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上来看，都大致处于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之中，同为四大文明古国之列。

相较于古中国而言，其它三种文明各有特色，然而，我们也能从其中发现，它们之所以衰落的原因所在。

我们先来看看古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形成了多个城邦，以城市文明为主，城内生活着手工艺者、贵族等，城外是供养城内人的农田，其楔形文字的产生与这种文明类型是分不开的，正是出于对私有财产的强调，才有了发明文字的需求。

另外，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信奉的是多神教，其四位主神分别是天空、大地、空气和水。从多神教的来源（“对每年泛滥洪水的恐惧和外族入侵的威胁”）上可以看出，美索不达米亚在对洪水的态度上是区别于古印度和古埃及的，后两者的洪水泛滥是处于一种可控的状态之中，将其奉为“母亲”，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则将其比作“恶毒的神”。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区别于古埃及与古罗马的重要一点是，其走向衰落的原因是来自于两点：内部城邦的长期战乱：内部城邦的此消彼长，政权的更迭交换，虽在萨尔贡、汉谟拉比等时期得以统一，但是却失去了文明得以取得更好发展的长时间的稳定期；土地的盐碱化：有学者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居民们虽懂得却不知道“土壤中的盐分必须用充足的水加以过滤并完全排泄出去”，加之气候干燥，使得土壤中的盐分逐年加重。美国亚述学家雅各布森在《古代的盐化地和灌溉农业》中指出灌溉农业和土地盐化的关系是苏美尔文明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而古埃及与古印度走向衰落有着同样的遭遇：外族入侵。

古埃及区别于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印度相似的地方在于孤立性。非洲大陆北部大片的荒漠阻止了域外民族的入侵（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入主”并建立亚历山大城），尼罗河横穿撒哈拉沙漠，尼罗河狭长的河谷孕育了古埃及文明，而当时进入尼罗河河谷的“大门”只有尼罗河三角洲地带。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文明，古埃及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一种帝国文明，“王权通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加强”。在这样的集权制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也显得轻而易举，其措施包括赋税制度、控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分配各种生活和生产资料等，以满足政府的日常开支以及荒年储备等，当然也不会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对私有财产的强调。这一政治制度还体现在金字塔的修筑上，如此浩大工事所调动的万千劳工，与埃及中央集权制度不无关系。

而从金字塔的建立中，我们也能够窥视到埃及的宗教信仰的某些端倪，斯塔夫斯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指出，埃及农民之所以对建立金字塔怀有热情，是因为他们相信是在为神来建造宅邸，并且这个神能够带给他们福祉。这种神化了的世俗王权，人与神的合二为一，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的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有着相当的区别，人神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的。

古印度与古埃及一样，地理环境上的原因使其具有孤立性：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东部的印度洋，南部德干高原将印度分为南北两块，这使得古印度文明能够得到稳定而持久的发展。不同于长期战乱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社会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社会长期处于稳定的状态之中，这可以说是不公平的种姓制度所带来的好处之一。古印度最终并没有逃过被外族入侵占领的命运，随着来自于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的到来，印度河文明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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