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著作中，我们还能看到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杭嘉湖常镇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只有九府说把徽州划为江南。

在“江南”的地理划分上，值得一提的，还有专治江南经济史的知名学者李伯重先生。他依据地理上的完整性与经济网络的辐射性，即连为一体的江南运河与太湖水系，以及该区域内的核心——具有高层中心地功能的大中商业城市，将江南界定为明清时期的苏松太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一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部与浙江北部地区。李伯重先生对江南的界定，与刘石吉相近，是目前为国内不少学者认可的主流意见。

历史地理中的“江南”

江南一词，在先秦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如《左传》与《尚书》，其地域界限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一般泛指大江以南地区，且有所偏重，偏指长江以南的东部地区，后世对江南的厘定都是这一时期所激起的绵长余波。

到了汉代，在《史记》与《汉书》中，广义上的江南仍为长江以南地区，包括内陆蜀地，狭义的江南则局限在湖广江西一带，它们都与近代和今日的江南地域概念有较大出入，如战国之“山东”非今日之“山东”。此时的江南地区人烟稀少，生产水平落后，但优越的自然环境为经济开发创造了条件。

江南地域的日渐清晰，出现在汉末时期以及随后的晋室东渡。三国时期由于孙吴政权对江南的开发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该地区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之后东晋和南朝历代的统治中心均沿袭孙吴的统治区域，江南的地域界限也随之逐渐集中于吴越一带（今江苏与浙江）。南北朝时，广义之江南仍有长江之南的意思，但狭义的江南已经基本指吴越之地，并从此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受到之前传统观念的影响，唐代“江南道”的设立，使“江南”一词被用作行政地区的正式名称。它囊括了今日浙、赣、湘、闽四省以及苏、皖两省的南部，与我们今日的“江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由于“江南道”范围过大，在盛唐时被一分为二，今日浙、闽二省与苏、皖南部被划为“江南东道”，其余地区则列入“江南西道”，但其内的各地社会文化经济差异仍颇大。到中唐时，江南东道继而被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这个划分在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上更为合理，我们今日的江南就大致在“浙西”一区，包括现在的浙江北部与江苏苏南地区。后来的徽州六县，此时则皆划归在宣歙观察使辖区。

宋代时设立的“江南东路”，已不同于之前的“江南东道”，实则是中唐时代的宣歙观察使辖区以及江南西道部分地区，更与今日地理之江南无瓜葛。从元代起，“江南”一词不再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但人们提起江南时，越来越集中在今日的苏南与浙北地区，如明后期有人建议把苏南浙西诸府设一行政区置督抚专治，称此地区是“江南腹心”。当人们谈起江南赋税、江南水利、江南民风等问题时，通常也是指这一地区。

虽然今日地理边界中的江南，人们基本沿袭了明清时期的主流意见。但某种程度上的混淆不清，其根源主要也是由于明清时期江南一词不再作为正式行政区域。

诗性文化中的“江南”

周振鹤先生在《释江南》一文中总结说，“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异，而且还有经济意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 毋庸置疑，当我们探寻江南时，必须抛弃狭隘地理上的江南，更有必要考虑江南的诗性文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气质的存在, 江南才成为江南。从这个意义上说, 研究江南就不能不去找寻它的文化血脉。

江南一词成为一种文化意向，始于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到了南北朝时期，江南的诗性锋芒更露，柳恽借乐府旧题所做的《江南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王夫之评价为：“含吐曲直，流连辉映，足为千古风流之祖。”唐朝时期，江南逐渐深入人心，为更多诗人词客所青睐。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江南地区的先民, 原本属于好勇善战的民族。如先秦时期的吴国和越国, 曾先后参与中原大国争霸。随着大批文人士大夫的南迁, 以及被奉为正朔的司马氏政权重新获得确立, 江南文化开始注入新的内涵,重要的标志便是北方知识分子在东渡后发生了精神上的巨变，江南也告别了充满野性的 、质朴的童年。

对于江南来说, 不仅是文人的精神发生了蜕变, 民间同样深受影响, 因为这种诗意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从而变成了江南性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杏花春雨江南，江南如今早已超出地理界限，成为中国人心中一个闪耀的精神符号，一种绵长悠远的乡愁，则与明清以来江南在全国的经济文化地位分不开。

作为江南延伸的徽州

考察上述诸多学者的研究，在狭义的的地理上，徽州属于江南，从来不是主流共识。

但徽州与江南的渊源却非常深厚，以及很多相似点。如果没有历史上的人口大量南迁，就不会有江南文化，也不会有徽州。历史上的徽商尤为钟爱江南，他们巨大的财力与儒雅的旨趣也深刻影响了江南的肌理，“无徽不成镇“，其中很多市镇便是今日的江南市镇。

而江南在地理上的界限虽然不易准确地标明，但文化上的元素却彰显无遗，那个“泛舟采莲叶, 过摘芙蓉花”的江南，实际上已经超越地理边界，成为徽州一种内在风俗气质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徽州又在江南诗性精神的版图中。无论是徽州古朴的民居，抑或是余杭的烟柳画桥，都鲜明地折射出一种江南的气质，如朱逸宁在《江南的文化地理界定及六朝诗性精神阐释》所言，“如果看不到这些元素中折射出的诗意，那么我们所研究的江南大概只能是没有生气的存在”。

参考资料：

《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李伯重

《江南情结在商业会所空间中的时尚性表达》，焦燕

《六朝诗歌中江南意向的生成与构建》，张凤

《明代官方文书中的“江南”》，高逸凡

《江南的文化地理界定及六朝诗性精神阐释》，朱逸宁

文字 / 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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