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古埃及象形文字被人们视作一种神秘莫测的魔法符号。从希腊的哲人到中世纪的炼金术师无不视之为开启神秘的古代智慧或是秘术宝库的钥匙。而随着千年来履埃及人足迹而行者的探索，象形文字的神秘面纱，最终在19世纪的欧洲被揭开。它既不那么神秘，甚至也不太象形。回荡于这种文字之间的也并非从古埃及流传下来的充沛魔力，而是属于曾经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古代人的声音。 

一.商博良与现代埃及学的诞生

公元1822年9月27日法兰西文学院一间精英云集的拥挤会议室中，公认的天才、杰出的语言学家、法国埃及学学者让.弗朗西斯.商博良发表了他那份关于象形文字破译工作的惊人报告。同年10月，这份仅仅8页的报告被扩写为一篇长达44页的学术通信，并以《就表音象形文字字母表写给达西尔先生的信》为名正式出版。

这篇1822年的学术通信本身绝非什么开天辟地般的惊世之作，对比商博良当时的工作进展，它甚至有所保留。通信公布了商博良此前对于希腊至罗马时期埃及王名圈内容的译读，并提出在希罗统治期之前古埃及文字系统中可能早已出现了表音符号。

客观来说，较之他的英国竞争对手托马斯.扬以及曾与他亦师亦友的法国学者德萨西，商博良仅仅是更精准地识读了王名圈内的符号并将对表音象形文字使用范围的猜测从希腊及拉丁语外来词扩展到了埃及本土词汇。但显然此时的他已经抓住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

在1824年出版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系统概述》一书中，商博良声称：象形文字是一个复杂的文字系统，即便是出现在同一文本、同一句话乃至于同一单词中的相同字符都可能同时具有象形、表意及表音功能。

古埃及象形文字系统的神秘面纱，在一位绝世天才长达20余年的努力之下终于被揭开了。即便时人对商博良的成果仍持怀疑态度，且这些成果本身也的确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疏漏，但此后蓬勃发展的古埃及铭文学和大量埃及文本的最终识读，却在实践中验证了商博良破译方法的正确性。也正由此，后世的埃及学者将古埃及象形文字破译者的桂冠给予了商博良，并将1822年也就是这位年轻人真正展露峥嵘的那一年确定为现代埃及学学科诞生之年，其人也因此被敬称为“现代埃及学之父”。

二.看似很有道理，实则十分无语——古希腊人眼中的象形文字

今天，商博良是象形文字的最终破译者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对一门系统复杂的死语言的破译却绝无可能由他一人独立完成。事实上，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工作，早在这种文字失传之初就已经开始了。尽管有证据表明直到公元5世纪在埃及南部地区仍有部分掌握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存在，但由于古代世界交通通讯方式的不便，在受到希腊文化影响更大的埃及北部地区，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已被人们遗忘。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包括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内的希腊旅行者就已经将古埃及象形文字视作一种难懂的图画文字。而在公元四世纪，一位名为赫拉波罗的希腊裔埃及人的作品《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更是将一种对象形文字的误解推上高峰。

赫拉波罗收集了近200个埃及象形文字符号，并尝试对它们的含义进行了一种象征主义的解读。他对这些符号含义的分析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与象形文字一息尚存之时间隔不久。但瑜不掩瑕，该书中存在更多的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

赫拉波罗以象征主义的原则展开了自己对象形符号字义的分析，他力图找出象形文字字符含义与其外观的联系，并期待在每一个象形字符中挖掘出一段蕴含古代智慧的哲学寓言。他的工作方式与一些尝试在10秒钟的电视彩蛋中发现188个线索的狂热粉丝极其相似，只是比他们要牵强附会得多。比如他认为鹅或是鸭子造型的字符𓅬（读作sA）在埃及代表“儿子”是因为这类水禽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爱护自己的后代。而秃鹫造型的字符𓅐(读作mwt)用来代表“母亲”，则是因为在秃鹫的种群中只存在母秃鹫，它们无需雄性即可独自繁殖。而事实上，这两个字符仅是因为发音与代表“儿子”和“母亲”的单词相同而被采用。

