼地的最佳方案，以期译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功能。因此，合理有效的策略选择便成了译者必须审慎面对的关键问题。

再者，英译方法、策略选择之间的合理对接，忠实原著与迎合读者之间关系的合理拿捏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同时，译事的进度也是译者必须兼顾的问题。中国传统典籍的英译策略取向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大众化”翻译，即在忠实源语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注释，不拘泥丁是丁，卯是卯的复制，以使译文流畅自然，更具可读性，这样相对会节省时间和精力，缩短翻译周期。如华滋生仅用五年左右的时便完成了《史记》 65卷英译；另一类则是“学术化”翻译，即亦步亦趋的呈现史料的细节与事实，追求原汁原味的再现，常常借助严谨翔实的学术性注释，使读者更为全面、精确地理解原著表述。译本甚至包括对于底本相应的争议性理解以及无解问题的阐析。此类“学术化”英译耗时耗力，无疑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如德效骞等人仅译注《汉书》12卷之帝王本纪中的5卷就花费了7年时间。[5]82

作为传世名作，《史记》兼具文学和历史双重价值，对外译介意义重大。《史记》的英译本在国外的数量比国内相对要多。在国内，学术界认可的、有一定规模的《史记》英译本当属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史记选》(Selections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杨宪益早年赴欧洲留学，1941年与夫人戴乃迭一同回到祖国，20世纪50年代，受外文出版社之托，启动了中国古典名著以及现代和当代名著译介项目，旨在推进中国文化走入国际视野，加速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进程。《史记选》英译便是这个阶段的成果之一。他们筛选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十八卷，其中包含一卷本纪，三卷世家和十四卷列传，基本都是具有代表性，且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经典篇章。杨宪益、戴乃迭的《史记》英译本于20世纪50年代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4年才得以在香港首次出版，之后由外文出版社于1979年在内陆出版。[8]

杨宪益、戴乃迭的《史记选》译本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唯一一部规模较大且被普遍认可的英译本。得益于本民族语言文化优势和丰富便捷的资料资源，杨宪益对底本的认知理解可谓近水楼台，自然天成。杨宪益的目的是推介中国文化，因此无论是对于司马迁的叙事结构特点，文笔特点，抑或是本土文化元素的再现，都尽其所能，在不影响译文可读性的基础上追求最大限度的忠实。

国外译者主要有美国学者华兹生和倪豪士。华兹生的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是《史记》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而且在西方世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英译本，对于向西方世界推介《史记》，促进《史记》的相关研究意义重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作为代表性著作收录于“中国系列丛书”。[9]

华兹生于20世纪50年代启动英译《史记》项目，翻译了130卷中的80卷，被公认为同类译本中覆盖面最大的英文译本。他于1960年完成了《史记》中《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三代世表》序言以及《大宛列传》等译本，被《亚洲文明导论》丛书收录于其中的《中国传统之本源》，并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华兹生的《史记》译本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再次被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该译本的主要内容为《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少有注释。1969年，华兹生又完成了《史记》新译5卷本，涵盖周、先秦时期的人物列传：《伯夷叔齐列传》《伍子胥列传》《吕不韦列传》《田单列传》《刺客列传》等，名为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Chapters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于1969年再次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华兹生新译《史记·秦朝》(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Qin Dynasty)，包括《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及秦朝其他10个历史人物传记，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华兹生译本将重点放在迎合译本读者上，因此，他的译本语言流畅自然，通达凝练，可读性强。华兹生英译本囊括了《史记》中80多个篇章，堪称迄今为止容量最大的译本。倪豪士曾不无感触地说，他是受到华兹生译本的启发，才萌生了尝试英译《史记》的念头。[9]

倪豪士团队的《史记》英译项目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是译界公认的美国第二次大规模的《史记》英译工程，也可称之为《史记》重译或新译，倪豪士策划并负责该项目的运作，资助者为台湾文建会。项目运作三年之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委员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台北图书馆汉学中心等又陆续给予了各种资助。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94年、2002年及2006年，先后出版了倪豪士团队的《史记》英译本卷1、卷2、和卷5(上)。卷1涵盖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卷2涵盖了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卷5涵盖汉朝以前的列传1至28。[5]81

比较而言，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受益于得天独厚的本土优势，获取底本及相关史料资源的便捷、语言文化的熟知度、对母语原作的解读力，使其对原文理解更准确、透彻，对语言特点的把控更精准，加之夫人戴乃迭的英语母语背景，使得他们的译作内容更传真，语言更精致，再现更传神。他们翻译的《史记》节选尤其在刻画历史人物方面达到了“形神具备”“呼之欲出”的效果。

华兹生英译侧重《史记》的文学特质，读者定位为普通人群，尽量不做注释，追求语言流畅自然，因而可读性很强，承载了很高的文学价值。

倪豪士注重《史记》的学术价值，坚持最大限度的忠实原著，译本中包含大量的详细注解。倪豪士的目标是保障专业性、学术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可读的《史记》英文译本。倪豪士译本还进行了歧义、释义的相关考证，收录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国家专家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表现出典型的史学研究特征。倪豪士赋予了译本很高的史学研究价值，读者定位于史学、汉学专家学者及热衷于中国史学的一般读者，但同时也尽可能兼顾可读性。

