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研究背景和前沿观念的驱使下，有学者对当前汉语语法研究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总结与思考，同样也对语法研究的发展趋势做出了某种预测。如袁毓林（2003）讨论了语言学研究范式转变 过程中的多层面互动的研究趋势；施春宏、李晋霞（2014）、赵芸芸 （2017）从多个方面概括了当前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态势并进行了相关思考；陆俭明（2019）在评说近百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总结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语法学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所提出的数十项有别于以往的观点与看法，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和今后的研究走向。在这些总结和思考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从 研究领域、研究范式和体系建构几个方面梳理当前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若干取向。这里并不试图对相关研究做出全面的归纳，而是重在概括论题，爬梳学理，考察当下研究的基本路径和发展态势，建构学术发展的基本逻辑， 并进一步探索其发展空间。

二.研究领域的多元互动

从整个语言系统来看，结构主义时期的语言研究常区分出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相对独立的研究部门甚至是独立的学科。一般所言的语法研究主要限于句法及词法，尤其集中于句法分布及其模式的描写、语义特征及相关范畴的概括等，对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多领域互动的问题关注得较少。然而，在当前的大语法研究背景下，学界更注重发掘存在于不同领域间的互动现象，研究领域多元互动成为基本的研究取向，语法研究逐渐融入整个语言系统之中。这里主要选取近年来与语法研究互动较为明显、成果较为丰富且在研究观念上有较大创新的韵律、语体、修辞诸领域来展示语法学界对互动关系研究路径的探索。在这些互动关系研究中，语法学界逐步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分析路径和理论架构。

2.1 语法和韵律的互动

语法学界在对语言结构进行句法语义分析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超音段的韵律特征在语法表达和运行机制中有时起着关键性的制约作用。基于对汉语单双音节搭配规律的基本认识，学界对各种句法组合的音节组配方式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描写，并兴起了关于语法和韵律的互动关系研究，逐渐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 基于形式语法学的分析路径（冯胜利， 1997、 2000、 2005）， 认为韵律通过标记、删除、激活等方式制约句法，通过核心重音原则这一机制来运作和实现（冯胜利、王丽娟，2018），并由此构建韵律语法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冯胜利、施春宏，2021）。另一种是 基于认知功能语法的分析路径，认为韵律对句法的限制受到语义、交际功能和认知加工等因素的影响，如周韧 （2011） 和柯航 （2012）分别从信息量和象似性的角度审视韵律和语法的互动关系。以上的研究虽然理论出发点不同，认识也不一致，但是对这种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语法和韵律之间关系的多样性事实，丰富和发展相关论题的普遍性意义。如汉语韵律和句法语义之间是界面关系还是映射关系，汉语的节奏是轻重型还是松紧型等问题一直是相关研究争论的焦点，不仅涉及韵律语法研究 的学科发展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挖掘汉语的韵律手段以及进行语言间的韵律类型学研究。在这种互动背景下，韵律由原来作为语言物质外壳的一部分转变成为重要的语法互动因素出现 在语法系统的各个层面的研究中，如韵律和词法的互动（如孟凯 ， 2018；应学凤 ，2020 等）、韵律和句法的互动（如冯胜利，2017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实验语音学的相关手段也不断引入语法研究中，关注句子、语篇韵律产出的相关特征，进行理论验证的实证性研究。

2.2 语法和语体的互动

语法研究中对语体的关注由来已久，但语体主要作为影响语言表达的一种参数。随着分体语法的专项研究得到重视，语体不再仅是修辞学界关注的风格色彩，也不再局限于书面语、口语对语法表达形式选择限制的认识， “ 不同的语体之间既有运作原则上的共性，又有语体原则支配下不同参数设置的差别。即语体不同，语法有别。”（施春宏，2019），如陶红印（1999、 2007）、 张伯江 （2007、2012）、方梅（2007、2013、2018）、姚双云 （2017）、 朱军（2017）、 李晋霞 、刘云（2018、2021）、朱庆祥 （2019）等功能语法学者主张语体对语法要素和结构有塑造作用，常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说明文体、语域中的语体参数对语法形式的选择限制。冯胜利（2010）等则基于交际距离和关系对语法合法与否的影响而明确提出了 “语体语法”的概念，论述了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并从“对立生体” 的角度认为“正式与非正式”和“典雅与便俗”是构成语体系统的基本范畴。基于此，王永娜（2016）、骆健飞（2017）、王丽娟 （2018）等系列研究注重对相关语体现象语体特征的验证和相应语法操作的分析。在这种研究背景下，冯胜利、施春宏（2018）明确了语体作为语法的地位，提出以“语距”为原则来确定语体单位，建立语体语法系统，发掘语体定律，并形成以“形式—功能对生律”（冯胜利、刘丽媛，2020）为基本原理的语体语法理论。施春宏、赵博文（2022）则在“语距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语体机制的量度效应，明确了语法形式定量和调量的操作规则。这种语体和语法互动的研究思路始于学界对语法问题从语体角度的审视，而就学科性的发展而言，“语体语法的形成正是由于语体的语法性和语法的语体性两相契合的产物”（施春宏，2019）。基于当下语法和语体互动研究的各种路径， 不同语体中的语法形式选择是关注的重点，且基于多维度语体特征的分布分析， 对不同语体、语域的语篇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有助于揭示语篇的语体互文性。

