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书院的职能主要是教育功能，而不是前期的藏书或者办公场所，这为宋代书院的兴起和发展，打下了基础。诚如钱穆先生所言“它是黑暗中的一线阳光，潜德幽光，必大兴于后世”。

宋代书院兴盛的原因

宋代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著名书院，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四大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宋代书院的兴起和繁盛不是偶然的，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宋代最负盛名的四大书院

01.官学的衰落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一文中谈到宋代书院兴起的原因，“余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唐末五代以后，官学的衰落，士人往往苦于没有地方求学，因此宋代一批儒家士人“往往择胜地而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衡州石鼓书院

宋代一批儒家士人创建书院讲学，来满足当时学子读书求学的愿望。书院在“教育本族子弟为主”之外，还招收各地求学之人。书院的兴起得到了宋代政府的褒奖。

02.书院为士人科举考试创造了条件

宋代统治者确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朝中要职甚至军务均 由文官来掌控。“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科举考试成为朝廷选拔文官最主要的途径。并且，宋代的科举制摆脱了前朝士人门第贵贱之分，为广大寒门子弟提供了入朝为官的机会。科举考生的数量剧增，这对于朝廷兴办官学的压力十分巨大。

宋代科举考试的场景

为了稳固统治，选拔士人，朝廷开始扶持书院的发展，不断有赐书、赐额、赠田、 赠屋的举动。如宋代知名的四大书院以及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等，差不多都曾接受过朝廷的恩赐，书院为宋代士人应举创造了条件。

03.宋代印刷业的发达，书院的藏书日益丰富

书院在唐初时就只是官家的藏书刻书之所，如当时的集贤殿书院。到宋朝时，印刷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广泛用于印刻书籍。不仅有官办国子监刻印的书，称之为监本，还有当时的书院、家塾也能印书，甚至民营书坊刻印的书，后世称之为坊本。到南宋时期，雕版印刷的进一步发展，再次提高了刊印图书的效率和质量。

宋代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广泛用于印刻书籍

宋代印刷业的发达，不仅使得书籍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书院藏书也日益丰富，书院的藏书条件同时得到了保障和改善。

宋代书院服务于科举，促进了书院的兴盛

宋 代以文治国，科举取士，但迫于官学发展的衰落，促使大批士人转向书院求学。宋代书院在教学内容、师资力量以及藏书规模上都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服务于科举考试，促进了宋代书院的兴盛。

01.书院的教学内容、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大致相同

北宋前期，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有：

《诗》、《书》、《易》、《左传》、《仪礼》、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徐彦的《公羊传疏》、杨士勋的《毂梁传疏》、贾公彦的《周礼注疏》和《仪礼注疏》

《诗》、《书》、《易》、《左传》、《仪礼》、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徐彦的《公羊传疏》、杨士勋的《毂梁传疏》、贾公彦的《周礼注疏》和《仪礼注疏》

从政府颁发给书院的书来看，分别有《诗》、《书》、《易》、《左传》、《毂梁传》、《公羊传》、《礼记》、《周礼》、《仪礼》，可见书院和官学使用的教材内容极为相近，书院的教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科举制的影响。

南宋中后期，统治者重视理学，科举考试的内容向理学倾斜，加之书院多为理学家创办，教课自然以理学内容为主。另外，朱熹、陆九渊、张栻这一批宋代的理学大家及其弟子大都生活在江南地区，从而推动了江南地区成为了南宋书院的兴盛之地。

02.在师资力量上，延揽有科举考试经验的名师授教

宋代书院建立之初，不少书院是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或者候进士创办、任教。岳麓书院的首任山长周式，就因为“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而受到宋真宗的召见，名扬一时。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至此“天下庠序，视此而兴”，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物。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任教

这些进士出身、品行兼修的官员创办书院或者去书院任教，可以帮助教授的生徒成功应举，并且超过了当时国子监和太学等官学的录取率。

03.扩大书院的藏书规模

藏书是书院重要的教学资源。淳熙八年朱熹奏请朝廷，恳请赐书：

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及印版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给赐本洞奉守看读。

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及印版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给赐本洞奉守看读。

石洞书院的创办者郭钦：“东阳郭君钦止，作书院于石洞之下…… 徙家之藏书以实之”。泰山书院在创建之初“乃于 泰山之阳起学舍斋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

丰富的藏书，为求学之人提供学习材料，教师也利用所藏图书进行学术研究。由此，书院逐渐从教学场所转变为科研基地。

宋代书院作为理学的传播基地，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为政坛注入了一股清正之气

宋代书院，受到科举制的影响，然而，据统计“北宋兴复书院 73 所，多为私人创办，而南宋的书院数量更多，共有442 所，是北宋书院的六倍。”

