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著作是指以希腊文、拉丁文为载体的古代文献，计有诗、散文体史著、戏剧以及修辞学与哲学论著等，时间断限上起公元前8世纪，下迄公元7世纪，历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的传承接递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复兴”，业已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宝贵遗产，对现存典籍的整理与校勘也已成为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古典学界之于西方古典著作文献学(版本学)的研究相对滞后，鲜有专文论述。本文仅就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校本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问题试举如次。

一

文献学(版本学)言之，西方古典著作分作写本与印本，在造纸术经由阿拉伯人传人欧洲之前，写本的书写材料主要为草纸(papyros)与皮纸(pergamena)。以莎草为原料制作草纸的工艺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埃及的第一王朝(约前3000年)，后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传人欧洲。考古遗存表明，莎草制品约在公元前2000年代已出现在希腊的克里特岛(从该地出土的封泥上可以清晰地辨认莎草绳的勒痕)，及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才开始作为书写材料用于文字的载记，并一直沿用到公元7世纪左右。通常而言，草纸的单张尺幅长约尺余，宽半尺余，单张对接的草纸通常有20幅，总长约7米。早期采用从左到右、自上而下分栏书写的方法(词句之间既无间隔亦无句读，书体为大写字体：草体或安色尔体)，成篇之后捆扎为卷(volumen)，其形制一如中国古代的卷子。一部长篇往往要包括几束或十几束这样的卷，且无分卷一说。公元前4世纪，库迈的埃弗卢斯(约前405一前330)在其30卷本的《通史》中开始有意识地按不同区域(如南部与中部希腊、马其顿以及西西里等)划分卷次，一地一卷，均以序言为发端。埃弗卢斯这种分卷撰述的方法不仅为后来的希腊著作家所承袭，而且影响到罗马史家T．李维《建成以来史》的成书形式。

公元2世纪前后，出现了草纸与皮纸并用的格局。与草纸相比，皮纸在西方普及的时间虽然较晚，但由于其自身的诸多特性，以至于在草纸被废弃后、纸出现前以及使用初期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公元2世纪以降，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原来的卷也逐渐演变成正反两面分页(codex)书写的形式。若干页对折起来后合为一本(membranae)——现代书册之雏形，早期基督教时期的《新约》以及公元4世纪的希腊、拉丁著作几乎均采用这种形制。而页面的天头、地脚与左右边白(较之卷栏只留有天头、地脚而言)则为校本中的大量注疏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从写本传承的历史上看，从草纸到皮纸、从“卷”到“本”的转变虽然在形态上确保了古代文献向中世纪的流布，但亦使得源一流十的写本在抄工笔下往往归结为单一的抄本。

论及西方古典著作的写本，书写材料有草纸与皮纸之别，种类上亦有着稿本、抄本和校本的区分。在中国文献学或版本学研究领域，稿本一般是指著作者的手稿以及经其校阅过的清稿；在现代西方语文中，从古希腊文“arkhetupos”演变而来的“arch6type”、“archetype”以及“archetyp”等形式原本表述的也是此种意义上的概念，但在后来的校勘实践中该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词源学上言之，“arkhetupos”一词最早见于哈里卡尔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伊萨埃乌斯》(11)，是由“arkhe”(初始)与“tupos”复合而成的形容词。“tupos”的原意为模子留下的痕迹，尤指玺印留在封泥上的阴文或阳文。后来，在古罗马著作家M．T．瓦罗的笔下，arkhetupos”一词的拉丁语形式为“archetypum”，“意指“原形”或“样本”的中性名词，等同于希腊文的原意；就写本的具体语境而言，其含义也是我们所说的稿本或清稿本。但是，在19世纪初叶，随着近代版本校勘理论的建立，“archetypum”的词形不仅演变为“archetypon”，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在版本谱系(stemma)的构建中，它指的是渊源不同的古代写本可直接追溯到的中世纪抄本文献(即所谓的“祖本”)，通常用希腊字母表中的最后一个字母“∞”来表述。20世纪40年代，以A．丹(1896-1964)为代表的法国古典文献学家对“archetypon”一词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该词指的是“某一著者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文本”，并且指出，“有多少种渊源不同的文本，即有多少种祖本(archetypon)。”此说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区别是：它并不认为源于中世纪的古典文献就一定是“archetypon”，因为尚有古典晚期的文献遗存于世，而且这样的“archetypon”往往不止一种。针对这种概念混用的局面，J．伊里库恩在其新近出版的《希腊古典文献的传承》一书中指出，“其中的原因，并非界定不当，而是此类术语的匮乏……为了避免歧异，这两种界说可分别用于论述文献的流传以及版本谱系的构建。”也就是说，宏观上论及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承时，“archetypon”为稿本、为逻录本，在具体构建版本谱系的过程中该词则可用来指代“中世纪”或“古代晚期”形成的祖本。事实上，无论是“中世纪”说还是“古典晚期”说，或是在具体语境中的不同使用，对“archetypon”一词的界定所反映出的主要问题在于，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经水火兵燹，或因书写材料本身所限，早已亡佚，不得复见，致使西方古典学界之于这一学术用语的概念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解读。