2.3 语法和修辞的互动

在传统语言学理论中，语法系统中没有修辞的位置，修辞学特别重视超常、变异的偏离现象（王希杰，1996）。其实，这些偏离现象相对于语法学关注的常态现象常能反映语法表达系统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问题。就语法与修辞 的互动关系研究而言，较早体现于修辞学界的“结合”式呼吁，认为语法和修辞虽然在适应题旨、情境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语法结构由修辞的需要所决定，修辞运用又受到语法的制约，因而二者的结合、互动是需要的（参见吴 士文、冯凭主编，1985；林文金、周元景编，1996）。随着修辞学界对修辞本体地位的不断强化，修辞学从注重效果逐渐转向语言运用的本体研究 （刘大为，2003），并注重从语言结构上探讨消极修辞的问题（陆俭明，2015）， “立足于语言单位和信息结构的语义特点、语用功能，对语言构造的同义形式的语义、语用差异进行比较分析”（郑远汉，2015），不断吸收语法学界的研究成果。而语法学界由于对特殊句法结构的关注，往往会从功能或认知的角度对语言结构的某种修辞效果给予机制性说明。这种互动研究无疑会推动对修辞理论的探讨，使修辞学研究走向更为广阔而新颖的天地，也会为语法学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互动论’已经成为认识语法和修辞两者之间关系的新观念。语法研究中的某些观念，如关于构式及构式压制的认识、关于认知性辞格和表达性辞格的划分、关于隐喻和转喻机制的分析等已经拓展到修辞研究中，而修辞研究中的某些观念也逐步渗透到语法研究中，如语体、文体、篇章等问题已受到了某些语法学家的高度重视。”（施春宏，2012） 影响较大的研究如“修辞构式”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刘大为 （2010a、2010b） 从构式语法所关注的构式的不可推导性出发，提出了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试图推动修辞学和语法学研究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由此，学界对修辞构式基本性质及其类型做出了进一步界定（邱莹，2018），对修辞构式和语法构式的关系做出了新的探讨（陆俭明，2016），并对具体修辞现象做出了构式性分析（如邱莹、施春 宏，2019；杨旭，2019 等）。从语言的使用和变化过程来看，当下语法和修辞的界限也逐渐交融，语法的运用和效应本质上就是一种修辞行为，对修辞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机制与动因的说明常需要从语法分布和基本的认知原则入手，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研究也往往在语法结构的对立选择中彰显修辞价值。 当下修辞学界有关新媒体修辞研究、多模态修辞研究等也常体现出互动语言学中话语分析、篇章语法、 言语行为等研究手段和路径。

这种研究领域的融合和互动催生了研究视野和研究路径的转变，即更加关注边缘现象和界面交叉现象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施春宏，2010a），基于语言系统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互动关系的汉语事实的挖掘，已成为生发理论的突破口，甚至在不断推动新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畴的建立。相比于对单一现象和问题的描写与解释，当下的语法研究力图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实现 多层面、多角度的互动研究，寻求更加广阔而深入的描写和解释，从而推动着研究范式的多向发展。

三. 研究范式的多向发展

随着结构主义语法研究的推进，学界不断受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影响，研究重点也逐渐由静态、孤立地刻画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逐渐转变为 对多领域互动的语言系统及其认知机制和动因的探究。一方面体现为基于生物机制 、追求普遍语法的形式语法研究，一方面体现为基于体验认知、功能解释的认知语法和功能语法研究。实现了以“是什么”为主要特征的描写语法到以“ 为什么”为主要特征的解释语法的转变。学界对解释的含义也有多重理解，大体分为 内部解释和 外部解释两条路径。基于形式主义的语法学派将语言能力作为基本研究对象，注重从语言内部探求语言系统生成的根本原则及其制约规则，从而揭示普遍语法的本质，而基于功能主义的语法学派则注重从语言系统外部寻求解释。但对于这种“内”“外”之 分，也往往需要在互动中相互借鉴，“通过理论的外部批评和内部批评，才能使理论范式得到更新、发展、转换”（施春宏，2010b）。这里主要从理论探索、论题阐释和方法拓展三个方面说明研究范式的多向发展态势。

