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明实录》记载，早在洪武五年（1372）太祖朱元璋就命徐达、李文忠督造独辕车1800辆，永乐八年（1410）成祖北征时，更造武刚3万辆。但无论是独辕车还是武刚车，都只是用以运输粮草，并不具备战斗力，因此称其为辎重车或者运输车更为恰当。正统十二年（1447），迫于北方蒙古鞑靼部的强大压力，大同总兵官朱冕获得了明廷的批准，造小型喷车380馀辆，这可以说是明代第一批直接用于战斗的战车。“自是言车战者相继”（《明史》卷92）。分析起来，使战车这一古老的武器在明代获得新生的原因有以下数端：

首先是火器在明朝的大规模使用。据《明太祖实录》卷129记载，洪武十三年正月规定：“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可见明初时军队装备火器的比例就高达10%。至永乐年间，京军成立神机营，这是世界上最早装备火枪的部队，比欧洲最早装备火枪的西班牙火枪兵要早约一个世纪。明代中叶，各类火器层出不穷，如鸟铳、三眼铳、大将军炮、盏口炮、佛郎机炮、虎蹲炮等等。不仅神机营使用火器，且五军营、三千营、团营也配备了火器，形成了“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明经世文编》卷443）的局面。但这些火器都存在着射程近、射速慢、份量重等缺陷，在来去如风的北方少数民族铁骑面前，士兵总是担心被弓箭杀伤或被骑兵践踏，还未发射便“手足失措，虽能发枪，不暇取中”。战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缺陷，众多战车组成的车营在野战中构筑成了临时的工事，“欲行则行，欲止则止，可谓有脚之城”，不仅能“止其冲突”，更有火器为其制胜手段。而鸟铳、佛郎机等射速快、射击精度高、威力强的火器传入中国并装备战车，遂使战车不仅具有机动性和防护性，更有重大的杀伤火力。明代军事家何良臣总结车战之法时说：“欲挡戎马之冲，非车壁不可；欲挫戎马之锐，非车击不可。”（《阵纪》卷4）可谓一语道破明代战车兴盛的原因。

俞大猷独轮战车

其次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严重威胁和明朝骑兵的衰弱。终明一代，北方边患一直是明朝政府头疼的问题，可说“边无宁岁”。永乐七年（1409），成祖派淇国公邱福率精骑十万北征，却全军覆没，此后明朝的骑兵一蹶不振。成祖虽五次北征，但因缺乏骑兵这样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兵种，往往是己欲战而敌不战，反之蒙古骑兵却往往能避实击虚。如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阿鲁台，根本没有找到鞑靼部主力。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马政的破坏以及河套等重要产马地区的丢失，导致明朝更加没有足够的马匹来装备大量的骑兵，因此不得不大力发展战车以抵御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精锐骑兵。戚继光曾论及明朝骑兵与蒙古骑兵的差距：“虏以马驱逐，我亦马应之。虏皆二三其马，且骠壮而惯习之，我军一马，又皆羸弱，是马之算弗如虏也。”（《明经世文编》卷350）无独有偶，熊廷弼在分析后金骑兵作战的特点时也说：“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惟火器战车一法可以御之。”（《明神宗实录》卷580）面对严重的边患，而明政府又没有一支能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抗衡的骑兵部队，基本上是采取守势。这一尴尬的局面使得明代战车与车营发展远超前代，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二

明朝北部边关绵延万里，地形复杂，因此明代的战车并无统一的制式，多为各地将领因地制宜，设计出了各种不同类型适合当地作战的战车。明人一般根据战车的形制大小笼统分为重车和轻车。由于古代战车不可能摆脱畜力或人力的原始动力，因此更精巧、轻便的战车就不断被发明出来。以高大坚固的战车用于防守，而轻便的战车用以冲锋陷阵，也就是说，明代战车大体可分为防御型和进攻型两种。

防御型战车主要有：

偏箱车和正箱车。二者相仿，在车的侧面装有防箭矢的屏风，但偏箱车只在一侧装屏风。战时往往数十辆乃至上百辆战车并肩衔接，组成车阵。正统年间镇守大同的郭登和隆庆年间镇守蓟州的戚继光，其车营都曾采用此种车制。戚继光的偏箱车，每车配20人，其中10人为火器手，装备有佛郎机两门，鸟铳四支，火箭若干。