三. 表音还是表意？这是一个问题——赫拉波罗的受害者们

象形文字的破译工作在中世纪趋于停滞。尽管有证据表明此期一些伊斯兰学者确实认识到古埃及象形文字既可表音也可表意，但他们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获得基督教世界同行们的认同。西方人对于埃及象形文字的兴趣，似乎也随着古典时代的结束而消失了。

时间跳转到公元14世纪，一场旨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春风自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刮起，并在随后席卷整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带来的崇古风尚直接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场古物收集热潮。许多古代艺术及文学作品因此现世，其中就包括1415年于希腊安德罗斯岛发现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手抄本。

《象形文字》一书最初可能是由科普特语写就。这种语言及其所对应的科普特文是公元1-3世纪期间，由信仰基督教的埃及人结合希腊字母与埃及象形文字在晚期发展阶段中的一种草写字体——世俗体的部分字符所创。它是属于古埃及一脉相承的语言及文字系统的真正尾声。在埃及口语中，科普特语一直存活到了公元16世纪，且直到今天在埃及的科普特教堂中，它仍作为一门宗教语言被神职人员使用。但14 15年发现的手抄本所用的文字却是希腊文，显然经历了某位不知名译者的翻译。

无论此前我们如何调侃《象形文字》一书，但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它的重新现世却一度带来了一场轰动。想象你自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求索古代智慧的过程中，居然遇到了一门比古希腊语还要悠久、高深、神秘莫测的古代文字。而在古希腊文记述中，这种古代文字又是如此的特别，以至于它不仅每一个字符都宛若图画，并且还要在这每一幅图画中嵌入一则蕴含丰富哲理的寓言故事。

即便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解读这种古代文字，但这些字符却被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加入到了他们的建筑及绘画作品中。一场再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热潮也由此掀开，而与此同时，来自原书作者赫拉波罗的阴影也随之覆盖到了这些欧洲破译者身上，并持续干扰着他们的破译工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赫拉波罗的影响，绝大多数的欧洲古物学者都将象形文字视作是一种复杂的象征符号而非埃及口语的记录媒介。

象形文字极具迷惑性的外表在“狂热粉丝”赫拉波罗的加持之下几乎蛊惑了所有的早期破译者，使得他们在一条象征主义的错误思路上越走越黑。直到公元17世纪随着一位名为阿塔纳奇欧斯.基尔学的耶稣会士的出现，欧洲的破译工作才终于迈上正轨。

基尔学的本职工作是罗马学院的数学教授，但也一直对科学和语言很感兴趣。大约是在1628年，他第1次接触到了古埃及圣书体，并认为这种文字传递了一种比基督教更早的神学传统，甚至可能直接记录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使用的语言。由此，他对埃及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633年左右，基尔学学习了科普特语，并在1636年出版了欧洲第1本科普特语语法书。通过对科普特语的研究，基尔学发现这种在埃及教堂中仍有使用的字母文字，实际上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直接后裔。他甚至推断出象形文字中由三条波纹堆叠在一起的单词𓈗应当是水且与科普特语中的水MOOU应属同音，这也使他成为了第1个真正识读出古埃及单词音值的欧洲人。

但天才如基尔学，却仍一脚踏入了赫拉波罗的象形文字陷阱之中。在1652年出版的著作《俄狄浦斯埃及学》中，基尔学声称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种适用于宗教仪式的抽象交流方式，而非一门口头语言的文字载体。像他的前辈赫拉波罗一样，基尔学在自己书中为几个简单的象形符号提供了一长段复杂而深奥的翻译，这些译文即便在他的时代也很少被人接受。