3.1 立足前沿的理论探索

目前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虽然理论纷呈，但仍以借鉴国际理论为主，而且这种借鉴也多以解释汉语事实为目的。与此同时，学界也在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参与到具体的理论建设当中，不断探索理论新的研究路径和发展空间，研究范式多向发展，相互借鉴。如 基于汉语事实的生成语法、互动语言学、构式语法、生成词库理论、语言类型学等研究都展现了汉语学者在理论探索上的贡献。近年来兴起的 韵律语法、语体语法、对言语法则是基于汉语事实的体系性创新，为分析汉语事实和挖掘汉语特征提供了新视角。由于韵律语法、语体语法的研究范式在前面讨论研究领域的多元互动时已有说明，这里重在陈述其他研究范式。

生成语法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多种理论模型的发展，每种理论模型都在汉语中进行过试验。学界在引介新观念的同时也为汉语事实提供新的解释，近年来以 句法制图和 分布式形态学为理论背景的研究比较突出。汉语作为虚词（功能性成分）使用广泛且功能复杂的语言，虽然缺乏形态标记，但存在丰富的语义、语用范畴表达。生成语法在坚持“句法自主”原则、追求普遍语法的同时也需要对汉语系统中 由界面互动而生成的语言事实给予形式化的机 制性说明，以实现理论的完整性和自洽性。基于此，学界特别重视从功能范畴的角度探讨非核心论元的引进和允准以及特殊句式的生成（熊仲儒，2020），而左缘结构假设及其相关的制图理论则为语气词、模态词等语用成分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其最大贡献在于用句法手段表示语篇、语用等非句法因素（石定栩， 2020）。在分析多功能虚词性成分以及多重虚词性成分时可以给出对应的分布层级和相应的功能特征，并遵循从低到高、由实到虚的基本操作假设建立分域多层的层级图谱，以此来说明功能词在分布上的普遍性和语言间的参数性。蔡维天（2019）、司富珍 （2019）系统总结了制图理论的实质内容、研究维度及其在汉语语法研究上的应用。汉语这种“大开大合”的类型特色和丰富的语言事实为分裂假说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提供了难得的证据，“ 与其说制图理论非常适合用来分析汉语，倒不如说汉语对未来制图理论的发展会有很大的贡献”（蔡维天，2019）。相对于句子层面的生成，分布式形态学“句法构词”观念的引入则激发了学界对词类和构词问题的新思考（如程工、 周光磊，2015；邓盾，2020；杨炎华，2021 等），认为词类是由功能语素为词根语素所指派，而词和短语一样，都是句法推导的结果，为解决汉语词类难题和实现词、短语和句子在句法生成上的一致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不同于为语言结构提供语言内部依据的形式主义的研究， 互动语言学认为语法在交际互动中被塑造，将多模态的语言形式纳入语法研究领域当中，其理论和方法与汉语篇章、语用以及会话分析的研究相结合，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拓展了研究视野（参见方梅 等，2018）。相比于其他的研究路径，互动语言学更关注互动交际中交际双方的交际意图、 情感态度以及会话行为和交互主观性等交际、社会、认知因素的语言在线生成性和位置敏感性，发掘多界面互动的言语行为，并常体现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因此，话轮构建单位和话轮转换的相关位置是其关注的重点（乐耀，2017），而多模态互动资源在话轮转换和组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因此成为重要的互动视角 （李晓婷，2019）。这种对语言互动行为的关注促使学界从言语互动的角度思考汉语语法体系和互动资源，发掘汉语的用法特征，形成汉语的语言互动系统，开启了口语研究的新视角。如陶红印（2020）考察了汉语会话中分类行为的互动建构过程和对语言单位的影响；姚双云、刘红原（2020）对汉语会话互动中的话题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认为会话中话题结构的实现遵循交际互动的基本原则。同时， 随着各种类型的互动资源语料库的建立和话语分析手段的更新，互动语言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描写体系和研究范式。