俞大猷独轮战车

霹雳车。嘉靖年间，曾铳为收复河套所造战车。每一辆车上载霹雳炮十八杆、火箭二百支，五辆为一小队，每队另外配备手铳十支、盏口将军炮四门。

架火战车（火箭车）。每辆架百子铳三门，百虎齐奔及长蛇神机箭三百馀支，多辆战车轮番施放。又以绵褥挂在车前，以挡铅弹，平地两人即可推挽如飞。戚继光的车营中就有此车编制。

架火战车

进攻型战车主要有：

火柜攻敌车。车厢长方形，两轮，轮高二尺五寸，辕长一丈，柜宽二尺八寸，高二尺，车厢下架五杆尖枪，上有火箭一百支，顶有油毡，以防风雨。战时两士兵点燃引信，火箭齐发，冲入敌阵。

火柜攻敌车（茅元仪：《武备志》卷106，《军资乘·战·器械五·车》）

全胜车。弘治年间总制陕西军务尚书秦制造。其车非常轻巧，高五尺四寸，厢阔二尺四寸，前后通长一丈四尺，每车重不过二石，遇到险阻四人就可抬过。车上有铳手两人，车下四人推车并兼任铳手，全车都用布甲抵御弓箭，对敌时以五辆战车为一单位冲击敌阵。

冲虏藏轮车。车辕长七尺，前安大盾，高五尺，面画猛兽，张大口。前辕二层，架刀枪八杆，车厢中放有火箭匣，内有火箭四十支，用士兵两人轮流推动射箭，冲击敌阵。

冲虏藏轮车（茅元仪：《武备志》卷106，《军资乘·战·器械五·车》）

此外，还有很多设计精巧、颇具创意的战车。如成化十三年宁夏总兵官王玺制造的雷火战车，其主要的特点是火炮没有固定在战车上，而是在火炮下安装了一个转轴，使之可以自由转动，向四面发炮，颇为类似现代坦克的炮塔。

弘治十六年（1503），闲住知府范吉曾向朝廷敬献先锋车和霹雳车以及相应的阵法。其阵法以车兵6000人为正兵正面御敌，以骑兵4000人为奇兵作为突击力量。车兵不远离骑兵，骑兵不贪功冒进，“首尾相应，前后联落”（《明孝宗实录》卷202）。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阵法，但未获明廷重视。隆庆年间，谭纶和戚继光主持北边重镇蓟州防务，大力发展战车部队，组建了车步骑营，其火力强大，兵种齐全，可谓冷兵器时代的装甲兵团。谭纶、戚继光按计划建成了七营战车部队，根据地形分驻建昌、遵化、石匣、密云、三屯、昌平等地，“及险地用骑与轻车迎击，及易地则合用轻重车骑，纵横聚散，无所不可”，“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间，七营车骑相兼，即有数万之虏无能为矣”（《明穆宗实录》卷28）。谭纶去世后，戚继光根据实际情况对车营建制等有所损益，以约3000人为一营，改用车128辆。军中还编有独特的辎重车营，装备了佛郎机炮及鸟铳等火器，不仅能运输粮草弹药，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投入战斗。万历年间，明朝又陆续在辽阳、广宁、大同、保定、真定、紫荆关等边防要地添设车营，连京营中也设有二营战车，每营一般设游击一员统领指挥。明末天启年间，孙承宗经略辽东，也建立了十二营战车部队。其车营编制是四辆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全营六千人。其战法是：“步战亦骑为奇伏，骑战亦步为奇伏，而以中权督之。枪用连环，炮用叠阵，更出迭入，循环无端，故一营之马、步、矢、炮无一不可为用，而守战俱得其宜。”（《车营叩答合编》卷3）

总之，明代的车营讲求车、骑、步等诸兵种协同作战，以火器为主要武器，且能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而变化阵形，而不拘泥于成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实用性和战斗力。

