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汉代张赛开辟的“丝绸之路”,晋代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唐、宋、元、明（初）800余年的远洋航海活动,以及指南针等4大发明相继传布到西方,推动了中西交往等等,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与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

最先将制图范围超越中国之外的,还应归功于唐代地理学家贾耽于公元801年完成的《海内华夷图》[1],覆盖了相当于今日之亚洲地区,开创了中国及邻近地区的中外大地图之先驱。宋代地方志记载的外域地图包括《海外诸域图》、《海外诸蕃地理图》,尤其是宋绍兴七年（1137年）,将唐代《海内华夷图》改为石刻版《华夷图》与《禹迹图》以求永久保存;公元1190年,南宋黄裳绘成《苏州石刻天文图》和《苏州石刻地理图》原图[2],前者首次采用了圆形投影方法。元代的汪大渊的二次远航留下了《岛夷志略》[3],以及朱思本《舆地图》[4]、以及李泽民《声教广被图》（1330年）、清浚的《混一疆理图》（1370年）[5],制图范围覆盖了亚非欧地区。

本文结合《中国近代地图志》编研工作,分析研究了目前能够找到的明清时期（跨越600余年）的25种世界地图（表1）。针对中国古代世界地图的兴衰和当时的社会文明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首先概括了5个成图时段,进而探讨了古代世界地图的主要成就与特色,及其在传布世界知识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借以映射出古代世界地图所存在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表1   中国明清时期世界地图目录(部分)

Tab. 1   The part directory of world map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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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指明初自主完成的《大明混一图》（1389年）[6]（图1,选自《中华舆图志》）,该图长3.86 m,宽4.75 m,彩绘绢本,是中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制图范围内以中国为中心,缩小展示周边国家,覆盖了亚非欧地区,现已属国宝级珍贵历史文物;以及在《郑和出使水程》与费信《星槎胜览》及其“采辑图”基础上完成的《天下诸番识贡图》（图2）,首次采用了相互重叠的两半球圆形投影,展示了地球整体的陆地与海洋,标识了典型地域的人文宗教特性等[7]。此图是否出于明初至今存在争议,但是明初完成类似此图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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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明混一图(1389)

Fig. 1   Da-Ming mixing map (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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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天下诸番识贡图(公元1418)

Fig. 2   A map of the world (1148)

即公元1584-1608年期间,首次实现了中西地图融合。特指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西方世界地图和西方经纬度测量制图技术,融合了中国的多种地图资料,先后完成《山海舆地全图》、《两仪玄览图》与《坤舆万国全图》等12种世界地图,图3展示了全图和大明海区与南中国海区。香港学者李兆良根据利玛窦1602年世界图上的地名与地形,与当时欧洲地图比较后认为该图资料并非完全由利玛窦或当时的欧洲人原创,很可能是郑和时代留下的《郑和出使水程》、《郑和航海图》以及1540年罗洪先《广舆图》[9]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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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公元1608年)(a);中国东南部与大明海地区(b);中国南海周边国家(c)

Fig.3   Matteo Ricci World Map (a), 1608; DaMing sea in Southeast China (b); The South China Sea surrounding countries (c)

指公元1662-1795年间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统治时期,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景象,首先是康熙下令组织实施全国范围的天文大地测量和地图测绘,完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10],促进了世界地图编制,于公元1674年聘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主持完成的《坤舆全图》（图4）,以及公元1767年乾隆聘用法国传教士蒋友任补正制作的《坤舆全图》（图5）。南怀仁《坤舆全图》在图说方面有了较多改进,其四周分布了14大段注记文字,解释自然现象,尤其是气象现象。它们的标题分别为：论四元行、论南北极、地圆论研究、论地体之圆、论雨云、潮汐之理、论风、海潮、论气行、论海水之动、论地震、论人物、论江河、论山岳。图上还有带注解和说明文字的地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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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南怀仁《坤舆全图》(康熙,1674年)

Fig.4   Ferdinand verbiest World Map, Kangxi 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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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蒋友仁《坤舆全图》(乾隆,1767年)

Fig.5   Michel benoist World Map, Qianlong (1767)

时隔近100年后的乾隆《坤舆全图》,作者蒋友任参考了当时中外绘制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涵盖了自16-18世纪50年代的东西方地理调查和地理发现的各项重要成果,内容十分丰富,用桔黄、蓝、青、绿、红5色标划区域,国界清晰,领土主权明确。他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列屿）和中国大陆均涂上桔黄色,明确标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版图。是当时最新的世界地图,后人评说其“堪称中国和世界制图史上集大成杰作[12]。

