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通史的编纂悄然升温，不啻是一座座城市的历史名片，而且是史学界与出版界的热点之一。且不说一级行政区划北京、上海、重庆等直辖市，南京、广州、武汉等诸多省会均有多卷本城市通史出版，非省会城市已出多卷本通史的有苏州、宁波、绍兴、酒泉等，朝阳、聊城也各有三卷本城市通史。

    温州尽管在现实中既非省会，在历史上又非古都，却是独具特点的地区性城市。早在北宋中叶，杨蟠就以“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的诗句摹写出温州的繁荣；进入新时期不久，“温州模式”更为改革大潮中的民营经济开出了新路，这样的城市理应拥有自己的通史。而新近问世的《温州通史》便为城市通史书系奉献了新精品。笔者阅读其中的宋元卷，深感这部城市通史在编纂上自有特色，在学术上颇具分量，欣然援笔，略作评介。

    一

    城市通史属于传统史学里的区域性专题史，在历史地理学中偏重于历史人文地理的范畴。这就要求编者团队兼具传统中国史学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的完备素养。《温州通史》主编是温州籍著名学者吴松弟教授，在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东南区域历史地理与宋元史等领域卓有造诣，承担过多卷本《中国人口史》与《中国移民史》辽宋金元卷的研究与撰述，由他出任全书总主编兼宋元卷主编无疑是不二之选。主编既然是历史地理学的名家，在引入历史地理学方法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综观全书，诸如借助现代统计数据与GIS技术测算历史时期温州属县面积，配绘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的示意图与分布图，制作资料详实的移民统计表，等等，都展现了鲜明强烈的学科底色。

    落实到每卷作者队伍，也都是相关专题与领域的出色专家，多有丰硕的前期成果作为坚实的基础。例如，《宋元卷》为起源于温州的南戏立为专节，执笔者已有《南宋戏曲史》与《温州古代戏曲史》等专著，这次执笔撰述称得上是取精用宏。

    在温州有关部门支持下，编纂团队组织了大规模的实地考察与地方文献的搜辑整理，建立起以千万字计的温州历史文献数据库，为编撰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认为入宋僧几乎不去温州的寺庙，《温州通史》引据了永嘉诗人徐照的诗作，有力纠正了日本学者“完全依据日本资料得出的片面看法”（608页），就是数据库发挥作用的例证之一。

    如果说数据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么各卷初稿告竣后，主编每卷分别约请三位资深专家认真审读，其中一位必是温州史专家，严格的审稿程序确保了整部通史的学术水准。

    在体例设计上，最终成果分为断代史与专题史相辅相成的两大序列。通史由东瓯、汉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与民国六卷组成，各种温州专题史共二十部，极具地区风貌的《温州古旧地图集》《温州畲族史》《温州海上交通史研究》等十余种业已行世，两大系列年内可望出齐。为保持历史时期温州地理空间的独立完整性，玉环县尽管已划归台州，仍变通纳入通史的范围，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况的妥善安排。

    在编纂方针上，《温州通史》一方面坚持城市通史的叙事统一性，要求每卷都涵盖地理环境、人口变动、地区开发与经济发展、区域文化、教育与科举、社会结构、国内外对本地区的影响等基本板块；一方面强调温州地区的相对独特性，“突出温州特点”。全书在后一方面尤有不俗的表现。例如，著者通过数据统计交代温州在北宋立国六十余年间无人中举，而地理环境落后温州的临近的处州同期却有六名进士；但进入南宋，温州进士数竟然跃居浙江第一，全国第二。在分析背景与原因后，将其命名为“温州现象”，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南宋永嘉学派超越了地域性，与朱学、陆学成鼎峙之势，全书以十分之一篇幅详述其起源与流变，代表性人物及其社会改革思想，衰变与影响，浓墨重彩地凸显了温州特色。其他诸如以“温州杂剧”“永嘉杂剧”与“永嘉戏曲”命名而作为古典戏曲源头的南戏，文学部分梳理了与“永嘉四灵”同时代的“温州诗社”，也都彰显了温州元素。在论述温州家族变迁时，以永嘉苍坡李氏相对完整保存至今的族谱材料构建起具有地域特性的个案，也值得称道。