上述各英译本风格各异又各具所长，对于传播中华史学文化，向世界告知中华文明均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迄今为止现有译本之与《史记》这部巨著而言，仍只是管中窥豹；同时，早期译作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历史时代的局限，无疑会留下译者的一些无奈和遗憾。因此，《史记》英译、新译以致全译有待中国典籍英译界联手英语国家学者专家共同完成。

翻译策略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与读者群定位，所以译者经常会置身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侧重于尊重原著、尽量多的保留异质元素势必会增加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难度，从而挫伤阅读兴致；而侧重于迎合、取悦读者又不得不筛除译入语读者的盲点信息，照顾其阅读舒适度，以至于导致译文、串味甚至害意，从而损失对于原著的忠实度。策略选择是一种综合考量之后的目标定位，因而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比如中英度量衡制度差异常常会形成翻译转换的障碍，译者必须面对“去”还是“留”的抉择。

例1: “长不满七尺。”译为:“He was less than five feet tall.”原文的“七尺”是中国古代使用的长度计量单位，译语读者并无相应概念，如果把这个单位直接移植到译文中，译文读者也许无法判断其描述对象的具体身高。所以译者变通处理，将“不满七尺”对应为英语中与其最接近的、大致等长的计量单位five feet。但也不难看出，译者在照顾了舒适度的同时，失去的是准确度和忠实度。

又如，例2：“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译为:“Then King Wei gave him one thousand yi of gold.”“镒”是中国古代的重量单位，译者先将“镒”音译为yi，随后通过注释的方式进一步解释，即One catty equals six-teen taels; one yi equals twenty taels，注释可能会增加对读者的阅读干扰，形成一定的阅读负担，同时加大译本的篇幅，但对于那些渴求获取原汁原味的源语文化，追求了解“真相”的学者型、研究型读者，则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们要的正是这样的原文再现和文化传真。

文化背景差异，也会形成读者的知识盲区，译者必须面对是亦步亦趋，还是灵活变通的抉择，在文本翻译的过程中尽量做到对读者体贴入微，为读者拨云见日。

如，例3: “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译为:“In the time of Emperor Gaozu of Han，thirty families were put in charge of his grave at Dang，where sacrifices to him continue to this day.”原文“高祖”一词，中国人很自然就可意会为“汉高祖”。但异域读者并不一定了解中国汉朝的历史文化，所以只简单译成“Gaozu”，看似字字对应，却没有体现出其语境中的背景文化信息，这样很可能形成阅读理解的障碍，增加读者的查阅、查证负担。而当译者选择了添加背景信息词“Han”来传文达意时，看似不经意间的举手之劳便帮读者轻松化解了理解困难，省去了异域读者“车马劳顿”的查阅之累，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译文的语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译者在翻译目的及译文读者取向上的不同。甚至可以说，翻译目的与读者指向是译者策略选择的关键砝码。

文化背景迥异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必将面临重求同，还是重存异的选择。《史记》中的道家政治、自然、人性、道德、养生等核心思想观念在中国文化中颇具特色，译者如何处理源语中蕴含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特质的思想体系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不对称性，取决于译者的策略选择、翻译的目的与读者定位。即为什么要翻译该文本？译本将指向什么读者群？读者对译本有什么样的期许？译者打算传递给他们什么样的信息？这是译者在动笔前必须思考清楚的问题，也是策略选择的依据和标尺。比如华兹生Watson和倪豪士Nienhauser，两位译者针对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均考虑到采取文化协调的办法增进译文的可读性，但两个译本最终又呈现出不同特色：华兹生的译本更偏重于通俗易懂、语义透明，而倪豪士的译文相对更严谨忠实；华兹生的译文总体而言注重关照译语文化及译语读者，而倪豪士的译文更注重尊重源语作者，走近源语文化。

华兹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英译工程委员会，开启了《史记》英译之旅[10]202，译本的读者定位为该校修读通识课程的各专业本科生等普通英语读者[11]66，所以华兹生在翻译中更多地关注了《史记》的文学价值，而不仅仅是《史记》的史学内涵。他希望读者可以从他的译文中，感受到《史记》高山仰止的语言艺术[10]206和创作高度。故而，华兹生的译文在努力再现《史记》的文学价值上做足了功课。有时候，当可读性与忠实性不可兼顾时，华兹生更趋向于关照可读性。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兹生最终的翻译策略走向。

相较于同时代的杨宪益和同为美国学者的倪豪士，华兹生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史学著作的行文轨迹，其大幅度调整后的译本的整体布局和语言特点倒是更接近于文学作品的形态而非史学典籍。[12]99

