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白先勇先生

民国史

《台北人》中的每篇故事的主人公的“过去”和“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沦陷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段显赫的历史。说的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抗日（《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

直取人生真味

白先勇先生在写小说之初就没有迷失方向，干净利落地几步就跨到了艺术殿堂最深奥的部分，直奔人物形象，直取人生真味。《台北人》中的人物，在时间上几乎都有沉重的今昔之比、年华之叹，在空间上几乎都是从大陆迁移而来，隔岸遥想，烟波浩渺。于是，时间上的沧桑感和空间上的漂泊感加在一起，组成了这群台北人的双重人生幅度，悠悠的后味和深邃的哲思就从中散发出来。

隐含历史魂魄

白先勇先生并不把史料般的真实性当做小说创作的重要依据，但是，由于它极重视人生的过程，那也就自然而然地和他的人物一起走入了历史的河床。也就是说，白先生不执着于客观性的历史事实，却很执着于客观性的历史体验，并把它和主观性的人生体验对应起来，使人生和历史魂魄与共。历史一旦成为有人生体验的历史，也就变得有血有肉有脉息；人生一旦融入历史体验，也就变得浩茫苍凉有厚度。《台北人》中这些篇幅不大的作品之所以一发表就被公认为气度不凡，有大家风貌，是与这种人生体验和历史体验的两位一体分不开的。

契入文化乡愁

白先勇先生是这样解释自己的“文化乡愁”的：

台北市我最熟悉——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乡的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的想的厉害。

由于受到这种乡愁的神秘控制，《台北人》中的每篇作品几乎都构成了一种充满愁绪的比照，大抵属于“家乡”的记忆的部位，总是回荡着青春、志向、贞洁、纯净、爱情、奢华、人性、诚实、正常，小说家毕竟是小说家，他把强烈的乡愁不知不觉地隐藏在作品内容中了。

回归艺术本位

最后还要说一下白先勇先生在艺术技巧上的追求，他特别注意视角的选择、对话的磨砺、作者干扰的排除、戏剧场景的营造等，都是为了使小说成为精致的艺术品。如《台北人》中的人物，身份各异、方音各别，但令人惊奇的是白先勇先生在对他们的语言设定上总是那么真实和贴切，既可高雅到够分，也可下俗到骇人，而且运用几种方言也得心应手，但又不展览方言到别地读者难于接受的地步。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乌衣巷》

参考来源：《世纪性的文化乡愁》余秋雨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欧阳子

责编：王安安

美编：王 景

校对：邱若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