两宋书院分布地域图

这些书院上承于官，下系于民，承担着官学培养士子的责任，也为广大学子提供应举求学场所。并且，书院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修缮科举制的不足，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为宋代政坛注入了一股清正之气。

书院作为理学的传播基地在宋代的教育舞台立足，成为了官方宣传的主流。南宋中后期，统治者重视理学，科举考试的内容向理学倾斜，促使了科举考试的科目变动。

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提出了改革进士科的新内容，取消诗赋进士科，“提出将诸经、史、子、时务分科分年考试”，并且《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在嘉定五年被正式批准进入官学，成为了国子监和地方官学的教材，由此可见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受到了书院的影响。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画像

南宋理学家强调儒经的道德教化意义，反对只为考取功名的片面思想，将提升个人品行作为最重要教学目的。科举取士的初衷，由追逐科举功名转变为静心研习，净化了当时危害士人的功利之心，他们进入仕途之后，为宋代政坛注入了一股清正之气。

宋代书院的文化特色

宋代书院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卓有成效的一个典范，它独具的文化特色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梳理和归纳。

01.书院选址依山傍水，环境幽静

宋代书院一般都建于风光秀丽、环境幽静的山林之中，可以远离喧嚣的人群，免受世俗的纷扰。“城市嚣尘，不足以精学业”，只有选择僻静的山林，才适合静心读书，达到修身养性的境界。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在中国古代，教育主要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官学由国家政府掌控，培养的人才也是为了稳定当时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宋代书院的兴起和发展虽然离不开官方政策的扶持，但书院始终属于私学这一范畴。

而且宋代书院教育的宗旨是涵养心性，育德为先。在风景秀丽、依山傍水之地设立书院，可以陶冶文人情操、寄情山水，心无外物，潜心修学。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教学时就曾勉励自己的学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好去山头且坚坐，等闲莫要下山来。”

02.书院的经费来源多样化

兴办书院需要经费，一是用于兴建与维修书院；二是开展教学活动和用于学生的日常费用。 因而书院经费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书院的兴衰。

宋代的书院是一个独特的教育机构，多属私学这一范畴，但它与传统的私学又存在诸多的不同，其中最为显著的当属书院的经费来源多种多样。

传统的私学以孔子为例，《论语·述而》中有言:“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做孔子的学生，需“自行束脩以上”。虽然对“束脩”的解释还存在着歧义，有认为是学生拜师前的一种礼数之道，也有认为便是简单的学费。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从中可知这是学生向老师提供的一种物质资助。诚如“物不备不足以集事，赏不昭不足以做人；然则劝学兴化，固宜谋及经费矣。”可见经费对办学兴教的重要性，

宋代书院的经费来源多样化，除了少数政府拨付的钱款以外，书院的大部分收入为学田、 私人捐赠等。

学田不是书院经费的唯一来源，但它构成了书院经济的基础，是书院经费的主要支柱。书院学田的收入主要用于培养人才、教育教学、祭祀活动以及书院的日常管理，逐渐改善书院的办学条件，为书院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私人捐赠是书院经费的另一重要来源。据统计，宋代共新建书院711 所，其中有 502 所是由私人捐赠而建的，占书院总数的70.6%。

私人捐赠中既有各级政府及地方官吏、乡绅、学者，也有一般商人，甚至于普通老百姓。他们普遍对当地教育事业比较重视，把捐赠看作是一项有远见的善举、义举，捐赠所得的钱款则用于书院的新建或修葺。

03.书院开放式的教学

宋代书院在教学过程中实行开放式的讲学，是区别于官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宋代书院的教学过程不是闭门造车，足不出户，往往会通过会讲的形式进行学术交流，从而促进书院的发展。

南宋理学家张拭在主讲岳麓书院时，创立了“会讲”的教学形式，影响了后世书院讲学。朱熹前来拜会张拭，并在岳麓书院讨论“《中庸》之义”，两位大师理解不一，朱熹在岳麓书院长达2个多月，与张拭深入探讨。

湖南岳麓书院

在两人辩论之余，张拭还邀请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据说远道前来听讲的弟子甚多，致使岳麓书院门前车水马龙，盛况空前。

宋代的会讲制度一直发展至明代，愈来愈完备，规模也愈来愈宏大。 这种会讲制度的盛行，活跃了书院的学术气氛，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写在最后：

宋代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具有自身特色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它作为当时社会教育的补充，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和在民间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宋代书院带有民办性质，最易接近群众；书院以自学为主, 便于因材施教；书院聘请名师任教，可避免照本宣科，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探讨。这不仅仅为后世书院教育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模板，而且为现、当代教育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留下了可借鉴的珍贵资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