    二

    在学术价值上，《温州通史》在

    以下几点上应该充分肯定。

    首先，历史总体感的准确把握。历史学具有叙事与解释两大功能。作为城市通史，当然应该缕述温州在各个时期及其各个方面的演进概况，但更应在总体上让读者能全局性地把握其发展大势。《宋元卷》为温州作了历史的定位：“宋元时期是温州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称得上温州历史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而在这一总体定位下，“如果说南宋是温州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那么元代则是温州从高峰走向下坡路的开始”（《导论》15、17页）。而相对于宋元第一个发展高峰期，“直到晚清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外力推动下形成大开放局面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温州才第二次进入历史经济文化的高潮时期，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温州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则使温州进入第三次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27页）。将这样的历史总体感交给读者，是十分必要而难能可贵的。

    其次，区位变迁论的独到运用。区位理论最先创用于经济地理学领域，后经完善而移用于历史人文地理学。《宋元卷》将其运用于温州发展高峰期的考察，诚为慧眼独具。著者指出，唐中叶以降，我国经济重心加速南移，主要对外交通路线由陆路改为海路，杭州成为南宋首都，构成对宋元温州社会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三大事件。到南宋，温州区位也从唐代的边缘州郡跃升为靠近首都的次辅郡，在经济贸易上成为不容忽视的海港城市。但进入元代，温州区位的重要性急遽下降，重回南方远郡，兼之王朝政策的具体差异，温州发展便开始渐入低谷。

    再次，双向移民说的继续推进。《宋元卷》中《人口与移民》专章由主编亲自操觚，内容尤见充实。他在《中国移民史》第4卷里，已涉及南宋存在着福建移民至温州为中心的浙南地区与温、台为主的浙南移民迁往淮南地区的双向移民现象，但着墨不多。而《温州通史·宋元卷》里，他不断完善“双向移民说”，将“福建移民的迁入”列为专节，论述增至十余页，并附有“福建移民始迁温州简表”，统计精确，并以此为据，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福建对温州的迁入规模要超过温州对淮南的迁出规模”（6页），而“福建的大批移民迁入对温州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不仅超过唐末五代的移民迁入，甚至还超过北宋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口的迁入”（169页），揭示了温州独特的移民现象，将自己的既有研究向前推进，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

    最后，人地压力说的合理诠释。“人地压力说”当然并非主编首倡，但他在历史人文地理领域的诸多解释里，尤善援引其说而深中肯棨。他在列举温州科举之所以在南宋勃兴的人文社会背景时，一方面提示科考起步较早的福建移民带来了示范效应，启悟显然来自其“双向移民说”，另一方面强调南宋温州在人地压力上达至一定程度，驱使耕读传家的温州子弟转向科场谋求新出路，就颇有说服力。又如，他在探讨温州沿海平原加速形成过程中，主张其技术手段固然有赖于生物促淤与工程促淤，但日渐加剧的人地压力则是更深层的主因，同样令人颔首认可。

    当然，因稿出众手而主编笔削，在章节段落的前后安排上未免偶有或欠斟酌而失于照应之处。例如将戴侗《六书故》的语言文字学成就，列入文学部分论述就不如移入经学部分作为传统小学评价更显熨帖。除了这些大醇小疵，《温州通史》最大的遗憾就是缺了现当代卷。在既出的城市通史中，绝大多数省会城市通史都编到1949年以后，非省会城市的《苏州通史》也有两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温州通史·宋元卷》在绪论里既然提及温州发展史上的三大高潮期，第三个高峰期就是踏着改革开放的步点开始的，其时的“温州模式”在全国经济转型中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故而无论如何有必要续编《现当代卷》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使这部城市通史真正通贯古今而启悟后人。跂予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