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大量古籍和研究著述，汇聚着众多专家们的成果，也凝结着中华书局诸编辑专家们的心血。

    █在编纂过程中，中华书局的编辑专家负责最后把关审稿，往往能提出问题，指出错讹，弥补不足，为保障书稿质量起到关键作用。

    我从事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史、民族古文字研究60年，对中华书局有一种油然的亲近感。中华书局是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在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方面成就非凡，为学界和社会提供了优质的精神资源，贡献卓著，享誉海内外。从我的研究经历体会到，古籍重要，版本重要，中华书局的作用十分重要。

    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大量古籍和研究著述，汇聚着众多专家们的成果，也凝结着中华书局诸编辑专家们的心血。中华书局以助力弘扬古籍国粹为指归，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师辈参与校订《二十四史》

    研究历史，离不开《二十四史》，而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是研究文史的专家们离不开的精品书籍。《二十四史》的整理校订，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也因“文革”而中途停止，参加此项工作的专家们多遭遇批判。但就在“文革”中，这项工程又奇迹般地恢复了，据悉是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其中包括我所在的民族研究所。1971年，我所著名元史专家翁独健先生、著名西夏学家王静如先生突然被调回北京。后来得知，翁独健先生很快参加了《二十四史》中《元史》的标点、校勘工作。他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尤擅长元史，在校勘工作中尽心竭力，忠于所事，查阅了大量史书，勘出书中错讹千余处，使中华书局出版的《元史》标点本成为最好的版本。后来“干校”结束，全部人员返回北京。我所的著名辽金史专家陈述先生参加了《辽史》的校订工作。民族所两位老专家参加主持了《二十四史》中两部史书的标点、校订工作，为此项工程做出了贡献。

    “文革”后，翁先生恢复了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并主管民族历史室工作，而我也进入历史室领导班子，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职务，不仅在民族史业务组织管理方面得到翁先生的指导，在具体的西夏和民族古文字研究方面也得到先生的教诲。他经常告诫我们，看史书要注意版本，并以其校点《元史》人名、地名的复杂性，指导我们注意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特殊性，使我们受益良多。

    经过20多年的学术积淀，10多年前，中华书局又开始了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现已有多部史书以更加准确的新面貌问世，中华书局精益求精的精神为学术界赞叹不已。

    《民族史论丛》出版故事

    翁独健先生在指导民族历史研究时，既注重整体规划，也注意抓住重点，亲自组织《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的编纂，还特别重视学术园地的建设。早在1981年他就提出，民族研究所应该出版民族史方面的刊物，后来决定联系出版《元史论丛》的中华书局，以促成此事。1982年夏，我受翁先生指派，代表民族研究所历史室到王府井大街36号的老中华书局，找姚景安同志商谈。景安同志既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又是元史研究专家，负责出刊翁先生主编的《元史论丛》。他在一个立满书架的编辑室接待我。有翁先生的事先介绍，我们商谈甚为顺利，《中华书局》同意出版《民族史论丛》，格式同《元史论丛》，简体字，页下注，由民族所辑稿、初编，中华书局编审定稿，不定期出版。

    此后我们便紧锣密鼓般地编纂《民族史论丛》第一辑。由翁独健先生做主编，包括我在内的6人组成编辑组，邀请所内外专家撰写稿件，最后选用了23篇论文，其中收录了著名史学家方国瑜、王钟翰、张正明等的论文，此外有不少民族所历史室年轻专家的新作。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刊，16开本，共38万字。翁先生题写书名并撰写了发刊词，指出了此丛刊的出版“实现了民族史研究工作者多年的愿望，从此有了一个专门发表民族史专题研究论文的园地”。

    此论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连续出刊，但它的确是民族史研究新园地的一个开创，为我们出版民族史论著文集积累了经验，特别是在与中华书局专家们共同协作中，学到了编辑论文的规范要求、注意事项，增长了编辑才能和经验，使我们受益终生。

    20年弹指一挥间

    2002年中华书局成立90周年，6月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纪念大会，布赫等领导和著名专家季羡林、任继愈、启功等出席。下午移师香山饭店，召开“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也受邀参加大会和学术研讨会，会上聆听了中华书局总经理宋一夫和程毅中、崔文印等专家的发言，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系统贡献。

    我在会上做了题为“西夏文文献的价值和整理出版的新进展”的发言，首次向古籍整理出版界介绍西夏古籍的发现、存藏部门和重要文献整理翻译的进展情况，特别是介绍了我们与存藏西夏古籍最丰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合作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系列丛书的成绩，使学术界了解了这一大宗流失海外古籍复制回归出版的进展。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刊布了研讨会的论文。

