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玉音放送”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而在玉音放送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在重庆发表了被日本人感恩戴德称为“以德报怨”的著名演讲：“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敌人的暴行，以侮辱答覆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1]——其“终止”在于反共。此时，蒋介石已经在考虑利用日本军人来对付共产党。中国的日军头号战犯是冈村宁次，他不仅是设置“慰安妇”的始作俑者，也是1933年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的强硬主导者，由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与之签署的这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割让给日本，并为日本进入华北敞开大门;冈村宁次更在侵华战争后期成为日本侵略军总司令。这位始终处于侵略中国前沿阵地，最终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被延安的中共列为榜首的头号战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成功逃脱东京大审判，并成为日后日本对台湾政权的主要支持势力。

1945年12月23日，蒋介石接见囹圄中的冈村宁次，冈村对蒋此次的印象是“始终带着微笑，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2]。在中国关押期间，国民党知日派持续拜访冈村并向他咨询反共作战的建言。1948年1月26日，石美瑜担任审判长的上海战犯审理法庭中午休庭时，石召集法官们来到审判长室，取出盖有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写着“无罪”的判决书，告知大家：

1948年11月曹士澂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处置冈村宁次的会议上强调：

曹正是后来组建“白团”的主要推手。

在国内外舆论强烈的抗议声中，1949年2月4日，冈村宁次以“无罪”之身搭乘美国军舰“威克斯号”安然回到日本，同船抵达横滨港的还有260名战犯。港口高悬日本国旗迎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参谋第二处的利米中校接应时表示：“这是我的上司，为了将军的到来而特地悬挂的”。GHQ副参谋长威洛比少将派人去医院见冈村，后赠送美军将官的营养口粮和盘尼西宁。冈村则直率地提出“为了将南下的共军阻挡在扬子江一线，希望美军能够派遣两个师到华中地区”。至此，GHQ-日本旧军人势力-蒋介石的反共联线已经开始形成[5]。

1949年4月，曹士澂赴日本任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第一处处长，主要任务就是“集结日本正规军人组成‘国际反共联盟军’，对共产党发动反攻计划，随后演变成在日本组织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助战的计划”。1949年5月30日他在与冈村密议之后，拍电报给蒋介石：

1949年7月30日，蒋介石两次召见曹士澂，深思熟虑之后批准了曹的方案，由冈村宁次担任“保证人”的中日反共联盟“白团”正式诞生。二十年间，先后有83名日本军官加入“白团”，其中82名上过中国战场。

1949年12月7日，即日本投降四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个月，蒋介石政权不得不全部败退台湾。冈村宁次1949年12月31日给蒋介石的信，明确描绘集结“反共同志”支持蒋政权的蓝图，“我国的反共同志，对于阁下确保台湾、长期坚持下去，并且在时机到来之际反攻大陆这件事，全都深信不疑，并且深深祈愿阁下的成功。”[7]

由此，可以再聆听一下蒋介石在白团担任教官的“训练营”上的训话：

在这篇讲话中，蒋介石反省了中国凭什么打败日本?“一半是靠着总理的主义和正确的国策，一半是靠着友邦美国的援助，才有此侥幸的胜利。”在蒋的视野中，人民战争并不具有任何决胜的意义。这段话，应该请海峡两岸的民国“历史难民”们多读几遍。一面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温柔敦厚”、“以德报怨”，一面是对岛内长达二十年的白色恐怖，这一基本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历史的“真相”吗?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受此影响，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闪电建交。蒋介石陷入悲观绝望，富田直亮召集前白团成员署名“共存共亡”决议书递交给蒋，为其打气。1975年蒋去世之后，蒋经国恳请富田直亮继续留在台湾，要“接受白将军的指导”，并授予其上将军衔，“白将军”成为台湾第一个外籍军事将领。回到日本的白团成员则组成“冈村宁次同志会”，其活动档案秘密部分保存在靖国神社档案室。[9]

更重要的是，回到日本的白团成员成为战后日本所谓“台湾帮”的主力，他们构建了蒋介石政权与日本右翼前军人势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战前财阀、政客与官僚等军国主义余孽组成的反共大联盟，成为战后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坛的主导性力量。被认为是“台湾帮”之祖的岸信介，正是现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的外祖父。

岸信介是操纵伪满洲国的五巨头之一，东条英机内阁成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甲级战犯嫌疑人。1957年作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在美国的支持下，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这曾被《朝日新闻》认为是日本无法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岸信介上台后即多次访问台湾，与蒋合作反共大计。1960年1月14日，岸信介强行推行和批准与美国签署新《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增加“远东条款”，即美日安全防卫的范围以日本为中心，包括“菲律宾以北，中国沿海和苏联的滨海边疆区”[10]，此条约在日本曾激发出战后最浩大的社会运动，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即为著名“安保斗争”。1960年7月岸信介遇刺受伤，辞职下台。1969年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动摇，岸信介鼓动台湾放弃安理会席位的同时保留一般成员国席位。从扶蒋反共到支持“两个中国”，日本右翼反共、反华、亲美、亲台的政策路线在岸信介手中已经完成了它的自我逻辑，台湾正是其逻辑中的重要扣环。在岸信介之后，其胞弟佐藤荣作自1964至1972年长达八年的执政期间，追随美国，继续执行岸信介的路线，自行延长《日美安全条约》，出台“台湾归属未定论”。但中美建交，美国并不通知日本政府，佐藤荣作因此下台。

