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明朝统制阶级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大没落。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

清初，继续抑制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用鼓励态度，书院渐兴；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清代书院分为三类：其一中式义理与经世之学；其二以考科举为主，主要学习八股文制艺；其三以扑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到庚子后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书院制度瓦解。

二、名扬天下的中国传统“名校 ”

《中国书院大辞典》末附《书院名录》中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书院7300多所，自宋代开始，历史上形成了“四大书院”、“六大书院”、“八大书院”之说。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四大书院”说法的是南宋著名诗人、参知政事（宰相）范成大，他把山东徂徕书院、江苏金山书院、湖南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不久后，理学家吕祖谦也提出了“四书院”的称呼，但是跟范成大不同的是，他眼中的“四大”是指河南嵩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睢阳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

北宋时期还有“六大书院”、“八大书院”之说。六大书院包括：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中华民国时期盛朗西、陈登原《中国书院制度》有记载；八大书院包括：石鼓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此说由南宋诗人范成大推举，民国陈登原《国史旧闻》有记载。

无论是四大书院也好、六大书院或八大书院也好，“四大书院”已经成为一个代表性的称号，代表了中国书院的最高成就和影响力。这些历史上的传统“名校”，以其崇高的治学理念、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精神内涵，在中国历史上培养出无数的精英，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人类教育史上的灿烂篇章。

三、传统“书院文化”对当今教育和办学的启示

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重要的教育场所，也就是最典型的学校。作为学校和教育机构的书院，在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教育成果，许多历史上的名人、大师和国家栋梁，都曾经是书院的山长、讲师或学生。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之不同，首先在于教育理念之差异：传统 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传道、育人，重视做人处世之道，轻视具体应用之术，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农耕历史文化丰富而技术发育迟缓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的教育理念则与之相反，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和技能之术，对于文化的弘扬和做人之道的教育，处于严重缺失的状态。

研究书院文化，对于当今之教育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书院文化的研究，对于反思当今的中国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传统的中国书院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绽放出如此灿烂的光芒？为什么规模远远不及当今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几百分之几的书院，能够培养出如此多的精英，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出强大的能量？如果就成才率而言，孔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教育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次就应该是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书院了。那么历史上中国书院中的这些“名校”，对于我们当今的教育和办学，有哪些可以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的启示呢？

启示之一：“大家”办学。

所谓大家办学，也就是“教育家办学”。其实我们现在所倡导的，正是我们的传统书院教育中早就践行千年的教育思想，而且不仅是教育家办学，更是思想家办学。在中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中，“白鹿洞书院”最初有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后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嵩阳书院”先后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名“大家”，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号称“二程”的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学生虚来实归，皆有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湖南的“石鼓书院”更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素称人才荟萃之地，讲学风气甚浓，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使石鼓成为远至京师近至衡永郴桂士子们向往和云集的学府，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讲学式”书院的楷模，对湖湘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名扬天下的“岳麓书院”历史上人才辈出。早在北宋，山长周式便“教授数百人”。南宋理学家张栻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一批“岳麓巨子”。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来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历时两月，史称“朱张会讲”，吸引了大批士子纷纷返归前来听讲，“方其盛也，学徒千余人”，“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明清至民国初期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鼎盛时期，一批批日后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从这里走向社会，余秋雨对此评价说：“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有名家才有名校，名家是名校的灵魂。

启示之二：重德弘道。

书院教育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从个人方面说，是以成就道德人格为最终目的的，反对追逐名利；从社会方面说，则是进身朝政以实行推己及人的外王之道，或者在朝野上依社会良心议论朝政，令国家朝政纳于正规，人民能安居乐业。理学家朱熹曾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就是这个意思。

著名的“东林书院”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千古名联和所倡导的“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彰显了中国书院文化的风骨，值得我们今天以分数为导向、以功利为目标的教育深思和反省。

启示之三：学术精神。

传统的中国书院，由于是民间发起的，所以最能体现学术的自由精神。因此，在历代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学术界往往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以南宋来说，岳麓书院本为湖湘学派张南轩的讲学基地，但他却广邀不同学派的学者到书院讲学，闽学派的朱子及永嘉学派的陈止斋等，都曾到书院讲学，并受到学生的欢迎。

另外，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甚至邀请论敌陆象山前往讲学，双方都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还有，历代的书院常常举办讲会或会讲，召集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一起讨论重要的学术问题，俾使大家能互相了解和会通，这与现代教育中的学术研讨会的理性交流精神大抵可以相提并论，也是值得我们当今教育反思和学习的地方。

启示之四：尚书精神。

尚书的重要标志，就是爱书、藏书、珍书。很难想象，一所不爱书、不藏书、不把书视为珍宝的学校，能够成为名校。传统的中国书院，就是一个爱书、藏书和把书视为珍宝的地方。

传统的中国书院拥有藏书、祭祀、教育三大功能，其中第一大功能就是藏书功能。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一起，并称为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反观我们现在的许多学校，除了每年一换的教科书外，有几所自称名校或被称为名校的“中学”有藏书呢？这令我们当今的学校汗颜，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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