同样基于用法的分析模型， 构式语法则主张基于表层概括和场景编码的形义匹配模式，采取固化—规约化模型、动态网络模型等语言动态发展观，转喻和隐喻、范畴化和组块化、语用推理和交际策略等成为一般性的解释工具，并纷纷尝试解释语言知识与结构、语言习得、语言用变和语言演变 （如词汇化、语法化、构式化等）等重要论题。汉语语法研究历来重视对句式形义关系的描写与解释，因此，构式语法的形义匹配观比较容易应用于汉语语 法单位的研究，这也是汉语学界对各类具体构式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施春宏（2021）从知识观、用法观和互动观的角度揭示了构式语法的底层逻辑及基本运作机制，同时对构式语法进行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思考。为了在理论上概括构式语法的研究路径，施春宏（2016、2017b、2018 等） 进行了互动构式语法的理论探索，倡导建立 精致还原主义/精致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构式已经成为一种研究观念，不再局限于某一单位或某一领域 ，展现出“泛构式主义”的基本理念（吴长安，2018）。因此可以将构式观念由内而外逐层推展，充分发挥构式观念的学理价值。例如构式的观念和语法化的研究相结合衍生出构式化的新路径，“从关注单个语法化项的虚 化到语法化项所出现的组合环境再到整个结构式的变化，语法化逐渐把目光转移到构式语法化中来，主要探讨构式作为形式和意义的配对是怎么形成的 ”（蔡淑美，2020）。彭睿（2016） 将语法化理论和构式语法理论相结合，在两种理论的互动竞争中推进历时构式语法研究。蔡淑美、施春宏（2022） 进一步厘清了构式的内涵，区分了构式用变和演变的过程与机制。另外，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对话转向，构式的范围也有所扩展，不仅包括在更大的语言社区中规约化的符号单位，还包括在线语法生成的单位，即在单个对话的微观层面上出现的语法模式（曾国才，2019）。 构式语法虽然基于用法，但是目前本体研究对频率驱动的研究范式有时贯彻得还不够彻底，与其秉持的构式 知识观和泛构式主义理念相比，“构式语法在自然语言的形式化处理、构式资源库的建设与开发、语言大数据的挖掘、语言智能等领域还存在较大的应用空间”（文旭、司卫国，2021）。郝暾、施春宏（2022）也从第二语言教学、语言知识库建设、辞书编纂、自然语言处理等方 面对构式语法的应用空间作了探析。

随着学界对形义错配现象的深入研究， 生成词库理论凭借其特有的对语言知识的描写体系和语义形式化分析范式而逐渐成为词法、句法语义生成机制的解释工具。生成词库理论关注词项搭配之间的关系，围绕词项设置了论元结构、事件结构、物性结构、词汇继承结构四种语义表达平面，解决“词怎样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新的义项怎样能够在组合时浮现出来、语义类型怎样可预测地映射到语言的句法形式上”（袁毓林，2014）等重大问题。基于对生成性的意义的关注，生成词库论多从特殊的语义组合考察词项的词汇表征和语义生成机制，如宋作艳（2015）对汉语中的若干“事件强迫”（event coercion）现象的研究。作为语言知识表达的一个重要维度，生成词库论中名词的物性结构（构成角色、形式角色、施成角色、功用角色）在汉语复杂句法语义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显示出较强的解释力。如同论元结构之于动词，学界利用这一分析模型去考察所有类型名词的物性角色及其对句法结构的影响，试图探究名词和其他词类之间的组合关联机制。随着对汉语事实的解释，学界对生成词库理论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做出了基于汉语系统的理论阐释。为了建构汉语名词基本的组合方式、搭配习惯和语义解释的物性 结构的描述体系，袁毓林（2014）将既有物性 结构充实为单位、评价、材料等十种物性角色，而“ 开发生成词库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成 分组合语义学，对源自现实语言使用中的意义进行语境调制”（袁毓林、李强，2014）。可以说， 传统物性结构是固有的、静态的知识结构，而扩充后的物性结构则是动态的知识描写体系。