1972年日本邦交正常化之后，“台湾帮”进入更加制度化、程序化的组织过程，成为有组织、有纲领、有政策方针和行为目标的政治势力。1973年被认为是日本“台湾帮”正式形成的一年，出现了两个组织形式，一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是老巢和据点;另一就是“青岚会”，由年轻的自民党右翼议员组成。这两个组织的幕后策划者都是岸信介。他们把持了日本的安保和外交决策大权。[11]其主要诉求就是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与台湾加强安全合作，把台湾纳入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宣称安保体制适用范围包括“台湾海峡”。冷战之后，“台湾帮”势力东山再起，势力更加强大。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宣言》和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和指针》连续出台。“台湾帮”对李登辉、陈水扁的上台，都起了关键性作用，已然是台独势力的鼎力后盾。李登辉的“两国论”抛出后，“台湾帮”即为日本支持分裂中国之政治势力的大本营，不断策划李登辉访日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否认侵华、殖民“满洲国”为侵略历史翻案言论甚嚣尘上，也就势所必然。

从蒋介石“以德报怨”任用“白团”，到李登辉公开“台独”主张，其间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这即体现为蒋介石在战后台湾极其困难的经济环境下，花大价钱收买和优待“白团”成员;也表现在李登辉上台后，不惜大量重金收买日本各界重要政治人物。其方式主要有政治捐款、提供活动资金、认购日本政治家的集资宴会券、邀请访台、以学术研究名义提供经费，大型建设项目招标向日本公司倾斜等。石原慎太郎曾解释日本公司拿下台湾高铁的政治意义说 “日本内阁成员就能正式访问台湾，来台参加剪彩仪式”[12]，从而提升日台“实质性”关系。

历史并没有结束。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2014年4月日本“白团”团长富田直亮(白鸿亮)逝世35周年前夕，白鸿亮之子，时年77岁的富田重亮再度访台，参访当年白团成员在台足迹。[13]另据日本《产经新闻》2015年9月22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日前往静冈县小山町为外祖父岸信介扫墓，专程向外祖父报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的消息。[14]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以士绅家庭为主的皇民化家庭，在土改中是利益受损者，他们构成了台独势力在台湾的温床。这就是陈明忠提出来的重要的“台独土改起源论”的判断，他发现“台独”分子实际上多是因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而没落并流散在日美等地的地主子弟，他们进一步与台湾中小企业主结合而壮大，这些人中很多也是地主在土改后获得“四大公司”股票转型而成。[15]他从狱中亲身经历发现，白色恐怖时期真正的“台独案者”是1960年之后才逐渐增加的，这符合海外“台独”运动的开始时间，而与1947年“二二八”事件在时间上差距太多。

1960年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社”，出版鼓吹“台独”的《台湾青年》杂志，1965年改名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台独“基本教义派”大佬黄昭堂曾任该社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70年，总部设在美国的“台湾独立联盟”成立，黄为中央委员，并自1995开始担任总本部主席，“台湾安保协会”理事长。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来，黄被封为第一、二、三届“总统府国策顾问”。2002年5月，由黄昭堂为共同召集人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发起“台湾正名运动联盟”，鼓吹台独建国。黄昭堂坦承：“日本方面对台独联盟成员从未有压迫动作，甚至曾私下表示，希望台湾早日独立，因为如此比较合乎两国利益”。1996年台海危机，日本防卫厅邀请黄昭堂参观陆上自卫队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公开为台独势力撑腰。[16]黄既然是李登辉和陈水扁的鼎力支持者，自然也是蔡英文的力挺者。所以他于2011年手术中突亡，蔡第一时间紧急赶赴医院。[17]2010年安倍访问台湾，特别要去访问民进党，并拜会蔡英文。[18]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与“皇民化台独”派的合谋，已经是一个不用掩饰的“阳谋”了。

注释：

[1] (日) 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 蒋介石与白团》，第113页，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2015年。

[2] (日) 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 蒋介石与白团》，第119页，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2015年。

[3] (日) 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 蒋介石与白团》，第132页，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2015年。

[4] (日) 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 蒋介石与白团》，第129页，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2015年。

[5] (日) 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 蒋介石与白团》，第136页，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2015年。

[6] (日) 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 蒋介石与白团》，第150页，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2015年。

[7] (日) 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 蒋介石与白团》，第102页，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2015年。

[8] 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成立之意义》，见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 蒋介石与白团》，第第414-415页，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2015年。

[9] 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 蒋介石与白团》，第339页，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2015年。

[10] 林晓光：《战后日本的“台湾帮”与中日关系》，北京：《台湾研究》，2004年第4期，第46-50页。关于日本“台湾帮”的详情，可参见(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11] 薛龙根：《论析日本的“台湾帮”》，北京：《台湾研究》，2000年第4期，第48-54页。

[12] 林晓光：《战后日本的“台湾帮”与中日关系》，北京：《台湾研究》，2004年第4期，第46-50页。

[13] 2014年04月28日中国新闻网《台媒解密历史：蒋介石密组“白团”策划反共》：http://www.chinanews.com/tw/2014/04-28/6111506.shtml。

[14] 《安倍晋三为外祖父岸信介扫墓，坟前报告安保法案通过》，澎湃国际2015年9月22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8028。

[15] 陈明忠：《无悔 陈明忠回忆录》，第219页，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4月。

[16]张凤山：《黄昭堂——“台独联盟”元老之一》，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CC/180711.htm。

[17]《台媒：台独大老黄昭堂手术中骤亡 绿营震撼》，中国新闻网，2011年11月17日，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11-17/3467640.shtml 。

[18] 邓婧：《“家族制度”对日本亲台右翼政客的影响———兼论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的结合》，《现代台湾研究》，2015年第2期，第30-36页。

【吕新雨，察网专栏学者，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本文为原稿，整理自2016年4月25日蓝博洲《寻找被湮没的台湾理想主义》演讲现场的主持评议，2016年5月4日初稿，7月25日完稿于上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