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食俗，风情各异，单品众多，难以计数。大致，北食饺子、面条、年糕，南食面条、圆宵、汤圆、年糕、除夕宴（年夜饭）。江南地区，还有蒸糕、鱼圆（腐圆）、肉圆、炸糕、豆腐圆、面脆、猫耳朵之类。

最抢眼的，是饺子、汤圆、面条。为什么？关键的时候吃它，意义非同寻常。

大年三十晚的旧年末餐，或大年初一早的新年头餐，它们隆重出场，北方吃饺子、年糕，南方吃汤圆、面条、年糕。饺子，吃的是“交子”之意，即新旧年之交的“子岁”。汤圆，吃的是“团圆”之意。面条，吃的是“长寿”之意。年糕，吃的是“一年更比一年高”之意。

当然，这些食物其它时间也吃，但与春节时吃，似乎相逢陌路了。

春节，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没有之一。起源于农耕祭祀，最早记录它的《吕氏春秋》告诉今人，远古的春节流行着“扫尘”仪式，此“扫尘”也许就是祭祀中的环节，后人解为“扫陈（尘）除旧”。春节的大名，尧舜时称“载”、夏朝称“岁”、商代称“祀”、西周始称“年”，都指向农耕交季、新旧交替的周期，与年的本义“谷熟也”（见《说文解字》）相符。

正月初一，作为新年首日，乃汉武帝颁行《太初历》时确名。它也有诸般雅号，先秦时称上日、元日、改岁、献岁，汉时称三朝、岁旦、正旦、元正、正日，晋唐宋还称元春（南北朝北齐《元会大享歌皇夏辞》）、元辰（晋代庾阐《扬都赋》）、元朔（唐德宗时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

近现代，正月初一多称元旦。它的起源，《晋书》记为“颛（顼）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介雅》（南北朝萧子云）诗记为“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梦梁录》（南宋吴自牧）最后确名“正月朔日，谓之元旦”。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推行公历，元旦头衔改给1月1日，正月初一才称春节，与夏节（端午）、秋节（中秋）、冬节（冬至）合称“四时令节”。新中国成立时，公历纪年率先立法，春节、元旦最终定名。

旧年结束、新年开头，此时吃饺子，不光为了时间“交子”，还为了生活“交运”。所以，饺子外形做成了元宝，祈福新年富足。然而，如此满载财运的食俗，却只是北方的专享。此时的南方，吃的是汤圆和年糕，而且大多出现在年夜饭的席上，以炒年糕作菜、汤圆作甜点。

汤圆，它和圆宵有些黏糊，二者虽近似，却并非同品。圆宵，个头大、2倍于汤圆，以肉馅、干果馅为风味。它们出现的时节不同，圆宵正月半时吃，汤圆大年三十和中秋时吃。可能，有人非要说圆宵就是汤圆，也有人说圆宵小、汤圆大，如此模棱两可、大相径庭，或许缘于地域差别，或许缘于传承认知。好在，二者都寓意“团圆”“元宝”，不至于南辕北辙。至于写作“圆宵”还是“元宵”、“汤圆”还是“汤元”，答案也有争议，留给读者考据吧。

南方过年，人们不仅祈求“财运”，还要祈求官运和福、寿，妙招就是“打年糕”。年糕，是一个大系列，色基本是黄、白二种。常见者，状如金条（黄色年糕）、银条，寄语新年财运福禄，又寓意“一年高于一年”。白，是米粉本色；黄，则来源于姜黄、栀子等泡米染色，米仍旧是糯米、籼米，并非北方的黍米（黄米、小米）。

糕是打出来的，蒸熟的米饭团，滚烫时装入石臼，用碓头或木柱反复捣舂，饭团终于变成粉团，再一条条搓捏成糕。此糕，口感筋糯，软弹劲道，远远胜出米浆蒸制的糕条，“打年糕”由此名声远播。年夜饭上，往往既有煮汤圆、又有炒年糕，还习以鲜蟹来炒它。薄薄的糕片吸饱蟹鲜，鲜嫩的蟹肉吸饱米香，风味独此一家，再无可比。

年夜饭求了财运福禄，正月初一头餐就来求“健康长寿”，轮到浇头面出场。浇头，大年三十就备上了，新鲜的猪前胛切成丝，当年的绿笋干撕成条（泡软、撕条、切段），喷香的冬菇、脆嫩的冬笋也披片切丝，软韧的黄花菜泡发洗净，依次炒香、加上少许火腿丝吊鲜，煨制四五小时。带汤带汁的浇头，软嫩鲜浓、香味喷涌，伴随着热气弥散开来，一下就吊足了胃口。煮好的面条，喜盈盈沉在大碗的汤汁中，只待盖满浇头，热腾腾的面香顶着浇头的鲜味扑鼻袅绕，“健康长寿”使命便开始履行。

原来，北方的饺子、年糕，南方的汤圆、年糕、面条，饮食角色是由古人逐步确定的，它们从祭祀祈福中走来，分工负责、终始如一，共同守护旧年末餐、新年头餐的精神世界之门。这扇门，虽然一年启开一次，却观照全局、收纳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