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辽阔，每个地方的方言又有差别，尤其是在南方，各地方言差距甚大，所以普通话就成为了中国国民之间沟通的通用语言。我们今天说的普通话是首都雅音，清朝时称为国语，新中国成立之后国语改称普通话。我们今天用普通话发音阅读一些诸如《诗经》、《汉乐府》一类的诗词时，明显感觉很多押韵和朗朗上口的地方，可见今天的普通话和先秦时期的中原方言已经是大同小异了。

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就说过：“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根据西汉扬雄所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的记载，汉初的方言大致已有十来种。

方言太多，还差别很大，于是人们需要一种在一定范围内，大多数人可以交流的语言。这就出现了所谓的“通语”，即通用的语言。扬雄的《方言》最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并与方言对应。不过，这种通用的语言实际比“通语”这个概念要早得多，各个历史时期通语的具体称谓也不一样。

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周平王迁都洛邑后，洛邑的语言就成为了整个东周时期雅言的基础。先秦时期的通语叫“雅言”，《论语·述而第七》里说：“子所雅言，《诗》、《书》、《礼》，皆雅言也。”不过，这里所说的雅言，更多的可能是指一种书面语。到了秦汉时期，多称“通语”，隋唐时期多称为“汉音”。至宋元时期，则称为“正音”或“雅音”。一直到了明朝才叫做“官话”，并且沿用至清末。1909年清政府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可见至少在这时候的通语已经改称“国语”了。这个叫名一直在台湾地区保留至今，但大陆地区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改称“普通话”。“国语”与“普通话”实际上是异名同实。

各个时期的通语都是以某种通行范围比较广泛的方言为基础的，这个方言流行的区域通常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从先秦的“雅言”，秦汉的“通语”到隋唐的“汉音”，其通语都是以现今河南洛阳、陕西关中地区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在这之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东移，因此宋元的“正音”或“雅音”改为以现今河南北部至河北、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明初至明中期的“官话”是以现今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明中期以后至后来的普通话则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方言为基础。

20世纪3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划分汉语方言时，把具备一定共性的方言统称之为“官话方言”，并沿用至今。从此“官话”一词只用于指称“普通话”或“国语”的基础方言，而跟“通语”的含义分道扬镳。

自通语诞生之日起，官方对使用这种“普通话”的要求就日益严格。早在“雅言”时期说不上什么官方的约束和规范，更多的是从俗从众而已。但到了秦汉的“通语”，隋唐的“汉音”以后就不同了，陆续出现半官方或官方性质的规范约束加之于通语。《魏书·咸阳王禧传》中就记载了一次孝文帝就推广“普通话”征询咸阳王禧意见的对话，孝文帝说道：“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而对于故意不说正音的人，则要处以降爵黜官的惩罚。孝文帝更是表达了对持反对意见的大臣李冲的不满，“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可见那个时候，在正式场合学通语，说通语已经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到了“官话”，“普通话”阶段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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