到了18世纪，随着欧洲与埃及之间往来的增加，一群身份在土匪—盗墓者—古物学者—文物商人之间自由转换的投机客涌入埃及。在大批量地掠夺和破坏古埃及文物和遗迹的同时，也给欧洲的埃及学家们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埃文研究样本。最初的突破性进展来自法国知名语言学家让.雅克.巴塞勒米，此人曾于1754和1758年分别破译了帕米拉字母和人们更为熟悉的腓尼基字母，但他的精力显然不止于此。1762年，通过比较此前收集的埃及铭文巴塞勒米提出：古埃及铭文中被椭圆形圆圈（也被称为卡吐什圈）包围起来的符号应该是国王或是神的名字。

巴塞勒米的观点在1785年获得了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汉学家德金的肯定，后者还正确地认识到一组象形文字符号的末尾通常存在着限定符号。象形文字符号的这种功能与汉字中的偏旁相似，但位置通常在整个字符组合的末尾，起到限定整体词义的作用。

比如说在一组表示人名的符号后面通常写有代表男性𓀀或女性（𓁐或𓆇）的定符，以表示名字主人的性别。汉字与埃及象形文字在构词逻辑上的相似性，即为德金的破译工作开辟了新的思路，却也导致他走上了强行推测中埃之间历史联系的歧途。德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作最早一批主张所谓“埃夏论”的学者之一，他坚持认为汉字是古埃及文字的一个分支，而中国原本是埃及的殖民地，这使得他的作品多少显得不伦不类。

在罗塞塔碑发现之前，于象形文字破译中成就最丰的可能是丹麦学者乔治.佐加。他不仅单独提出卡吐什圈内包含的可能是王室成员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一条象形文字破译的新思路。在对象形文字符号进行分类之后，佐加提出：如果每一个符号仅代表一个单词的话，那么对于语言表达来说，埃及符号的数量就太少了。为了构成更多的词汇，这些符号中必然有一些同时包含着多种含义，或者能够通过相互组合构成更多的单词。甚至于这些符号中可能有一部分符号是表音符号。这条新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颠覆了由赫拉波罗提出并被数代欧洲学者跟随的象征主义道路，并最终导致了象形文字的破译。

四.天才争锋的时代——罗塞塔碑现世

尽管佐加为象形文字的最终破译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方向，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却以欧洲当时掌握的象形文字资料太少为由，并未尝试正式破译这些文字。而这样的局面在短短几年之后就被打破了。随着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活动，1799年7月15日，当一些法国士兵在埃及的港口城市罗塞塔郊外构建一项防御工事时，他们意外发掘到一块高约112厘米的黑色石碑。

根据后来的研究，这块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6年，主要记录了为纪念年幼的法老托勒密五世统治一周年而颁布的一项祭司法令和小法老此前的种种善行。但相较于它们的记录方式来说，内容本身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这块石碑从上到下分别以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世俗体和希腊文写就，且三段文本记录了相同的内容。这使得罗塞塔碑成为了开启象形文字之锁的一把钥匙。

短短三年之后，在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共同包围之下，法国被迫放弃了在埃及的占领权。罗塞塔碑也随之落入英国人手中，但法方仍保留着石碑的拓本。在罗塞塔被运达英国之后，更多的拓本经由伦敦古董学会之手进入欧洲。

德萨西是最早得到这些拓本的学者之一。他是当时法国著名语言学家，也是商博良的老师。只是两人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最终疏远，直到1822年商博良在象形文字破译中取得突出进展，德萨西才最终放下政治成见，恢复了与商博良的友谊。德萨西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对象形文字世俗体的解读上，可是世俗体极具迷惑性的外表却使得他将其误判为一种字母文字。他专注于将所谓的世俗体“字母”与希腊字母联系起来，这使他的工作始终难有进展。