三

尽管明代战车众多，但清修《明史·兵志》对此却评价甚低：“（战车）未尝一当敌……亦未尝以战也”，“皆罕得其用”（《明史》卷92）。清修《续文献通考》更是直接斥之为“空言小智”。但考诸史籍，明代战车参加实战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决非“未尝以战”。在抵御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战车与车营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防御：明代边关多建城堡、关隘、墩台进行防守，以战车依托城墙，可以大大提高整个城池的防御纵深。正统十四年北京保卫战中，于谦在城外大营中就布防了战车，辅以鹿角，配置火器，防止骑兵冲击。无法修建城池的地区，战车更能弥补战线的缺口，成为可移动的堡垒。景泰四年，提督蓟州等处军务右佥都御史邹来学奏请战车备战时说：“密云、古北口、潮河地方宽漫，又系走沙，难以修筑墙垣。……拨与四十辆运来排列，严督官军守战，庶免仓卒之患。”（《明英宗实录》卷225）成化年间，宣大总督余子俊打击“套虏”（指盘踞河套地区的蒙古阿罗出、毛里孩等部）时，就根据敌兵多少而采用战车布置成移动堡垒，以弥补墩台的不足。以其“下兵车营图”为例，用车五百环列为营，在战车外还要挖深、阔各一丈的壕沟，相当于一座临时的城池。

野战：明代战车与车营主要用于对付骑兵，“防其冲突”，但并非消极防守。在一些名将的指挥下，战车不仅“拒人”而且也“致人”。景泰元年（1450），定襄伯郭登根据大同地势平坦、利于车战的地形特点制造偏厢车四百辆，以保护人民从事野外生产。嘉靖三十七年（1558），俞大猷在山西曾“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于银安堡”（《明史》卷212）。正是借助此战，明军的精锐部队——京营也正式将战车列装，车兵成为明军的新式兵种。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军三万被蒙古十万大军围困在七里沙滩，最后“竟以车营保全”（《明神宗实录》卷570），不仅抵挡住了骑兵的攻击，而且还是以少胜多。

伏击：一般来说，战车利于在平原旷野结营作战，但只要指挥得当，在复杂的地形中也能出奇制胜。嘉靖十五年（1536），蒙古游骑四百入犯延绥等地，被延绥副总兵白爵等部击溃。于是蒙古轻骑六千又往西入宁夏企图报复。宁夏总兵王效察知后，伏兵打硙口，等到敌骑通过大约一半时，弓弩、火器齐发，然后以轻车冲入敌阵，将之拦腰截为两段，伏兵四起，蒙古骑兵被迅速击溃。隆庆二年，戚继光在青山口大捷中，先以擂石、弓矢、枪炮，继而统率车营打败了蒙古朵颜部董狐狸及其侄长昂的进攻。

但是，装备了火器和战车的明军还是被后金铁骑打了个七零八落。因为车兵只是一种技术性兵种，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才能克敌制胜。而由于政治腐败、制度缺陷，恰恰是在关键环节出现了问题。首先是火器的粗制滥造。不但打不远、打不准，还不时发生炸膛的事故，这样的火器有时候还真比不上少数民族弓箭的威力大，致使战车丧失了最重要的制胜武器。其次是指挥和训练的问题。以车营御敌，指挥官必须考虑全局，灵活运用。车营各兵种如何协同，如何随复杂地形布阵，遇敌突袭阵形如何不乱，都需要将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而在明末，由于军队缺乏训练，别说多兵种配合形成战阵，就连手中的火器也常常使用不当。面对骑兵高速奔袭，明军常常在敌人未到射程时就胡乱放枪放炮，早期火器射速又慢，“临阵不过三发”，等敌人杀至面前却来不及装填弹药，束手就戮。相反，后金军队在与明军作战中，不仅缴获了大批火器，而且俘虏了一批工匠，逐渐能够自行铸造火器，并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当明朝叛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将红夷大炮等先进的火器和葡萄牙顾问训练的精兵3600人带到后金，形势就更加发生了逆转。汤若望曾感叹说：“彼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铳，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矣！”（《火攻挈要》卷上）因此，当明朝之“长技”为后金所掌握，包括战车部队在内的所有明朝军队都不能阻挡八旗铁骑入关的步伐了，而明朝本身也逐步走向了灭亡。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7年第7期“文化史知识”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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