    2012年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事先接到中华书局发来的庆祝大会的邀请函，深感荣幸。同时还收到为中华书局百年诞辰题字的要求，有些纠结。本人书法平平，难登大雅之堂，便未回复。过了些天，中华书局的老朋友柴剑虹来电话说，未题字专家就剩下你和樊锦诗了，希望尽快写好寄来。我推辞不过，便写了西夏文“知识精进”奉上。

    3月2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华书局百年纪念大会，前来参会祝贺专家有数百位，盛况空前。会前大家先看展览，其中间悬挂着二三十幅题字，有陈云、郭沫若、齐燕铭等老领导、老专家的早年题字，也有著名专家饶宗颐、冯其庸、裘锡圭、傅熹年、安平秋、袁行霈、蔡美彪、张传玺、楼宇烈等人的题字，后来发现本人的题字也忝列其中，顿觉汗颜。本人的涂鸦进入人民大会堂，实在是蹭了中华书局百年大寿的热度。

    民族古文字专著

    我大学学习彝语，后研究西夏文，改革开放后与研究其他中国民族古文字的专家们联系渐多。1980年在季羡林、翁独健等老一辈专家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我为大家服务，这期间对中国民族古文字各文种的文字、古籍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我的老朋友黄润华同志大学学习维吾尔语，后熟悉新疆诸文字文献和满文文献。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感到，学术界缺少一部按时代先后全面论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著作。这样的著作难度很大，其中不少民族文献缺乏明确的时代，需要仔细考证斟酌。我们商定要克服困难，集中精力合作编写这样一部书。经过几年的合作调查、编写，同时征询、吸纳了很多民族古文字专家的意见，最后书稿完成，名为《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我们决定请对古籍出版非常专业的中华书局出版。

    中华书局接受了这部书的出版，由编辑室主任李晨光同志和马燕同志负责编辑。此书涉及民族文字文种很多，为了增加读者的直观认识，书中插入各民族文字古籍图版很多，达250幅。这些民族文字的图版对编辑来说，无异天书一般，稍有不慎就可能反置、倒置。中华书局的编辑专家们认真负责，很好地完成编辑工作，于2008年顺利出版。

    此书出版后有较好的学术影响。特别是2007年国家开展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评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工作，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这部著作的适时出版，使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登录和珍贵古籍名录的评选工作有了相应的参考书。在此期间中国古籍保护中心还开办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培训班，即以中华书局出版的这部著作为基本教材，我和黄润华同志被聘为授课老师。

    以出版助推西夏学研究

    元代修前朝历史时，修纂了《宋史》《辽史》和《金史》，未修西夏史，因而西夏文献资料稀缺，社会历史面目不清，被称为“神秘的西夏”。近代以来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可补历史文献的不足。新发现的文献文物除黑水城出土大量珍贵文献文物流失俄国、英国外，国内又陆续发现了很多西夏文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文物层出不穷。只是这些文物分散各地，除原西夏故地宁夏、甘肃、内蒙古以及陕西、新疆、青海外，还涉其他省区，地域分散，加之很多文物藏于文博部门，查找不易，制约了西夏学的发展。

    2011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将《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设立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我为项目首席专家。当年我们将《西夏文物》的系统编纂出版列为重大项目，对国内存世西夏文物开展全面调查研究，汇集各地西夏文物资料，计划分5编进行系列出版，包括宁夏编、甘肃编、内蒙古编、综合编和石窟编。每编下设遗址、金属器、陶瓷器、石刻石器、木漆器、造像绘画、织物、文献、建筑构件等卷，卷下再设若干类。书中依次布列文物图版，每一文物尽量采用多维角度的多种图版，同时注重以准确、详实的文字说明。各编依据文物数量分为若干册出版。

    此书由我忝为总主编，各编皆有专家为主编，和编委组成编委会。5编的主编分别是：《宁夏编》主编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甘肃编》主编甘肃省博物馆馆长俄军、《内蒙古编》主编内蒙古博物院院长塔拉和李丽雅、综合编主编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石窟编主编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

    此大型系列丛书由中华书局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袂出版。现已出版《内蒙古编》4册、《甘肃编》6册、《宁夏编》12册，《综合编》4册和《石窟编》8册待出。