语言类型学凭借其独特的跨语言比较的研究方法和寻求语言共性与个性的研究范式而受到国内学界的青睐，更有利于挖掘汉语丰富的历史、方言和民族语言资源的普通语言学价值。基于一般的认知原则和普遍语义、语用范 畴考察语言的各种表现形式，汉语的语序表现和句法组配问题是类型学持续关注的话题（如 金立鑫，2019；陆丙甫、应学凤，2019；陆丙甫、陈平，2020 等）。同时，时-体-情态、词类、形态、多功能虚词等语法范畴的研究往往也因类型学的视角而获得共性和个性的解释。库藏类型学试图对语法范畴的库藏手段和变化方式提出新的认识（如刘丹青，2011、2012 等）。作为一种分析形义关系变化的操作手段， 语义地图在类型学的研究中也显示出一定的解释力，“它既可以分析语言内部以及跨语 言的语义与其表达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可以用来分析不同语言之间在语义和形式之间的差异和 共性 ”（陆丙甫、金立鑫，2015：233）。这种分析模型常与以往汉语语法化及语义演变研究相结合（吴福祥，2014），用来说明功能性成分的发展图景，如范晓蕾（2020）对汉语情态词的语义图研究。在多向理论发展背景下，跨语言比较和类型学视野也因其在证据支持和现象预测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而逐渐成为各种理论的普遍追求。

立足学术前沿的理论探索主要基于既有理论背景的概念阐释和理论验证，并在理论和事实的互动过程中提出新的假说和研究路径。这不仅展现出现有分析模型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也表明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拓展空间。不同理论范式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立场区别和路径差异，但在描写和解释的过程中也常因观念上的认同而相互借鉴、相互启发，不同理论之间的交互式发展渐成常态。

3.2 重要论题的多维阐释

理论的学理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方向，而理论创新往往从基本的问题开始。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体现在对重大语言事实的挖掘和分析 ， 如词类问题和句式问题，常论常新；尤其是 语用范畴问题，如传信范畴（乐耀，2020）、意外范畴和反意外范畴 （陈振宇、杜克华，2015；陈禹，2021）、疑问范畴（刘彬、袁毓林，2020）等，多有拓展；而 推理和识解机制问题，如叙实性和事实性 （袁毓林，2020；李新良，2020；陈振宇、张新华主编，2020），则渐成热点。这些事关全局的热点问题在多向发展的理论中获得新的描写和解释。同时， 在探索汉语语法特点、反思汉语研究方法、提升汉语语法研究的普遍意义和应用价值等方面彰显理论的适用性。

词类问题不仅涉及对汉语语法基本特征的认识，而且是各个理论体系必须面对的基础性问题。在当下多向发展的理论范式中，对以往涉及的词的分类、名物化、离合词等重要论题有了新的解释角度。近年来“名动包含” （沈 家煊，2016）、“ 韵律形态 ”（王丽娟，2015） 等观点引发了学界对汉语形态、词类分合以及词和短语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并对由此引发的范畴转类等问题有了新的解释。仅就离合词的研究来说，就有“同源宾语”（潘海华、 叶狂，2015）、“同形删略”（郭锐，2017）、“韵律促发”（黄梅等，2017）、“形式转喻” （袁毓林，2018） 等不同理论背景下的观点， 分别从句法、语义、韵律等角度对离合词的“离合”问题进行了商讨。

对 特殊句式生成机制和动因的解释是汉语语法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是从描写走向解释，并成为解释主导的重要表现，也是众多理论的“试验田”。特殊句式或搭配因其形义匹配上的特异性备受学界的青睐，而其背后蕴含的体系性问题则是对各种理论适用性和解释力的考验。单就“王冕死了父亲”这一句式来看，就引发了“句子的生成、动词的分类、篇章功能、句式配价、主观性”等一系列 问题。虽然讨论的主题集中在这一句式，但基本上折射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汉语句法分析方法的一个总研讨（刘探宙，2018：4）。对于相关现象，学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以往的单一解释， 往往寻求新的理论思路进行解释，在旧论题中发掘新问题。例如周韧 （2017） 借鉴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理论，重新分析了所谓的“供用句 ”（如 “ 一锅饭吃十个人 ”）；朱佳蕾（2017）则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探讨该句式，认为这种施受倒置句是一种带准宾语的受事主语句，采用了语义上为动作发出者的数量短语。胡建华（2016） 讨论了“他的老师当得好”中的形义错配现象，基于形式句法对该结构分析的不足，主张采用非移位的方法对该结构的句法语义做出新的分析和论证 ；马伟忠（2021）认为该构式具有事件隐含义，并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解释了其语义识解和编码过程。同时，基于各种研究范式的句式研究也引发了 方法论上的思考，如“生成整体论” （任鹰，2016）、“精致还原主义”（施春宏，2016、2018）、“新描写主义”（胡建华，2018） 等。