对译本的不同呈现方式，表达了译者在进行文化协调过程中不同的处理手法，旨在达到各自不同的翻译目的，满足不同的信息需求，服务并吸引不同的译文读者群。因此，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译者需要根据特定的翻译目的和读者取向合理地调试文化协调的手法，从而有效处理源语和译语文化之间的不对称性，以提高阅读效率，满足不同的信息期许，加快信息传播的步伐，增强中国文化传播的力度和广度。

我国的《史记》译者杨宪益夫妇与美国的译者华兹生几乎是同期启动了大型的《史记》英译项目，却译本形态不同，翻译策略迥异，但均不失为《史记》译介的先锋兵和主力军，在《史记》国际传播的征程上都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翻译是一项译者主体参与的人为活动。无论何种翻译策略和手段，译者翻译的成效都要超越文化差异，并达到最终的跨文化理解。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规范、历史现状以及国际局势的影响和制约。

被誉为史学经典的《史记》在英语世界里的译介和传播，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迎来了一次飞跃式发展，我国杨宪益夫妇和美国伯顿·华兹生的《史记》译本可谓开疆破土之作，迅速推进了《史记》国际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那么作为同时代学者，又恰巧几乎是同期开启史记翻译项目的杨宪益译本与华兹生译本各自的受制因素是什么呢?

《史记》为史学著作，连续记载了中国西汉中叶以前的中华民族文明活动，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民族文化。一种文化群体的语言是其文化传承和积淀的结果。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种语言间的转换可谓跨文化交际活动。而翻译发生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认知度、译事的目的、读者群定位、译入语的语言特征、主流语言形态，以及译者本人的立场、动机和审美标准等都会对翻译起操控作用。鉴于此，译者常常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译者所处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规范，从而使译作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所喜闻乐见。

整体说来，杨宪益夫妇的译本高度凝练，简洁明了，对原文更忠实，即保留了司马迁极具特色的叙事结构及五彩斑斓的中国文化元素，同时又再现了《史记》精炼雄健的行文风格。相较而言，华兹生译本更注重译文的接受性和可读性，同一文本华兹生的译本往往篇幅更长。

杨宪益夫妇的《史记》英译受命于外文局。外文局作为新闻出版机构，是中共中央所属事业单位，承担着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任务，其出版物具有官方权威地位, 翻译任务目标明确，译者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对译本的处理代表着本民族的意识形态，于是杨宪益夫妇选择了尽量靠近原作、忠于原文的翻译策略。

另一方面，在中国，史学著作自《春秋》开始，一直推崇紧凑含蓄的风格。杨宪益本人古文功底深厚，非常认同中国史学著作一直以来的规整、简洁风格，因此，杨宪益译本几乎不做体例调整，而且尽量留存中国文化因素。[2]杨宪益译本是国内唯一被普遍认可、较大规模的《史记》英译本，译者对原文理解精准，译文写实、凝练，很好地还原了原文言简意赅，行文流畅秀美，体例大气磅礴的特点。

相比之下，哥伦比亚大学于1956年委托华兹生英译《史记》，并要求华兹生将译文读者群定位于普通英语读者，即译本风格应该适合大众口味，而非学术研究，华兹生本人对这样的定位亦很认同。因此，在处理《史记》的体例时，特别是汉朝卷，华兹生依据典型的西方叙事结构特点，以历史事件自然的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的推进轨迹重新安排了人物的出场队列。

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华兹生，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形态的影响，在译文自然、流畅、透明的文学特征备受推崇的大环境中，华兹生的译文处理方式是合理和有效的。另外，这一时期的评论界和读者界也极其看重译本的可读性和流畅性，这些都对华兹生归化为主的策略选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造就了华兹生译作自由而通晓的基调。

杨宪益主张翻译时，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与之相反的，华兹生的翻译思想更自由，译者的主体发挥更大，主张尽可能少做注释，多做事件的描述，因此，同一段落的译文，杨译常常比华译少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字数。二者的认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因而最终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形成了各自迥异的行文风格。但在《史记》的传播旅程上，两个译本无疑都以各自不可替代的方式做出了重大贡献，均为审时度势后的最佳选择，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译者决策取向是影响译文形态的重要因素，而译者决策取向又是可变的、不确定的。一方面，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可能会对原文有不同的理解深度，从而产生不同的译本阐释；另一方面，译者决策随时可能会受到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初始意图。所以“只有永恒的原作，没有永恒的译作”。无论是杨译本还是华译本，都是各自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很好地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历史在前进，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国际视野下不同文化之间平等对话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不同文化间交流的环境和条件越来越成熟、相互间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这一切都在呼唤与时俱进的新译本。

《史记》英译三巨匠之华译本、杨译本和倪译本，可谓各具时代特点，其策略取向都不失为为彼时彼地的最佳选择，均为里程碑式的力作，目标指向都是各自历史阶段所肩负的责任，决无优劣之分。从将读者引领入门的注重文学性、故事选、趣味性的处理手法，到追求原貌再现，尊重史学原著特色，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严肃客观的呈现原汁原味的史学巨著的坚持，每部译作的贡献都是不可或缺，也无法相互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