德萨西最终将手中的副本转送给了曾经的学生--瑞典外交官阿克布拉德。后者是一个业余的语言学家，且精通科普特语，这使他的工作如有神助。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阿克布拉德就辨认出了世俗体中所有的专有名词（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果，因为埃文并无在词间插入空格的习惯，这项工作类似于让一个基本不懂汉语的人区分无空格且不加音值的汉语拼音）。他甚至确定了世俗体中表示“希腊”、“神庙”和后缀代词 “他”的单词以及29个世俗体字符的音值（尽管他的识别只有一半是正确的）。但与他的老师一样，阿克布拉德同样认为世俗体是一门字母文字，这使他错失了破译这种文字的机会。在阿克布拉德之后，象形文字的破译工作再次陷入长达十几年的停滞，直到一位绝世天才——托马斯.杨的出现。

其人是英国杰出的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医生，并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以其著名的“杨氏双缝实验”为世人所知。这项实验证明了光以波动的形式存在，对牛顿的光粒子说提出了挑战，并奠定了20世纪初光的波粒二象性理论的基础。在医学方面，杨氏也是世界上第1个研究散光的医生，且对血管动力学颇有贡献。在尝试破译罗塞塔碑的过程中，杨氏注意到了圣书体与世俗体间的相似之处，指出世俗体应当来自于圣书体。因而这种字体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表音文字，而应与其来源的圣书体一样具有一部分表意文字。他在这里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却在以世俗体反推圣书体的过程中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从今天的研究来看，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个复杂的文字系统，与我国的汉字具有相似的构词逻辑。理论上埃文中所有的字符都可承担表意、表音及限定的功能。以表示房子的单词pr𓉐为例，其文本身是由包围住宅的篱笆小院抽象出来的象形字。当它充当表意字符时通常在下面附加一个小小的竖杠𓏤（表示这个字符指代了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意为房子，读作pr。而当这个符号充当定符，它与我国的汉字偏旁相类，本身并不发音，但却决定了它所在的字符组合也就是单词本身的含义与建筑物有关，比如坟墓𓇩𓏏𓉐 js。

它同时也可充当表音符号，代表构成的单词拥有两个辅音音节p和r（埃及文字并不记录元音，现代为了拼读的方便，通常在辅音与辅音之间插入/e/音）。在如pr这样的多音节字符充当音符或意符时，由于埃及的单个字符可能对应多个音值，书吏在书写这些字符时通常会在字符的前或后面加入一些同音的单音节符，作为一种拼读提醒。在语法上我们称这些单音节符为补音。还是以pr为例，当它构成动词“前进”prj𓉐𓂋𓂻时，通常在其后加入一个音值为r的口型符号𓂋，对其发音加以暗示。这个单词的语义由最后前进的脚限定，而与房子本身无关。

象形文字这种构词方式，导致这种文字中的表音符号足有100多个，与西方传统中对表音符号的认知极不符合。这导致托马斯.杨最终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即除希腊、拉丁外来词外，圣书体象形文字应不表音。即便如此，扬氏仍然为埃文的破译做出了突出贡献，通过对罗塞塔碑上卡吐什圈（由于其内通常刻有法老的名字，以下称之为王名圈）内代表托勒密五世名字的象形字符与希腊文的比较，他首先识别出了一组并不准确的象形文字音符。

1819年，杨氏将自己此前的成果匿名发表在了《大英百科全书》增订版中，对包括代表太阳的字符与代表女性的蛋型定符（这两个字符含义的确定为商博良的破译工作提供极大助力，但无论扬氏如何写信请求，商博良都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曾借鉴扬氏）在内的200个圣书体字符和218个世俗体字符进行了猜测性的翻译。由于精力分散加之方向性错误，扬氏在圣书体破译方面进展艰难，他后来专注于世俗体的破译工作，并最终破译了这种字体。但破译圣书体的荣誉却被世人献给了他年轻的对手——让.弗朗西斯.商博良。