即公元1839-1852年间,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林则徐于公元1939年（道光十九年）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在严禁鸦片的同时,积极探求域外大势,派人收辑、翻译外文资料,以备参考。林则徐组织幕僚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的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并采加润色而成译作《四洲志》[13],简述世界5大洲30多国的地理、历史、政情,是当时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在近代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接受林则徐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于1842年编簒了《海国图志》50卷;1848年增补为60卷本;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全书包括88万文字,75幅地图（包括沿革图、全球图、大洲图、区域与国家图等）。《海国图志》实为中西地图与志书融合创新一体的中国近代第一本自编世界地图集[14],也是中国编制世界地图集的一个里程碑[15]。余定国教授介绍了“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一文中的评价：“对西方在全世界的扩张及其对亚洲贸易和政治的影响,作出实际的地缘政治之评价”[16-17],图6为其中的两半球世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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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两半球世界地图(选自海国图志,1852年)

Fig. 6   The two hemispheres map of the world, from the HAIGUOTUZHI, 1852

即公元1875-1911年,伴随着民营地图机构相继成立,世界地图获得快速发展,现已发现17种世界地图（图7,图8）。这个时期的世界地图均采用经纬度制图方法,彩色印刷,地图与图说并重,专题内容日渐丰富,正式出版普惠百姓等,标志着日趋成熟的中国世界地图近代化与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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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世界全图(选自20世纪中外大地图(集),1906年)

Fig. 7   World map (from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and foreign large map (atlas),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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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历代地球图(光绪1907年)

Fig. 8   Generations of earth atlas, Guangxu (1907)

就制图区域来说,同样覆盖亚非欧区域的元代朱思本（1273-1333年）《舆地图》（已失传）和1389年明初完成的《大明混一图》早于1415年威尼斯《德·韦哥地图》（图9）约100年和26年,显示了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迪亚斯于1488年航行绕过好望角前,中国人可能已环绕非洲航行;公元1418年完成的两个相互重叠半球地图《天下诸番识贡图》也早于1459年威尼斯《弗拉·毛罗世界地图》（图10）。史学上公认《德·韦哥地图》与《弗拉·毛罗世界地图》分别为西方最早的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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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德·韦哥地图(1415)

Fig. 9   De WeiGe map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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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弗拉·毛罗世界地图(1459)

Fig. 10   Vlade Mauro world map (1459)

汉代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创了沿革地理研究;隋朝裴矩的《西域图记》记录西域44国地理资料;唐代魏元忠撰《大唐西域记》。

南宋开始了中国的大航海时代,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中世纪诸国的风土物产,并记有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里程及所需日月[18]。

元朝汪大渊的二次远洋航海活动,首次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公元1337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公元1339返回泉州。留下的《岛夷志略》序言宣称：“中国之外,四海维之。海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路,象胥以译其语言。唯有圣人在呼位,则相率而朝贡互市。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表述了元代航海者几乎航遍了整个地球[3, 7]。元代朱思本绘制《舆地图》以中国为主体,外国作衬映,内容较详细,图形轮廓较准确;系统地使用了图例符号,是元、明、清初各代绘制地图的范本,例如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保存了此图的概貌[9]。

明永乐皇帝启动的“郑和七下西洋航海活动”（1405-1433年）,以及完成的《郑和航海图》闻名全球,该图绘制了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蒙巴萨14条航线图,图中收入500多个地名,实属世界首创。还有已经失传的《郑和出使水程》记录了完整的航海历程。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了19国,费信（郑和副手）的《星槎胜览》记载了40国并附有“采辑图”,巩珍的《西洋番国记》记载了20国的地理风貌等。从而可以引证1418年完成的《天下诸番识贡图》或许选自“采辑图”,或者是以其为基础编绘而成[7]。

公元1584-1767年间,先后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等先后带来了西方人制作的世界地图与相关资料,展示了世界各国更多的地图与地理、天文、气象等自然科学成果。

清代学者积极开展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研究,比较有名的地理著作有：张穆《蒙古游牧记》,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何秋涛《朔方备乘》,黄沛翘《西藏图考》,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等等。

1708年进行了全国性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完成了《康熙全览图》,描绘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10]。乾隆时期版图达到最大,补测了西部资料,1751年完成《乾隆皇舆全图》西到地中海,北至北冰洋,图幅和面积都超过前图一倍以上;同时还完成世界地图《坤舆全图》（图4,图5）。