西方古典著作稿本的或缺，使我们无法窥其原貌，但从传世文献零散的记载中还是能够了解到西方古典著作稿本流布的一些情况。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拘史诗、抒情诗、悲喜剧抑或散文体史著，朗诵(recitatio)均可称为文人骚客用以“发表”自己作品的一种方式：为了征询他人的意见，他们或在应邀的几位知己中、或在公共场所朗声吟咏。据史料记载，希罗多德就曾在奥林匹亚赛会期间朗诵他的《历史》，当时还是少年的修昔底德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至于那些不适于朗诵的写作形式，如哲学、修辞学论述等，著作者则会把自己的手稿赠与朋友或门徒传阅，而后来的所有者可把稿本交给以抄写为生的奴隶任意逻录。其时还谈不上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版权”，著作者也得不到任何酬金，所能得到的不过是生前的名望和身后的“百世流芳”。当然，著作者有时也需要写工根据稿本抄写若干份逻录本为己所用。以希腊悲喜剧为例，剧作家最初要在剧目上演前把一份逻录本提交给执政官，以期得到能歌善舞者的参与；如果需要，他还得交给歌队若干份以备吟唱者之用。在古典时代的雅典，一出悲喜剧的上演，往往会吸引来自不同城邦的几万名观众，原本以文字为载体的剧本便会以一种“听觉”的方式广泛“流传”开来。据普鲁塔克记载：“西西里的希腊人对欧里庇得斯诗句的偏爱无人可及，他们常常把来访者带给他们的部分段落及选集烂熟于心……而当1000名雅典士兵公元前413年兵败叙拉古被囚之后，只因少数几个人背得出几句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说白而免于非命。”无疑，在雅典每年一度的狄奥尼索斯酒神节庆上的戏剧表演(最初为悲剧，后来才有喜剧)极大地促进了民众对抄本的需求；而根据“所闻”辗转而来的本子在某种程度上则为后来的版本校勘提出了一大难题。

要言之，西方古典著作稿本的流布会因文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至少从修昔底德起，古典著作家开始措意于以传世为目的的著述生涯。正如修氏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言：“本书所载记者……并非为了一时的听众，而是意在千秋的流传。”

二

一部西方古典著作的流传，其稿本经迻录而为迻录本，经迻录本而嗣出者，又会繁衍出诸多不同的抄本，源一流十，世代相袭，最终形成了繁杂的版本谱系。就传世的写本而言，唯以抄本与校本见存，以旁出的抄本居多。

抄本的出现，盖与当时个人或官方收藏的需求密切相关。据罗马诗人阿塞纳埃乌斯(约170—230)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僭主庇西斯特拉图斯与伯里克拉泰斯已有颇丰的个人收藏；而在赫里孑L山上的缪斯神殿中则收有赫西俄德诗作的抄本。由于早期资料的匮乏，目前尚无法旁证阿塞纳埃乌斯的这一记载。但是，散见于尤波利斯、阿里斯多芬、柏拉图以及色诺芬著作中的若干证据显示，雅典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末起个人收藏即已相当普及。从阿里斯多芬(《蛙》，第943行)对欧里庇得斯悲剧的揶揄中可以看出，后者对文献资料的运用显然是建立在丰富的个人收藏基础之上的；而阿里斯多芬喜剧本身所常见的滑稽模仿与暗喻在某种程度上亦得益于其广博的图书收藏。至公元前4世纪，随着教育与学术的发展，研究机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对图书的需求。公元前35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建吕克昂学园。为了扩展其研究，他尽可能地收集前贤的著述，并分门别类地加以总结，为己所用。另外，在公元前336一前330年间，为了确保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剧作的权威性，雅典出台的法令明确规定：其剧本由官方勘定、收藏；优伶不得为取悦观众而任意篡改定本，每次演出必须由专人负责督演。就西方古典著作写本的种类而言，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传说庇西斯特拉图斯曾下令修订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与《奥德赛》外，上述三大悲剧家的这种文本亦是迄今所知的最早官方校勘本。

