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历史源远流长, 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 世世代代传承演进, 并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化风范在华夏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苏州所有的名片中, "文化苏州"这张名片含金量最重, 甄别性最强。因此, 研究苏州文化, 必须追本溯源, 爬罗剔抉, 对吴文化作一番认真的梳理,找出能够体现其本质的一些主要特征, 这样才能有助于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有助于使吴文化为苏州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吴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1. 吴文化的起源 

　　吴文化, 即吴地区域文化, 它泛指自有人类至今在吴地区域内人们同自然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创造和成果表现。 

　　在吴地, 有出土文物可考的文明可追溯到远古时代, 即距今1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 位于苏州市西南50 公里处的三山岛出土的5000 余件石制品便能证实。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依次为: 马家浜文化( 约距今7000 —6000 年) 、崧泽文化( 约距今6000—5000 年) 、良渚文化( 约距今5000—4000 年) 。苏州地区发现的草鞋山遗址、张陵山遗址、龙南遗址等, 均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追溯吴文化的起源, 必须从构成吴文化的四个基本要素入手。即自然地理; 与吴地自然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吴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吴地方言; 吴地最早的城市形态的形成。 

　　（1）自然地理。吴地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部, 北依长江, 西滨太湖, 南接越地, 东邻大海。吴地区域内, 平原上兀立低山丘陵, 连绵不断。太湖、阳澄湖、石湖、金鸡湖等水面互为映衬, 山温水软, 湖光山色,构成一幅极具江南水乡柔美风情的图画。吴地气候主要受季风环流支配, 属北亚热带南部向中亚热带北部过渡的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气候温和, 无霜期长, 降水丰沛。春末夏初的梅雨天气, 在这里形成著名的烟雨江南之景。 

　　（2） 与吴地自然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吴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史记·吴太伯世家》和《战国策·赵策二》中分别记载了当时尚未开化的吴地先民的生活习俗, 其中有“断发文身”“ 黑齿雕题，冠秫缝”等文字记录, 反映了江南土著们的生活习俗: 剪断头发, 身刺花纹; 或者是用草汁染黑牙齿, 在额上刺花卉涂以丹青, 用鲇鱼皮做帽子, 缝纽粗拙等。当时,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处于中国历史上夏、商、周政治中心的边缘区域, 江南地区的部落人民主要以自然生态形式的自渔自耕方式为生, 被当时中原地区文化视作“蛮夷”之地。 

　　（3）吴地方言。吴地人民在与上述自然生存方式相适应的过程中, 形成了与中原语音差异较大的独特语言, 这种语言被称作吴语。吴语的语音特点是软糯婉转, 语调柔和, 被后人称作吴侬软语。它和北方话、湘语、赣语、客家话、闽北话、闽南话和粤语, 习称为中国的八大方言系。现今吴语分布较广, 涵盖江苏南部的大部分市县及上海市的全部、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典型的吴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吴语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美动听的方言之一。《左传》中就有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卫国国君学讲吴方言的记载。 

　　（4）吴地最早的城市形态的形成。公元前11 世纪的商朝末年, 泰伯、仲雍奔吴建立勾吴国, 从而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最早的国家实体。春秋时期, 吴王阖闾委托伍子胥造筑大城, 终于在距今2518 年前的公元前514 年诞生了中国现今最古老的城市—— 苏州城。苏州城的诞生, 在吴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 它标志着吴地的自然生活形态又跨上了一个文明的台阶, “阖闾大城”成为当时江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次, 它使吴文化有了一个可以附丽的地理平台并以之形成了一个文化的核心地区——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后世, 苏州城和她所打上的区域文化的烙印, 都未因朝代的更替和行政区划的改变而变更。 

　　苏州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苏州史志笔记》一书中说: “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据统计, 与苏州城同期建立的140 多座古城, 至今幸存6 座, 而仍坐落在原址的则惟有苏州了。再次, 城市的形态凝固住了吴地的文化符号——“吴”字。在其后的历朝历代, “吴”的称谓或为县名, 或为郡名, 或为州名, 如吴县、吴郡、吴国、吴州等; “吴”字同时也成为苏州的别名、代称, 如吴门、吴阊、吴下、吴中、吴会、东吴、中吴等。这一称谓在后世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 如晋代陆机的《吴趋曲》、左思《三都赋》中的《吴都赋》等。 