1839-1852年期间,出现了林则徐的《四洲志》与魏源《海国图志》,先后征引了中国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国外资料包括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1845年,叶子佩完成了《万国大地全图》（两极各自为中心的南北半球挂图）,中国的南沙、西沙和中沙群岛等均有详细的注释,地图上标注为“万里石塘”、“七洋洲”、“万里长沙”等,地图对近四百条地名做有详细注释。

早在晋代,裴秀便提出了中国传统地图绘制理论“制图六体”,即“制图六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有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斜,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险夷之异地也。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斜、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裴秀依据“制图六体”绘制了《禹贡地域图》[19],展示了中国传统制图方法优势。其中“分率”即地图比例尺,延续千年的“计里画方”表达了传统制图技术中首要原则;“准望”是“辨方正位”,还“意味着制图要素的地理坐标”[20],首先可将久已出现的地图以北为上的做法作为一项准则确定下来,同时以此来纠正“彼此之体”,即可以通过地图左、右两边对准北极星,可将地图的“计里画方”调整为梯形[7]。著名评论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裴秀,完全可以和欧洲古代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公元二世纪）相提并论”。

裴秀之后,唐朝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一行”（本名张遂,683-727年）,完成了中国古代第一次天文大地测量,世界上首次给出子午线长度,提供了地球子午线一度弧长较为精确的数值,开创了人们通过实测认识地球形状和大小的路径,也是世界测绘史上一项辉煌的成果。并由唐代地理、地图学家贾耽（729-805年）完成的《海内华夷图》,引用了部分外国地图和历史地理考证,古今地名双色绘制,开创了中国地图扩展至域外先例。

北宋出现了著名地图学家沈括（1031-1095年）,继承与发展“计里画方”法,制作了地图模型（蜡制和木雕）并编制了《天下州县图》,该图引用了汉代以来的地图和相关资料,并通过核查去伪存真,历时12年完成,成为中国地图史上有记载的地图模型的创始人。同时,随着天文学进步,宋代天文图上开始使用圆形方法描述天球,为明初《天下诸番识贡图》提供了圆形方法。

元朝的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学家和仪器制造家郭守敬（1231-1316年）,组织实施了“四海测验”计划,即在东起朝鲜半岛、西至云南、南达南中国海、北抵西伯利亚这样一个南北长约5500 km、东西宽约3000 km的广大范围内,进行为时一年的晷影测量,定出了全国27个点的纬度,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还开创了中国沿海海平面作为水准测量的基准面,首次提出“海拔”概念。

基于历代史地资料和传统制图方法,元代朱思本、李泽民、清浚等相继完成了覆盖亚非欧区域的地图,成为明初时期完成世界地图之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世界地图模式,大致可分为图文并茂的“图志”模式和综合性“地理图志”模式。图志模式相对于单一地图来说具有信息量大的优势,起到注释地图作用,常采用左图右志或上图下志或图面空闲位置均可填充文字等形式。

《海国图志》重点收集编制75幅地图,包括沿革图、世界图、大洲图、区域图和国家图等,同时配套8篇专题图说,即筹海篇、志书篇、国土总论篇、筹海总论篇、夷情备采篇、宗教篇、天文篇、武器篇,共同组成一部综合性图志。地图学界普偏认为：《海国图志》既延续了中国古代世界地图的传统“图志”模式,又创新发展了世界历史地理著作的综合体裁,以“图志”为目标,优势集成“图、志、史、表”各自特点,因而被认定其为“中国近代第一本自编世界地图集”。其规模之大、内容之广、读者之多、收效之奇,至今无二,堪称“中国近代自编世界地图巨著或里程碑”[15],实属名至实归。

中国古代地图的图志模式与现代地图学家提倡的“地理思维+地图表达（Geographic thinking and Map Presentation）”的地图设计思想一脉相承。

中西传统地图理论与制图技术的对接与融合始于1584-1602年之间的世界地图,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引入了西方经纬度制图技术和世界地图,并补充大量中国人制作的中外地图资料,完成了《山海舆地图》与《坤舆万国全图》等,提高了中国古代世界地图的质量,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进入近代地图学的标志之一,并呈现出中西地图学领域的全面交流与融合。尤其是中国人自编的《海国图志》,充分利用了能够收集到的各国地图,进行了大量的计里画方地图与经纬度地图的对接处理,在中西地图融合方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经线以穿过巴里亚利斯岛的子午线为零度,全球分为东经180°,西经180°,区别于康熙乾隆年代使用的北京为零度经线。更为可贵的是《海国图志》还能依据图面所包含的面积与所处的地理位置,灵活地采用多种地图投影与多种比例尺,提高了地图的精确程度。如此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图式精美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正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其技术进步与影响效果远超于之前的多种世界地图。