在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抄数量上，最多的当属希腊化时期的埃及。当时的托勒密王朝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在亚历山大城大兴土木，并在塞奥弗特拉图斯得意门生德迈特里乌斯的建议下，依照阿卡德穆尤其是吕克昂学园的建筑风格创建学宫，其下设的图书馆(bibliotheca)庋藏从希腊各地及亚洲陆续搜罗来的抄本多达5o余万卷。据记载，为了获取孤本文献，托勒密二世曾以15枚银塔兰特作为保金从雅典借得希腊三大悲剧家的官方勘定本用作底本，后来竟放弃了保金而留下了借来的悲剧勘定本，他还曾不惜重金购得亚里士多德生前收藏在吕克昂学园的大批抄本。

亚历山大城学宫除了供学人从事研究的工作问外，还设有专门的缮写室。抄胥的工作，一方面出于馆藏的本身需求，再就是为了对外销售的商业目的。当时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齐名的还有帕加马图书馆，其馆藏抄本亦有2o余万卷，后被安东尼作为礼物送给了埃及女王克雷奥帕特拉。公元前2世纪以降，公共收藏已遍及希腊各邦。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其个人与公共收藏始于共和国末期，兴盛在帝国时代。罗马文化在继承希腊文化的过程中，除了希腊移民的直接影响外，再就是罗马人本身的借鉴。这种借鉴，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有选择地适译希腊文献。其结果是，一些希腊文佚书最终以拉丁文的形式流传到中世纪；而后来的阿拉米语、阿拉伯语等东方语文翻译本在西方古典文献的传承过程中亦成为不可缺失的一环。

前文已经谈到，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草纸的出现到公元2世纪前后皮纸的广泛使用，西方古典世界一直主要以这两种书写材料记载文献，书体从公元4世纪起也一直采用大写的安色尔字体。公元5世纪以降，由于埃及本土莎草的枯竭或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古典世界的草纸供应一度中断，皮纸价格飞涨。针对廉价书写材料的阙如，拜占庭时期的学者于公元7世纪左右发明了一种小写的草书体。此种书体比之大写的安色尔体不仅提高了手书的速度，而且节省了书写内容所占用的空间，从而为拜占庭时期大量抄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此，“如果说公元9世纪中叶拜占庭时期学术研究在东部的复兴是建立在大批抄本之上的话，那么，这种复兴亦得益于书体的变化，一如加洛林小写书体在西部的出现之于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校勘学上言之，举凡晚期希腊语写本中的常见错误，如拜占庭写工在辨识安色尔书体时所出现的“鲁鱼亥豕”的笔误等，几乎均源自公元9世纪的某一抄本。而现存的拉丁语写本文献亦多系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的抄本。比之这一时期的拉丁语抄本，拜占庭文化复兴时期的希腊语抄本在字体转换过程中的笔误一般要少，因为当时拜占庭人的官方语文即为希腊语。拜占庭与加洛林时代的文化复兴，希腊语、拉丁语抄本在东部与西部的大量出现，确保了古典著作传播到中世纪的中晚期，而中晚期的修道院则最终完成了古典文献向近代的流布。如果说当年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曾被基督徒付之一炬的话，那么正是中世纪中晚期的修士承担起了传承古典文化的重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文献抄本几乎均源自这一时期修道院下设的缮写堂(seriptorium)。

在此尚需指出的一点是，隶属于修道院的这种缮写机构，是由经验丰富的主事(armarius)负责日常管理的，其主要职责是遴选底本以确保抄本的质量。在满足修道院收藏的同时，缮写堂亦对外承接宗教或世俗文献的誊录。作为写工，修士之于缮写一职尽心而虔诚，法国著名古典文献学家A．丹称他们所在的缮写堂为“出产底本的坊肆”(minutesd’atelier)。装帧艺术史上言之，彩饰与插图始见于这一时期的写本文献。而后来的写工在传抄过程中不仅仅照搬前人的注释与注疏，而且亦临摹抄本中的原有彩饰或插图。