较之托马斯.杨，商博良的一生几乎都在贫困中度过，但他的卓越天资却远非身前的困顿所能遮掩。12岁时他就已经修习了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语、叙利亚语和迦勒底语等古代语言。16岁时他已能用科普特语书写日记，这门语言对他最终破译象形文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822年，当商博良迎来自己学术生命转折点的时候，他也仅仅32岁。

除罗塞塔外，还有另外一对文物直接促成商博良对埃文的破译。1815年英国文物收藏家班克斯在菲莱岛发现了两座方尖碑，并抄写了其上字符。菲莱的方尖碑上同时刻有希腊及圣书体铭文，它们虽然并不是罗塞塔碑那样的多语对照文本，但却给商博良提供了两个刻在王名圈中且有希腊文对应的名字——托勒密和克利奥帕特拉，他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象形文字音符。1822年9月，他又查看了尼古拉.约克绘制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阿布辛拜勒神庙铭文，并发现了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名圈。

无论他是独立得出还是借鉴了托马斯.扬的成果，总之商博良辨认出了拉美西斯𓇳𓋤𓋴𓋴名字中的太阳𓇳，这个词在科普特语中读作Ry(Re)，而名字后面的ss音值则是他在托勒密的王名圈中得到的。根据希腊时期的埃及历史学家曼涅托的记载，商博良推测这个名为Re*ss的法老应该是历史文本中的拉美西斯，由于并不知道埃及字符可包含多个辅音音节，他将中间的狐狸符号ms认成了m。但这一点并不影响他的判断，因为这个符号与其后面的衣勾型补音𓋴s合在一起仍读ms。在罗塞塔碑中这个词在王名圈外也有出现，且位置恰好与希腊语中代表出生的单词对应。而出生这个动词在科普特语中恰好读作mice（去掉希腊字母提现的元音后则剩下ms）。

用类似的方式，商博良判断名字中具有ms符号组合和代表古埃及智慧之神图特的圣鹮𓅝的法老应当是曼涅托曾提及的埃及法老图特摩斯。表音符号出现在了两位埃及本土的统治者的王名中，足以证明埃及象形文字自古以来就是能够表音的。

在他生命最后的十余年间，商博良不断将自己的破译方法应用在埃及铭文解读之中。他统计了大约860多个象形文字符号并确定了数10个王室成员的名字及头衔。他还曾与东方学家安托万.让.圣马丁共同破译一个刻有象形文字和波斯楔形文字的古代花瓶，并共同得出了波斯君主薛西斯一世的名字。

从接触到破译象形文字商博良仅花不到20年的时间，随后他又用10年的时间验证并巩固了自己的成果，回答了困扰世界千年之久古埃及谜题。可以说，他用半辈子的时间实现了别人几辈子都达不到的伟大功绩，但他的身体却不愿再给予自己更多的时间了。 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商博良就算不上健康，为破译象形文字而付出的长期的高强度工作更是几乎透支了他的全部。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抱怨着时间的不足。据传在商博良过世前一个月左右，他曾于病榻中手指自己的头高呼：太快了！这里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但最终，死亡仍就带走了他。1832年3月4日凌晨4点左右，在一场未知疾病的摧残之下商博良最终离开了人世。

商博良去世之后普鲁士的埃及学者累普齐乌斯几乎是接手了他的研究。183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就象形文字写给罗塞利尼教授的信》，阐述了象形文字中的双音节、三音节符号以及单音节符的补音功能，并将埃及单音节符号的数量由商博良认定的200多个缩减至30个（当代研究又缩减至24个）。累普齐乌斯的研究既验证了商博良方法的正确性，又修正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在他的努力之下，对于古埃及铭文的研究，最终从象形文字破译转到了翻译古埃及文本的方向上，到了19世纪中叶，完全翻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已经成为了现实。

经由几十代学者，长达千年的持续努力之下，象形文字在当代已不再是一种神秘莫测的魔法符号而是一种与英语汉字一样的语言记录工具。它是独属于古埃及文明的文化密码，并在千年之后的时代里，持续传递着古代埃及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