    在编纂过程中，中华书局的编辑专家负责最后把关审稿，往往能提出问题，指出错讹，弥补不足，为保障书稿质量起到关键作用。此系列丛书的出版，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有力地推动了西夏研究。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掠走了大量文献文物，其中包括法国驻北京领事馆官员自北京掠走的珍贵古籍泥金写西夏文《妙法莲华经》6册，后分别入藏法国吉美博物馆和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我于2012年访问法国吉美博物馆，并与该馆达成合作出版其保存的三册西夏文《妙法莲华经》。此书仍由中华书局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书名为《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西夏文献》。我与法国集美博物馆图书馆馆长克丽斯蒂娜·克拉美罗蒂任主编，于2018年1月出版，当年获天津市优秀图书奖，翌年获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2018年）一等奖。

    中华书局对西夏研究的支持还不止于此。2011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宁夏大学杜建录教授主编的《党项西夏文献研究》，该书收录300余种正史、笔记、文集、碑刻以及出土文献中有关党项与西夏的资料，以地理、人物、职官、国名、纪年、物产、生态、社会、宗族、部落等项分类，设置词目3万3千余条，每一条都尽注所有出处，约500万字，分4大册于2011年出版。此书是检索党项、西夏文献资料的大型实用工具书。我受建录主编之邀，为该书做序。我在序言中写道：这部由近30位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的中青年专家参加、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资料工具书，将文献词目索引与注释紧密结合，不啻一部研究党项民族和西夏王朝的百科全书。

    5年后的2016年，中华书局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又合作出版了由杜建录任总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该书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整理编纂，是对黑水城出土的4000件汉文文献的全面、系统的整理，包括录文、叙录、校勘和注释，并且每件都有彩色图版，共9卷14册，分别为农政、钱粮、俸禄、律令与词讼、军政、票据与契约、礼仪与儒学、医算与历学、堪舆地理等卷，内容丰富，洋洋大观。这又为西夏和元代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不乏出版部门的功劳。

    中华书局作为一个出版古籍的权威出版社，能多次关注到新兴的西夏学科，为西夏研究提供新资料、新的整理成果、新的工具书，实为可贵，值得赞扬。

    古代民族文字契约成果

    2014年，武汉大学陈国灿先生和出土文献与传统经济研究所的乜小红所长，邀我参加他们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出土各族契约文献的整理及其与汉文契约的比较研究》，项目中包括西夏文、回鹘文和藏文契约卷。正好我近些年正在做西夏文契约的研究工作，也想通过这个项目与经济史专家们多交流，多学习，便愉快地答应下来，负责其中的西夏文卷。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回鹘学专家张铁山教授、藏学专家杨铭教授。立项后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三种少数民族文字契约都按步骤进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大家认为我们整理的各民族文字契约属于古籍之类，应该请权威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研究成果。于是又接洽了中华书局，确定阶段性成果论文集和最后成果多卷本各民族契约整理、译释、研究都由中华书局出版。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课题首席专家乜小红教授于2016年因病去世，令人悲痛。后课题首席专家由陈国灿先生接任，2017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课题组会议，中华书局的刘明编辑参加会议，大家共同讨论进一步推进项目进展，明确质量标准和体例要求。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陈国灿教授也于2018年因病离世，令人痛上加痛。后来此项目由武汉大学颜鹏飞先生继任首席专家。课题组的专家们在接连损失两位首席专家的情况下，没有灰心动摇，而是更加努力工作，决心更好地、高质量地完成项目。至2019年各民族文字契约的《西夏文卷》《回鹘文卷》《藏文卷》都完成初稿，颜鹏飞教授和我受课题组委托，于12月20日到中华书局具体商谈成果出版问题。中华书局罗华彤主任、白爱虎编辑和我们一起具体磋商，就进一步完善书稿、尽快高标准出版达成一致意见。会后我们将意见传达给课题组，并再次强调书稿质量，统一体例规格，希望抓紧时间完成。

    因西夏文契约数量很大，且多为难以识认的草书，开始设想可能难于全部整理、翻译完成，只能做完一部分。第一次初稿完成不到200件契约。后来因完成时限延长，又继续搜集整理、翻译，数量有了大幅度提升，至2020年底交出了一份340多件契约的修订稿。后来感到既然要系统整理、出版一个文种的契约，应该尽量完整。中华书局的编辑专家也提出类似的要求。近两年来，我尽力全面、系统地核查国内外各相关部门所藏西夏文文献中的西夏文契约，无论完残，尽量网罗，收录编排，翻译注释，最后完成了一部500多件西夏文契约的书稿。这样就没有留下缺漏很多的遗憾。我在书稿后记中特别感谢中华书局的编辑专家：将多种民族文字契约编辑出版，是一件十分烦难的工作。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使读者看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各民族的契约，从而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丰富的内涵，值得称赞。