综观抄本的流传，希腊的、拉丁的抑或合而观之所谓“古典的”，从雅典的奴隶、亚历山大城的抄胥到拜占庭与加洛林时期的写工、中世纪中晚期修道院的修士，历代抄手均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以有价的劳动为后人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但是，在由“卷”而“本”、由草纸而皮纸、由大写的安色尔字体而为小写书体的传抄过程中，亦使得不同时期的抄本因书写材料、写本的式样、字体的转换或是写工的笔误、造译等出现了不同的异文。考订讹误，正本清源，随着早期校勘的出现，校本便成为继抄本之后的另外一种写本形式。

三

公元前3世纪初叶，随着亚历山大城学官及图书馆的建立，馆藏抄本激增，如何校勘与编目遂成为第一要务。其时，一大批身兼数职的驻馆学者秉承传统，在文献整理、尤其在校勘荷马史诗过程中的实践不仅开启了校勘史上的新纪元，而且经后世的传播与发展则成为近现代西方古典著作校勘学的基础。

西方古典著作的校勘本——前文已经有所述及——最早始于荷马史诗以及埃斯库罗斯等希腊剧作家的悲剧。就前希腊化时期的具体校勘情况而言，鉴于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我们只能从零乱的记载中得见文献整理与校释在古典时期的滥觞。例如亚里士多德及其门生在探究科学与哲学问题的同时，对荷马史诗以及德摩斯提尼的演说辞亦有着不同的解读。至若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的学术传统，尽管文献记载各有不同，古典学界的研究亦各执一词，但均不能否认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其直接或间接的诸多影响。

在希腊传统中，荷马史诗一直被视为经典。作为通行本(vulgata)，《伊里亚特》与《奥德赛》的正文虽然均是标准的阿提卡方言(koine)本，却涉及前希腊化时期的不同注释。从泽诺多图斯(约前325一前260)到阿里斯塔尔库斯(约前216一前144)等早期驻馆学者的校勘实践可以看出，馆藏本的天头、地脚等处均留有前人对异文的正误，而且正误的内容(如对词、句、段的校勘等)并不入正文。当时的驻馆学者承袭了这种校勘方法，并在遴选善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量的注疏工作(即所谓的“apparatuscriticus”)。例如，泽诺多图斯在校勘荷马史诗时，对有异议的词句、段落或前人的注释，并不擅加改动，而是以符号的形式标出并附注说明。A．丹在论述写工的优劣时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总之，那些如实抄写底本讹误的人，是为好的写工。”若由是推，驻馆学者对待前人注释的这种校勘实践亦不失为“多闻阙疑”的审慎态度。具体而言，泽诺多图斯首创的质疑号(obelos，写作“一”)是用来表示一行诗句的疑义。拜占庭的阿里斯多法奈斯(约前257一前180)发明的校勘符号有“thunderbolt”(写作“T”，表示对一段诗句的质疑)、“asterisk”(写作“※”，表示含义不清)以及“antisigma”(写作“c”，表示重复)。至于易出歧义的词或句，阿里斯多法奈斯则采用重音符号、长短音符号或是标点的形式加以区分。这些由校勘实践发展而来的创制除了极小的变化外，迄今仍为希腊语文所沿用。阿里斯多法奈斯的得意门生阿里斯塔尔库斯在校勘荷马史诗时发明的校勘符号有“dipl~”(记作“>”)与带点的“dipl~”(记作“>”)，分别表述的是，语言或内容上值得关注的段落并参阅不同的注释以及他本人不同于泽诺多图斯的校注。“因为在校勘实践中，阿里斯塔尔库斯似乎把其所掌握的写本或是善本中的诸多注释均收录到他的校勘本中，并在写本的天头、地脚附以校勘符号，旁出的大量注疏据说多达800卷。”而出现在这一时期校勘本中的注疏内容，有的往往要延续到下一卷。及至亚历山大城的晚期驻馆学者狄迪穆斯(约前65～公元10年)在校勘荷马史诗时，更是广集泽诺多图斯、阿里斯多法奈斯以及阿里斯塔尔库斯等前人的注释及注疏；其校勘本经后人摘录而辗转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校勘实践的主要资料来源；他们的集校方法以及对待写本的审慎态度亦影响到后来的校勘实践。不过，尚需指出的一点是，写本的年代越晚，注疏的内容与赘言也越多。但是，比之早期的草纸卷，晚期写本中的注释或注疏查找起来却要便捷得多，因为注疏的相关内容均出现在同一页草纸或皮纸上。以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乌尔比诺本(约公元8世纪前后的抄件，编目代号gr．35)为例，其正文一页只有24行，而密布在天头、地脚及左右边白的注疏有的竞多达92行。