3.3 研究方法的多维拓展

研究范式的发展不仅体现于理论体系和研究论题的迭代变迁，而且也体现于研究方法的创用和变迁。各种研究范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虽都基于描写和解释的方法论追求， 但因基础假设 （assumption）的差异而各有侧重和拓展，同时新科学的出现和新技术的发展也大大影响了语言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应用。金立鑫（2007）、朱晓农（2008）、陈保亚（2015）等对语言研究基本方法及方法论进行梳理。在进一步充分运用语言学常规的语言分析手段（如描写分析法、假说-演绎法、社会学分析法、跨语言比较法等）的基础上，目前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视和吸收使得汉语语法研究逐渐催生了新的研究范式，实证型和应用型研究层出不穷。束定芳主编（2013）系统总结了内省法 、 语料库法、多模态分析法、心理实验法、脑神经实验法等研究方法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中的互动运用，这也基本反映了当下语言学研究方法多样化和交叉验证的趋势。

一方面，各种理论范式的发展促使学界不断寻求多方面的证据支持，使本体理论的主要观点、假说获得技术上的验证和拓展。如语料库量化研究法可通过对真实交际场景和语言数据的统计，量化反映语言行为的细致差异，并做出相关判断。这种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常为基于用法的语言研究范式所用，重视语料库中数据分析反映的频率效应，以此说明使用中的形义关联方式和概括模式。伴随着各种类型语料库的建立，涌现出各种实证性研究揭示语法 相关特征，建构研究模型，如多模态资源的开发和相关数据库的建立更有利于互动语言学的分析（如谢心阳，2021）；语体建模以及跨语域的数据分析会使语体语法研究对语体特征的分析更加细化（如刘艳春，2019）；构式搭配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等语料库量化法应用于构式语法研究（如张懂，2019）。再如心理实验法和神经实验法的运用使语言研究的认知探索获得了更多来自语言习得和大脑认知活动等方面的证据支持。如冯浩、冯丽萍 （2016） 通过图词干扰的心理实验证明了母语者和二语者对汉语词类信息激活的差异和影响因素；封世文、杨亦鸣（2019） 通过大脑加工区域的差异区分 了汉语动补结构后缀“了”的不同类型；孙崇飞等 （2019） 基于ERP 实验对英汉语言特征的 验证等等。无论是定量统计，还是实验验证，最终都为定性论证服务，而且各种技术操作和实验程序的设计往往依赖语言学理论提出的各 种假说。因此，需要基于特定理论范式建立多元化验证的操作模式。

另一方面，相关领域核心观念和技术融入语法研究后更有助于开发语言资源，建立相关语法项目知识库，开展语言工程研究， 实现语言学理论基本原理和机制在应用领域的关联和扩展。如生成词库论面向语言知识体系的描写，而语法研究的理论规划和个案研究无法完全满足计算机的语言数据处理而建立起的词汇与认知关联。因此，实现“语言范畴形式化、语言数据专项化和语言知识可视化”（詹卫东，2013） 是语法研究更好地融入大数据研究背景的重要条件，同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教学研究以及语言服务和规划 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詹卫东，2018）。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语法研究的转型和成果转化逐渐成为热点问题，面向人工智能领域的语法研究使语法知识的描写体系逐渐走向工程化，以更好适应计算机对多模态语言使用场景的识解和语法知识的产出。再如袁毓林、卢达威 （2018）对人工智能如何利用语言知识资源进行语义理解和常识推理的讨论；袁毓林 （2021）对人机对话中话语修辞现象语义分析问题的关注等等。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语言事实和重大论题的集中发掘、讨论和反思。近年来学界对领域互动事实的关注引发了一系列研究论题，这些事实和论题往往渗透着学界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思考和不同研究取向下的理论追求，具体体现为理论方法的改进和引进，各种理论工具在发挥其基本的构题和解题作用的同时驱动着当代语言学描写和解释的基本路径，呈现出研究方法多样化的趋势。基于各种理论体系构建的分析模型，学界不断追求着描写的精度、解释的深度以及预测的信度，在既有的分析模型中不断 探索系统化、结构化、一致化、科学化的操作路径。