　　由于泰伯、仲雍系周族首领古公父的儿子, 地处长江流域, 本质上属于长江文明的勾吴文化从一开始就融入了中原文化的血脉。可以说, 春秋时期的吴文化是外来区域文化( 中原周族文化) 与本土文化( 江南土著文化) 融合的产物。其时, 相对处于低位文明状态的江南土著文化, 经泰伯“端委”以治, 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尤其是先进的中原文化的精华, 最终融汇在一种高位文明的新的文化模式之中。因此, 春秋时期的吴文化几乎从一开始就属于一种兼容型的文化。由于当时吴国的历代国君广纳贤才、励精图治, 吸引了伍子胥、孙武、伯嚭等来自他国的人才。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下, 吴王阖闾西破强楚, 北威齐、晋, 南伐越人, 完成了吴国称霸中原的伟业。 

　　吴国称霸, 是其时吴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综合实力的体现。在吴文化的价值表现上, 一是阖闾大城的建立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建城理念, 伍子胥考察了吴地的地形地貌,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角度入手,“相土尝水”，“ 象天法地”, 科学谋划, 建立了当时可与中原诸侯国城池相抗衡的著名的阖闾大城。该城 

　　由外郭、大城、内城三重城垣组成, 城内宫殿、台榭林立, 建筑豪华壮丽, 外郭周长37公里, 以至后来汉代史家司马迁南游到苏, 还惊叹道: “宫室盛矣哉！”二是孙武入吴后写就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孙子兵法》, 并用其先进的军事理论操练了强大的吴国军队, 为吴国称霸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三是吴国的冶炼业十分发达, 达到了我国古代铁器时代的高峰。当时著名的干将剑就出自吴国工匠干将、莫邪之手, 后世又将“吴戈”称作为举世无双的锐利武器。

　　2.吴文化的发展 

　　秦、汉、两晋,苏州或建县或设郡或为州,始终以"吴"为名。晋代,由于江南社会相对安定,而北方战乱不断,不少士族大户不断南迁,从而带来了北方先进的中原文化,这是吴文化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文化的大融合。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易吴州为苏州,这是苏州得名的开始。三国孙吴时期,农业、手工业、造船业都很发达,城市商业繁荣,为孙吴统治打下了基础。该时期值得在吴文化史上写一笔的是佛教文化在江南的兴盛,留下了不少寺院建筑,如报恩寺(即北寺塔)、瑞光塔。隋代修成的京杭大运河通航后,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吴地经济日趋繁荣,成为全国的财税重地。唐代,苏州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据史书记载,唐代"江南诸州,苏为最大",有"衣食半天下"之誉,被时人称 为"天上天堂,地下苏杭"与"苏湖熟,天下足"。唐代三位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先后任苏州刺史,他们留下了描绘和歌颂苏州的众多诗篇,扩大了苏州的影响。五代时,苏州是吴越国的据地。该时期,吴越王治理太湖水利,重建了苏州城墙和虎丘塔,苏州经济文化进一步稳定发展。今天,苏州古城墙和虎丘塔已经成为古老苏州的象征。宋代范仲淹曾在苏州任知州,他举办义学,开苏州办学兴教的风气之先。自此苏州文风大昌、人才辈出。同时,他所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不仅构成了吴地文化的基调,也丰富了吴文化中积极进取的精神。

　　南宋时,由于北方士人大量南迁带来了北方文化,形成了苏州历史上南北文化的第三次大融合。南宋大诗人范成大,长期隐居石湖,创作了大量描绘吴地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岁时民俗和农家苦乐的诗篇,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表现爱国思想情操的诗作和反映江南农村耕织生活图景、富有泥土气息的田园诗,他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家"。元代,苏州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笔下是一片人间胜境,他把苏州誉为“东方威尼斯”。秦汉至元,在这跨度千年的历史中,苏州虽然迭遭战火劫乱,但由于苏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文化积累,使它每逢大乱必遇大治,其文脉得以延续发展。苏州文脉强大的生命力保证了它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始终生生不息,并最终在明清时期走向成熟和辉煌。 

