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共乐

来源： 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原标题为：《中国传统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以古代中西史学比较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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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历史是指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与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历史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路径。重视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重视历史学探究。客观的历史不能再现，但科学地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可以学习和掌握的。历史学研究的重点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不管如何变化，其核心始终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政治史。白寿彝先生说：政治是历史的脊梁；刘家和先生说：历史是现实政治运动发展的轨迹。这些经典性的观点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历史学研究的是大问题，是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大问题。中国传统历史学之所以成为治国安邦的必修课程，显然与以下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历史悠久和深厚的历史记录是深刻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中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明的国家。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又为中国历史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构成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点，更为政治家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又是明天的起点。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相沿相通，无法割裂。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在另一处又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政治家治国，首先就必须了解国情。而国情确切地说是由历史和现实两部分组成的。历史是现实发展的基础，现实则由历史相沿而来，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是最深刻的国情。每个人或国家都跨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深受历史传统的制约。今天的行为既受制于昨天，更对明天的发展起重大的规定作用。政治家只有深刻认识历史，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特点，认清执政的基础与条件，才能科学治国，稳妥行政，在政治运动发展的轨道上有所作为。

第二，重史尊史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古代中国的思想界从未像古代希腊那样出现过反历史的倾向，儒、墨、道以及法家，都极重历史，尊重、敬畏从历史的运动中把握真理的中国传统史学。春秋以后迄于明清，学术思想界也竞以历史知识作为其建言立说的依据；一般士大夫也皆以历史事实作为其献言立论的根据。中国的政治家更不待言。来源于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常常成为政治家们制定政策的重要参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历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历史学中包含着政治家的众多经验和智慧。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等都是中国史家从历史中、从政治家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是对历代政治家治国智慧的高度总结。所谓“述往事，思来者”、“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承前世之史，有鉴于治道”、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等命题也是政治家和中国史家长期思索、共同关注的大问题。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实际上是一门治国之学，是政治家必备之良师，资治之通鉴。

第三，惩恶扬善是中国传统历史学的重要特征。在监察制度还不够严密的古代，传统历史学对政治人物的督诫、震慑作用特别巨大。《北史·柳虬传》中有言：“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古者人君”所立的规矩一直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学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善恶邪正，真伪是非，圣贤豪杰的磊落光明与巨奸大恶的淫邪残暴，都是古代中国历史记述的重要内容。历代史家的相应观点，如“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典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之千载”，等等，都在讲述一个道理：中国的传统历史学内含重要的监督职能，是一门监督之学。在传统历史学这门监督之学的影响下，名垂青史也就成了鞭策政治家修德行、行善政的主要精神推动力；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更是政治家出台政策的重要考量。

第四，追求历史学的社会治理功能，追求经世之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史学成为治国之学的重要因素。刘知畿在《史通》中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其中“为国家之要道”一语道出了中国传统史学对国家治理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政治家而言，史学致用是非常自然和重要的事。因为史学所记无非是前人的经验，前人的经验对于后人自然有用。古往今来，视史学为国家施政要务者有之，如贾谊，他认为：“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视史学为民族之根者有之，如龚自珍。他从历史中发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律，即“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把“去史”看作是“亡国”的先声，告诉人们“史亡国必亡”的深刻道理。因为史学承担着延承民族文化命脉的神圣职责。

史通（图源：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乾隆十七年刻本）

纵观历史，我们确实发现，中国传统历史学不仅为政治家提供了《史通》所言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的路径，更为政治家提供了治国理政的体制选择与经验反思。所以，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有“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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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史学传统的古代希腊历史学相比，中国传统历史学在记事、编纂与取材等方面都有鲜明的特点，在治国安邦、道德建构等领域更是优势显著。下面我们就以古代希腊史学的地位、研究对象与相关功能等为参照，来思考传统中国史学所享有的治国之学的地位。

第一，在希腊的各种学问中，古代希腊历史学的地位相对低下。在希腊人眼里，哲学是最高学术的代表。“史”还不如“诗”地位更高。因为“史”叙述已经发生的事，“诗”叙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比历史学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写普通性的事件，而历史学则意在记录个别事实”。史既没有普遍的意义，也不具备普遍的价值。因此，“以史为鉴”的意识很难在古代希腊形成共识。

第二，希腊历史学有一种反历史的倾向。柯林武德说：“古希腊的思想整个说来有着一种十分明确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门科学：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过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灭。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的形而上学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的。”在希腊人看来，知识或真理只能从永恒的常在中去把握。历史学只能提供低于“知识”的“意见”。

第三，希腊人所关注的大多是近现代史与当代史。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写公元前五世纪前半期的历史，为希罗多德目所及、耳能闻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标准的现代史。修昔底德明确指出：“对于远古时代，甚至我们当代以前的事件，因为时间遥远，已经无法明晰地知道了”。他甚至认为历史事件以前与以后发生些什么，都没有意义。色诺芬的《长征记》是亲写其战争的经历。他的另一部《希腊史》也是典型的现代史。在古代希腊，研究史学是个人的事，是个人的业余行为，与政府无关。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古希腊有艺术家和哲学家的那种意义上，古希腊并没有历史学家，他们没有把终生奉献给历史研究的人，历史学家只是他那一代人的自传写作者，而写自传并不是一种职业。”从古代希腊史学的实践成果来看，探源是它的主要目标，求是则是它的本质追求。所以希腊没有绝对的历史，没有确定的故事，只有推理的重建。

希罗多德《历史》（图源：网络）

第四，古代希腊人的史学对社会服务少有关注。求是与致用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在希腊人那里，“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辰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史学也是如此。希罗多德写史，目的是“不使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随时光的流逝而遗忘人间；不使某些由希腊人、某些由异族人创造的丰功伟绩失去光泽。修昔底德著史，也只是使其作品垂之永远而已。罗马时期的波利比乌斯确实谈到史学的作用。如他曾言：“历史这门学问为从政者提供真正的教育与最好的训练；从他人的灾难中，人们可以清楚地也是唯一地学习如何勇敢地承担‘命运’所赋予的兴衰哀荣”。“通过将类似的环境转移到我们当今的时代，我们才能对将要发生的事有所预测，使我们在某些时候能够采取预防措施，在另一些时候能够通过模仿以往的方法，增强信心面对威胁我们的困难”。但波利比乌斯所说的作用的对象是具体的，没有上升到普遍有效的高度，不具备普遍的意义。

就世界史学而言，古代希腊史学是灿烂的，成就也是辉煌的。但因为它所走的路径独特，因此与政治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政治家们也很少像古代中国那样从古代希腊的历史学作品中去寻找政策的依据。中希古代史学在自身政治文化中的地位相差明显。

综上可知，中国的传统历史学确实走的是一条与古代希腊历史学不同的道路。中国的传统历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在以经验为主导的学理体系内，这显然是最先进的学问。即使在以科学为主导的时代，这门学问也具有其自身的先进性，因为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