    中华书局专家印象

    我所接触的中华书局的专家们，不仅是古籍编辑的高手，还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家。除上述提及共事的中华书局的专家外，还有一些专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22年国家正式建设重点文化工程项目“中华再造善本工程”，通过大规模、成系统地复制中国善本古籍出版，使之化身千古，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所共享。该工程由一批专家组成编纂出版委员会，中华书局的专家傅璇琮、程毅中、许逸民都位列委员，本人也忝列委员。当时规定编纂出版委员会的工作职责是：组织、推荐、评议、审核、论证预选书目；对工程有关学术问题提供咨询意见，负责日常编纂、出版工作，可见编纂出版委员会工作任务之重。在前后几年的工作中，大家一起遴选善本书目、讨论相关出版事宜，甚至细化到用什么纸张，在哪里印制。后期重点是请专家按统一体例、参考《四库全书》提要，为每一部入选书写一个提要。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负责提要的审稿。当时是专家们写完一部分提要，编委会就开会集中审阅一部分。各委员每人就比较熟悉的专业范围分十几二十条提要审阅。各委员事先审阅所分提要，开会时一一发言提出修改意见，集体讨论。我在会上一面就自己分工审阅的提要提出意见，一面向各位专家学习，在经史子集版本目录方面受益不少。后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出版古籍善本1300余种，还出版了《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和《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总目提要》，圆满完成这一重要文化工程。

    中华书局的几位专家都认真审阅每一提要，从书名、作者，到形制、内容，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提出补充和修正。

    傅璇琮先生曾任中华书局主编，学问深湛，文史兼修，尤工于文学，出版多种文献整理、考证、研究著述。会上发言是略带有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引经据典，态度认真，令人钦佩。他曾将其撰著的一套著作寄赠给我，令我十分感动。

    程毅中先生也是资深的版本学家，曾任中华书局副主编，长于集部小说类整理，搜求版本，考镜源流，著作等身。他整理出版的《古体小说钞》《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为学界所称道。程先生工作认真，态度谦和。其公子程有庆也被培养成优秀的版本学家，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我们也有学术交往。

    许逸民先生是著名的版本校勘专家，其代表作《古籍整理释例》，精心撰著，成为古籍整理的教科书式的著作，其又作《酉阳杂俎校笺》，功力深厚，嘉惠后学。他还兼任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国学研究》的特约编委，主持该刊编辑。拙文《西夏书籍的编纂和出版》，即由逸民先生亲自编审，2003年刊登于《国学研究》第十一卷中。

    2007年国务院开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这项重要文化工程旨在进一步加大古籍保护工作力度，推进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建设，形成全国统一的中华古籍目录。为此专门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为顾问之一，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为主任，安平秋、朱凤瀚先生和我为副主任。中华书局许逸民等专家参与。

    其中有一项重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古籍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中国政府为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由文化部拟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的一份名录。每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都由专家委员会评审，然后报国务院审批公布。这一阶段又与中华书局的专家参加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进行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国家对此项十分重视，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先后参加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并与专家们合影。

    在这两项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中华书局的专家们工作认真，学养深厚，见解深刻，给了我以深刻的印象。

    中华书局柴剑虹编审，编辑出版了大量著作，还是有名的敦煌学家。我们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员，相识较早。剑虹后为学会秘书长、副会长，我则任顾问，有时一起参加学会活动。在季羡林先生主编《敦煌学大辞典》时，我们同是编委，一起参加会议讨论问题。他给我的印象是学识丰厚、沉稳干练、谦虚厚道。他的老师是启功先生。我与国家图书馆黄润华同志曾因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事登门拜访启功先生。启先生为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做七律一首，并书写于条幅，由我们取回学会珍藏。我和剑虹都以季羡林先生为宗师。季羡林先生对民族古文字研究、对西夏研究，始终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关注。2006年的一天，我接到剑虹的电话，他说最近去看望季先生，季先生得知我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后，很高兴，说“你看史金波成了新的学部委员，可见研究少数民族文字也大有可为”。后来剑虹在《光明日报》发表《季羡林谈古籍整理出版》，还引用了这段话。

    此外与中华书局还有其他一些业务往来，比如给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审看一些相关的稿件，为中华书局出版的著作写专家推荐意见。中华书局出版了我所刘凤翥好友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该书参评201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时，我写了专家推荐意见，后此书获一等奖。

    回顾50年来陆陆续续与中华书局的专家们来往，合作完成了不少工作，学得了很多知识，增进了与各位专家的友情，并对中华书局有了越来越深厚的学术情谊。今后还有一些未了的工作要做，如民族文字契约成果的出版。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