另外，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在校勘藏本的同时，还承袭埃弗卢斯的分卷法，对埃弗卢斯之前的长篇希腊草纸写本重新进行了分卷整理，而他们本人著述时也沿用了此法。作为“标准的尺幅”，当时的一束草纸卷盖可包括“修昔底德史著1卷，剧作1500行，抑或荷马史诗2卷或3卷”。文献学上言之，这种对多卷写本进行有意识的分卷，事实上亦影响到后来的藏书方式。收之书匣(capsa)的长篇卷帙，通常以5卷(pentad)或10卷(deead)为一匣，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T．李维百余卷史著中会出现10卷整亡佚的原因所在。

在具体的编目方面，卡里马库斯(约前305—前240)根据亚里士多德当年在吕克昂学园的做法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完成了对馆藏抄本的编目工作。在其《书目》(Pinakes)中，卡里马库斯几乎遍收希腊古风及古典时代的全部书目，其中包括当时图书馆未及藏书的大题。

西方古典著作在成“卷”为“本”之初，均无大题(title)，亦无小题(sub—title)。正是出于编目与收藏的需要，古典著作的大题才始见于希腊化时期的校勘本。有研究表明，荷马史诗定名的时间可能要早一些，因为荷马史诗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是作为开启青少年心智的教科书来使用的，可能是由教书先生根据史诗的内容而冠之以《伊利亚特》(按：“Illias”的本义为“特洛伊的故事”)与《奥德赛》(按：Odusseia”的本义为“奥德修斯记”)的名目。另外，剧作的定名也可能在古典时期即已为习，因为在狄奥尼索斯酒神节上的参赛剧作，上演前势必要有所命名。至于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对馆藏写本的追题方法，事实上深受希腊史学传统的影响。从赫卡塔埃乌斯、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其著述开篇首句除言及撰人与籍贯外，再就是所述之主题。譬如，我们通常所称引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大题，即为阿里斯多法奈斯在校勘修昔底德著作时取其首句所加，希罗多德历史著作的定名所采用的也是这样一种方法。从埃及古城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草纸文献残篇可以看出，当时驻馆学者的具体做法是在写本卷末注明大题并用属格的形式表述著者名，捆扎为卷后再上附标签(sittybos)，再书大题。

公元2世纪以降，“大题见于卷末者，为后来的本(membranae)所沿用，而卷末标明写本出处者只一见。”从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西部的异教学者在校勘拉丁文献时在写本结尾处除了标明著者及大题外，往往还留有校勘者名、校勘日期及地点等有关校勘情况，即所谓的“后记”(subscriptio)。这种“后记”有的经后人摘录而流传下来，我们在校勘过程中往往可以藉此确立某一写本的谱系传统。中世纪中晚期的抄校本除了写工结笔时具名外，一般并不标注其所在的修道院，致使在后来的校勘中往往难于断定出处。至于我们现在所称引的西方古典著作写本，通常以收藏地的名称指代，诸如梵蒂冈本(Vaticanus)、巴黎本(Parisinus)抑或不列颠本(Britannicus)等。而考古发现的草纸文献，则多以出土地域冠名，如赫尔库拉内乌姆(Herculaneum)或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草纸卷等等。就西方古典著作的现存写本而言，在埃及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中期草纸卷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抄件，较多、较完整的则为公元9世纪及旁出的皮纸本。在构建版本谱系过程中，这一时期的拜占庭与加洛林写本亦常被校勘家推为“祖本”(archetypon)文献。

综上所举，事实上涉及文献学研究中的多个学科领域，如校勘学、古文字学、写本学及草纸学等，内容极为繁复、庞杂。至若写本文献的流布，除了不可抗拒的诸多因素外，则又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本文虽以概述西方古典著作写本诸形态为主旨，但亦恐挂一漏万，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有以教正。

张强，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