15世纪初的《天下诸番识贡图》,首次采用了相互重叠的两半球圆形投影,展示了地球主要陆地与海洋,标识了典型地域的人文宗教特性等。

16世纪末的《坤舆万国全图》,根据地理新发现把天下分为五大洲,即亚细亚洲、欧罗巴洲、秣亚洲、亚墨利加洲和墨瓦腊尼加洲（泛指南极地区）。余定国教授再次介绍了“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一文中记载了当时有限的能够看到该图的中国人“可能无法了解地球怎么会是球形的,又有陆地和海洋,而且球形的特性,既无起点,也无终点”之状态[21]。中国人从此知道了地球五洲之说。

17世纪中期的《坤舆全图》介绍了四元行、南北极、地圆论、雨云、潮汐、风、海潮、气行、海水之动、地震、江河、山岳等世界知识。

18世纪的《坤舆全图》,明确了地球不是浑圆形而是椭圆形,不是诸天之中心,而是围绕太阳旋转,首次把哥白尼在天文学上伟大革命的日心说引入中国的世界地图上。该图详细介绍了五大洲的南北东西迄点,标识出了大西洋、小西洋的地理位置,并对五大洲的山岳、河流等做出了大量数据统计,以及就海动、海潮涨落等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规律进行了阐释。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州：欧逻巴、利未亚、亚细亚、南北墨利加、墨瓦蜡泥加。

19世纪中期的“万国大地全图”,采用了等距极图法绘制而成,即以南北两极为中心、赤道为边、将全图分成南北两半球,图上各种注释包括中国南海诸岛等400多处;1842-1852年《海国图志》,第一次自编世界或外国地图75幅,全面传布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宗教、历法和科技知识与信息,誉称其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第一书”[16];1875年的《地球五大洲全图》首次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主要山脉、河流走向,以及五大洲各国人口清册、各国丁方道里表、各国土产纪要、五大洲水运路程道里表等;1886年的《万国舆图》首次发表了天文图及其解说,以及天下大河比较长短图、天下大山比较高低图。

20世纪出版世界地图的间隔大大缩短,并增加了教育图等多种专题图种,提供了许多专业地理知识。例如公元1903年的《中外舆地全图》成为中国第一本被西方指定的中等地理教学用图;1906年的《地球全图》标出了海面航路和海底电线,并用不同颜色符号表示世界海流、各洋斜面、海洋深浅、陆地高低等,成为中国较早出现的分层设色地势图和海洋深度图;1908年的《精密世界大地图》首次展示了全球海流、风向、雨量、火山、地震图等;《瀛寰全图》第一次展示了万国通商图、各国时辰图、各国商旗图等;《世界新舆图》特别附上太阳系表、地球面积表等20种（表1）,传布了十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数据。

近代中国的世界地图编绘,《海国图志》具有划时代意义。之前的多种世界地图仅限于介绍自然科学成就,且大多只能成为皇宫摆设。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后,让中国知识精英的世界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积极地推动了近代自强运动的思潮。魏源被近代史学者公认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充分反映了该书的社会影响。

另据史学家考证,《海国图志》曾被中国商人于1851-1852年间分别带去日本,日本翻译出版的《海国图志》各种选本竟达20余种,形成了“日本《海国图志》时期”[22]。正如日本官方杉木达指出：“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23]。可见,发生在19世纪中期开始的日本维新革命,不可否认《海国图志》给予的巨大影响作用。

世界地图的编辑出版一直是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鉴于明清（中期）及其之前的中国古代文明与经济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24],这是成就先于西方完成世界地图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又因受制于“明晚、清中”多个皇权固步自封,实施“闭关锁国”保守政策,中国古代世界地图呈现出集中于5个相对开放繁荣时段轨迹。本文还参考了诸多专家学者的见解,立足于现代地图学视角,重点概括出中国古代世界地图所具有的“先于西方成图、资料积累丰富、传统制图优势、图文并茂模式、中西融合先河”等主要成就和特色,并通过不同时期地图设计特色和内容更新,解释了其在“传布世界知识、促进中外交往与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概括了古代世界地图的史料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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