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两岸不断相互策反，以优渥待遇吸引对方阵营人士投奔，韦大卫、朱京蓉、王锡爵，这些彼岸的“叛逃者”至此岸即成“起义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两岸政治氛围日渐和缓，但这些投奔事件的主角们，仍未得到对岸最后的“宽恕”，面对故土家园，止于隔海相望，历史的一页迟迟未能翻过。

平淡的当下

聊了一下午旧事，总是笑眯眯的朱京蓉起身打开灯。陈设简单的客厅里只有几个灯泡还能亮，趴着乌龟的鱼缸成了最明亮的物件，泛着幽幽的绿。这套空军分给他的住房，位于北京的北四环外，他和妻子、两个儿子住了十几年，现在房子旧了，一个儿子刚搬出去。

到今年5月，朱京蓉来大陆整40年了。1969年5月26日，他的教官国民党空军上尉黄天明开着T-33A型喷气教练机到达广州，坐在教练机后侧舱位的他，就这样被动投诚了共产党。那年6月的《人民日报》上，报道了他们“驾机起义回归大陆”的消息；20多岁的他们手持《毛主席语录》，还高喊着刚学会的“毛主席万岁”。

因长年在大陆军队系统工作，到大陆后他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三年前从空军指挥学院科研部副部长任上退休后，这个规定才算失效。如今朱京蓉每周有六天去一家台湾人的饭店当顾问。

“累，今年不想干了。”这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更像谦虚而不是抱怨。唯一的休息日，他留着或陪夫人逛街，或接待来自台湾的朋友，偶尔，也去东边会会住在望京的韦大卫，喝杯酒。

韦大卫比他早来大陆13年，开到大陆来的还是蒋纬国的专机“塞斯纳”。已经81岁的他，看上去比年轻时瘦小了一圈，手脚略有不便，上下楼梯要扶一把。新买的房子里平日就他和夫人住着，儿子常来探望。天气一冷，他甚少出门，太阳好时，老夫妇就带着收养的流浪狗在小区里散步。

朱京蓉在北京每年能见几次的，还有王锡爵。1986年开着华航货机飞来大陆的王锡爵，只比韦大卫小一年，自中国民航总局华北分局副局长任上退休后，如今住在国务院机关管理局分配的公寓中。喜欢游山玩水的他，前几年还常陪住在台北的夫人赴各地观光，近年游兴大减，只是每周在跑步机上练练腿脚。

对这些年岁渐长的“叛逃者”们来说，那些惊心动魄的逃亡生涯，已经离开当下愈来愈遥远。朱京蓉用“平淡”两个字形容现在的生活，对他们而言，这份平淡亦是幸福。

无奈的“叛逃”

从1940年后期到1970年后期，每一个来自国民党阵营的逃亡者，都曾让那个时代的大陆民众倍加确信，盘踞在小岛上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是多么黑暗可怕。大陆改革开放后，这样的逃亡者，又成为“台湾人民响应祖国和平统一号召”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