四.基于汉语特征的理论建构

关于汉语语法的特征、特点等问题，汉语语法学界一直在语言事实的描写中不断思考现有理论体系的适用性，考虑如何摆脱印欧语眼光，呼唤符合汉语事实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如学界在此过程中提出的词本位、句本位、词组本位、小句中枢以及字本位等语法本位观，均渗透着对汉语语法特征和语法系统的 体系性思考。基于当下各种语法理论与汉语事实的互动研究，对汉语语法系统基本特征的探 求也愈加成为理论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 题。对于汉语语法的特征是什么，如何进行理论化研究以及汉语特征在语言类型学中的地位等问题，学界已有不少探索，如汉语是话题凸显的语言、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短语和句子构造规则基本一致、汉语有丰富的补语系统、 汉语是对音节数量敏感的语言等已为学界普遍接受，但总体而言，对体系性运作机制的建构还相对缺乏，这无疑应该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突破点和生长点。

基于此，学界常有自觉的理论追求，以建构理论体系为根本目标，建立基于汉语特征的分析模型。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对汉语语法特征的提取内容和建构方式往往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落脚于汉语语法系统的运作机制。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对汉语特征的思考既有立足于整体特征的体系建构，又有对具体特征的深入挖掘。相关理论基本贯穿语素、词、短语、 句子、句群、篇章整个语法系统，尤其涉及构 词造句的韵律约束及语体特征、篇章建构的运行机制及动因等。这些方面的探索目前时有争议，但这些争议正是促进学界对汉语本质特征重新思考的重要动力。

4.1 整体特征的体系建构

以往很多对汉语特征的认识往往基于结构主义时期朱德熙等先生开创的描写系统，而当下在对汉语显著事实进行系统研究的过程中，对汉语特征的认识也因研究领域的多元互动和理论的多向发展而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出现了体系性的调整。系统性的研究重在发明原理、 建构逻辑、建立体系，对汉语显著事实进行证实和证伪的操作，以实现对汉语语法系统基本原理和运作机制的探索。如上文已经从研究领域互动的角度指出了语法和韵律互动的研究态势，成果丰富，彰显了汉语韵律凸显的典型特征，并建立起了韵律语法学。基于形式语法的理论背景，韵律作为语言系统中的独立部门成为制约词法、句法系统的重要因素，形成了韵律主导的单位层级和运作机制，并建立了新的语法分支学科，涵盖了共时和历时韵律词法、韵律句法等语言诸多层面的互动现象和理论问题。具体的研究涉及对汉语韵律特征的挖掘及其语法效应的阐释（如韵律词、嵌偶词、合偶词 、四字格 、韵律形态 、短语调 、句调素等），而且这样的研究还拓展到韵律文体学等领域 。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冯胜利（1997、 2000） 提出了现代汉语双音节的自然音步和动词短语内部的核心重音指派机制，冯胜利（2016a）则进一步建立了韵律和句法层级的对 应模式。基于对汉语韵律事实的挖掘和分析，冯胜利、施春宏（2021）对韵律语法学基础概念、单位层级及学理意义的系统阐释。同样，语体语法对汉语书面正式语体和口语非正式语体的特征概括及语体定律的建构，充分揭示了汉语分体语法的基本面貌，前文多有讨论，此不赘述。

基于汉语现有语法理论体系面临的众说纷纭的难题，沈家煊 （2019）等吸收了以赵元任“主语就是话题、零句为本”、吕叔湘“流水句”、朱德熙“动词做主宾语没有发生名词化”为代表的思想，从语言对比的角度认为语言植根于对话和对言，一部分语言转而朝主谓结构式的印欧语发展，一部分语言进而朝对言 结构式的汉语发展。汉语的大语法以对言格式为主，强调汉语结构的并置性和语用性，“字句章篇贯通，音形义用一体，传情达意不二”（沈家煊，2019：280），由此构建出“对言语 法”。这样一来，以往基于印欧语语法体系所建立起的句法范畴、句法关系以及重要论题都需要重新审视。基于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沈家煊，2020），像汉语韵律的地位（沈家煊，2017a）、名动包含的词类模式 （沈家煊，2016）、主谓、动宾等基本句法结构的地位 （沈家煊，2018）以及对汉语范畴体系的思考（沈家煊，2017b）等都是对汉语各个部门、各个层面具体特征的新认识，对言格式贯穿始终。有些认识虽有不少争议，但其对汉语事实的挖掘和基于此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则为学界重 新认识汉语的基本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同样基于语言对比的视角挖掘汉语特征、建立汉语语法体系，王文斌 （2019）等从英汉对比的角度探讨了语言的时空性思维差异，提出汉语是空间性语言，并对构词、句法范畴、流水句、篇章结构等汉语语法系统的显著事实和空间性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建立了汉语空间性的语法体系。