　　3.吴文化的高峰 

　　明清时期,苏州的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城市规模和人口急剧增加,经济贸易活动频繁,城市繁荣,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苏州城是中国的重要商埠并跻身于当时世界十大城市之一。经济繁荣的程度可以《盛世滋生图》(又称《姑苏繁华图》)为证。明初苏州设立了官营织造局。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农业文明已高度发达,农业的富余劳动力开始大量向城市集聚,苏州城市人口已逾百万,向中央政府缴纳的粮、税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苏州出现。据统计,明清时期苏州的工商业的行会形式——公所会馆达到80多个,涉及行业30多种。人流、物流的增加,大运河和长江、太湖水运交通的便利,甚至连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也选在苏州太仓的浏河港(刘家港)。对外交往和商贸的兴盛,这一切都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呈现出活跃的态势。由于城市经济的兴起,形成了城市市民阶层,吴地人民的生活风尚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力的大发展,必然带来了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调整,重工经商带来了吴地人民思想的开明、开放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带来了背离传统礼教的个性解放的呼声和要求。反映吴地人民和市民生活百态的文学艺术各门类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苏州文学艺术人才辈出,文化发达昌盛,终于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灿烂的苏州时代。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大背景下,应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是高度契合的,而远离北方政治中心的苏州,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审美情趣却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形成了两种价值取向。其一表现在科举文化的兴盛上。苏州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状元之乡。明代全国状元共录取90名,苏州共出状元8名。清代全国共出状元114名,而苏州即产生了26名,所出状元数占清代全国状元总数的五分之一强,状元人数超过了江苏以外的任何其他省份。苏州的书院之多也令人惊叹,在清代达到了100多所。由此可见,苏州的科举文化已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极致。其二表现在一些文人士大夫在思想文化意识的觉醒上。他们摆脱和反抗封建专制文化的钳制,追求自我精神放逐,崇尚个性自由解放,演绎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涌现出了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有的为了维护某种文化价值观,不惜以身许国,慷慨赴义;有的为民请命,反抗专制暴政,以笔作刀,奋起抗争。这一时期出现了号称“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其中高启是明初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的诗博采众长,笔力豪健又不失俊逸清秀。清代诗人王士推崇他为“明三百年诗人之冠冕”。被誉为“吴中四才子”的文徵明、唐寅、祝允明和徐祯卿,他们崇尚唐宋元名家风格而又有所演变,他们师法吴地自然山川,笔法俊美,风格清新,不仅开一代画风,而且诗、文、书、画兼工,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中唐寅、祝允明在生活方式上迥异时人,他们率性旷达、愤世嫉俗、臧否时俗的人格风采至今仍为苏州人民津津乐道。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在诗文、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反映吴地市民阶层生活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批点六才子书,其中尤以批《水浒》与《西厢记》成就最高,金批提高了小说与戏剧的文学地位,扩大了社会影响,从而使小说与戏剧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金圣叹开创的文学批语新格式,为小说批评提供了更加宽泛的天地,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宝库,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崇高地位。现实主义剧作家李玉,创作了《占花魁》、《清忠谱》等戏剧作品,并以其为翘楚形成了最有影响的一个新的艺术流派——苏州派,他是一位堪与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等人相提并论的戏剧大家。 

　　明清时期,苏州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可见于各种史料、书画记载之中,就连《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将当时的苏州阊门一带形容为人间第一繁华之地。苏州不少钟鸣鼎食之家和全国各地的一些隐退官绅、巨商大贾纷纷在苏州境内圈地造园,集建筑、工艺、书画等艺术于一体的造园运动在明清两朝进入了高潮期。现今苏州遗存的古典园林大都建于明清两代。苏州又是工艺之邦,苏绣、玉雕、桃花坞木刻年画、红木刻以及缂丝、剧装戏具、民族乐器等工艺美术品琳琅满目、精细别致。明清时期的教育、医学(吴门医派)也一直保持着全国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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