4.2 具体特征的系统挖掘

基于专题性的研究往往以汉语某种凸显范畴或特征为切入点，虽然常从具体的现象出发，但多为领域间的互动问题，重在挖掘其背后的体系性价值。如学界对汉语独特的语气词、副词等 虚词系统的研究和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赵春利（2019）、王珏 （2020） 等基于以往对语气词的个案研究试图建立起汉语语气词系统和研究系统；张谊生（2016、2017、 2018） 等对介词、助词等虚词范畴演变过程和机制的研究 。再如刘丹青 （2011、 2012）等基于类型学对量词、语气词、动结式、连动式、话题结构等汉语显赫范畴的挖掘；冯胜利（2016b）、周韧（2018）、张吉生（2021）等对汉语有无词重音的讨论；史有为（2020） 等对汉语零句问题的反思；袁毓林（2015）、张黎（2017）等对汉语意合语法描 写体系的建构；陆俭明（2017、2018）等对汉语信息结构的重视；邵敬敏 （2020）等在语义语法上的探讨等等。系列性的专题成果如沈家煊主编的《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涉及语音、韵律、词类、句式、语篇等语法系统各个部门多元互动的核心论题，立足汉语事实，反思以往研究中因理论偏向而 产生的对汉语事实认识的偏差，“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宋文辉（2018、2020）反思了以往主语和话题的区分在理论和事实上存在的问题，认为汉语只有话题没有语法主语。完权（2018）从名词短语结构、汉语词类模型、汉语句法格局以及语言学方法论等角度梳理了 “的”和“的”字结构的研究，认为将“的”处理为具有认知入场功能的描写性标记可以摆脱以往研究中的困境。这些对发掘汉语细微的事 实，建构汉语独特的研究体系都具有很大的价值，基于各方面专题研究的全景式呈现，使得对汉语的整体把握更为立体丰满。

基于汉语语法特征的体系建构，需要立足汉语显著事实，放眼普通语言学，回归汉语语法系统。既根据当下语法理论的基本原理来挖掘汉语语法系统的基本特征，又基于汉语基础事实的互动研究来建构和发展既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的语法理论。

五. 结语和余论

自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主要围绕语言结构进行形式和意义的探索，并形成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大研究范式。无论研究路径如何发展，形式一如既往，功能也永远不会消失，要么通过结构内部相应的表 征规则和范畴解释语言知识，要么通过结构外部因素解释动因。在当下大语法观念下，“语言包含语法和语用。语法是产生与理解信息的抽象形式系统。普通语用学是通过使用语法、为了实现成功交际的一系列策略与原则。语法在功能上对应于所体现的不同特征，促进各种语用原则的运作。”（Leech，1983：76） 这种语法和语用的区分其实与学界对语法和用法的区分有关，语言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只有在形式和功能的互动研究中才能更好地说明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对称和不对称性，揭示语言事实和语言学事实。就此而言，我们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各种研究取向的概括和发展空间的展望也主要基于上述认识。 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 语言系统的各个领域均被赋予“法”的地位，语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呈多元互动之势。在对语言事实进行描写和解释的同时，新的理论工具不断涌现，形成以理论驱 动的解释性研究，促使学界对既有理论做出自己的阐释，并以建构汉语语法理论体系为目标。因此， 立足学术前沿，探索汉语语言学理论，并积极构建符合汉语特征的语法理论体系在今后研究中有较大发展空间。

关于对汉语特征的挖掘，近年来学界基于多向发展的理论从语言系统的词法、句法、用法、语篇、韵律、语体等方面进行了不少的探索，并积极建构基于汉语特征的语法体系。当下 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复杂科学等研究领域的基本观念和路径逐渐渗透到语言学研究当中，促使学界将现有理论体系放在科学研究背景下审视，反思语言的本质和理论的目标。同时，基于大数据的相关研究在挖掘语言事实和语言资源，反映发展趋势以及建构研究模式等方面显示出新的描写和解释的优势。这些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对认识汉语大格局、建构新范式、把握新取向提供着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新思路。

作者简介

赵博文，男，河南郾城人，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语法学，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施春宏，安徽青阳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教学与研究》主编。先后就读、工作于安徽省宣城师范学校（中专生）、安徽省青阳县新河中学（教师）、安徽师范大学（本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生）、外文出版社暨华语教学出版社（编辑）、北京大学（博士生）、北京语言大学（教师、编辑），并于2008－2009年赴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涉及汉语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近年着力从事构式语法、语体语法、韵律语法的理论与应用探索，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和教学研究，并积极开展语言学观念和方法方面的探讨、语言学前沿思想和成果的教学转化与科学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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