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

这就要从社会中心当时流行什么主旋律谈起了。

第一，苦难的乡村。这种苦难从麻木的祥林嫂、闰土开始，后来到了《官官的补品》，就发展到地主少爷喝农妇奶、输农夫血，最后目睹农民造反被杀头。

我们再看看《子夜》里边的乡村混乱，还有茅盾描写农村破产的小说《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等，我们以后还会读细节更惨不忍睹的萧红的《生死场》。所以 “乡村苦难”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基调。

第二，和农村破产直接相关——大城市看上去十分繁华，但充满危机。不同流派的作家，靠近左翼的《子夜》，新感觉派的《上海狐步舞》，红男绿女，五光十色。

中间是什么？父亲送女儿上富人之床，老妇求路人关照她媳妇儿。上海——建在地狱上的天堂，这是左联和新感觉派的一致看法。

第三，贯穿在苦难乡村和都市危机中的，是同一种家庭式的社会结构问题： 年轻人必须顺从老人，权力大的说的话就是真理。

三十年代文学主流——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对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困境提出了反叛、控诉、挑战。

在城乡背后是新与旧的冲突，在新与旧的冲突背后，是西方（欧美文明）与古老中国的对抗，这就是《边城》的背景。

在这么一个苦难乡村、城市危机、中国的人伦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这个“一溪一塔，老人、少女、黄狗”的田园牧歌，它不是陶渊明的“离开世界”，其实是积极的、“堂吉诃德式”的干预入世。

沈从文对于这个当时的主旋律、现代性的思潮——乡不如城，旧不如新，中不如西，他有着非常清醒的保留。

02

这本《边城》是写给谁的？

沈从文说有两类人不会喜欢他的作品。这种情况很少的，一般作家写个前言或者写个评论都希望得到多一点的读者，很少有人一上来就说“哪几类读者我先排斥”，沈从文有乡下人的固执、骄傲。

他说：“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

但是这两类人不喜欢《边城》的原因是不同的，又有相通之处，沈从文说：“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

这么看来， 沈从文也不是跟批评家、大众较劲，他较劲的是“是不是落伍”，较劲的是那个潮流。

他说：“‘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有理性的人没法明白，就是说人在潮流面前的软弱、盲目、可怜，呼应徐志摩的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往哪一个方向吹》。

沈从文明言：“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

显然沈从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理论家、批评家，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规范有问题，看书看得已经看不了中国现实中的“边城”了，他们只会在书本上左倾、激进，甚至革命，他看不到中国社会的某些地方，包括边城、乡村、人伦意义。

“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要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这个就道出了沈从文小说的高远志向。

所以他之前之后写的小说也写乡村苦难，也写城市繁华，但不同于巴金等人对于传统人伦关系的彻底决裂，在沈从文那里，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维系的社会秩序还能不能在现代存在下去，变成了一个极严肃的问题。

对文学家、批评家，沈从文是取了一个抗争的姿态，可是对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沈从文认为他们诚实、天真，但是“他们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通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所支配，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实在与这个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远了。”

所以在沈从文看来，城市青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就被时代操控，赶时髦；第二个就是离乡村，离这个真实的世界太远了。所以沈从文说：“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放弃了评论家、大学生——不仅在当时，哪怕在今天，这也是现代中国小说里最基本的受众。

放弃了这么两类人以后，沈从文的《边城》准备写给谁看呢？准备写给翠翠、傩送他们的同乡看吗？当然不是。

从鲁迅开始的乡土文学从来都不是以农民为假想读者的。

沈从文的理想读者，是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这个要求非常苛刻、非常高，仔细分析会发现他的要求是三条：

第一是要离开学校，

第二个要求是还要在那个社会生活，那就是说要有底层边缘的生活经验，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最高了， 那就是要极关心全各民族时空条件下的好处与坏处。我看阿城、韩少功、史铁生、我们这些知青都颇符合沈从文在三十年代的理想，离开学校又识字，底层生活经验，还要关心民族兴亡。

沈从文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03

在《边城》里，有着古老中国的悲壮信心

沈从文并不否认乡村苦难、城市危机，他和三十年代主流的主要分歧，是对古老中国传统，他仍不失信心。

在《边城》里，这种对古老中国的悲壮信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是既是信心，又是怀疑。

一是见义让利，这种风俗习惯能否延续？

二是兄弟亲情与个人爱情，怎样抉择？

三是为什么众多好人，好心好意合起来做成一件坏事？

在香港岭南大学教现代文学，讲到《边城》我总会问同学，说“如果真有这样的地方，你们去不去？”

举手愿意去那里生活的同学逐年减少，愿意在边城生活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他们开始说半年可以，几个月可以，现在他们就说不能上网。

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同学喜欢《边城》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说那样的地方不看重钱。摆渡老头不收钱，因为政府已经给过补贴了，有人硬要给过路费，他就回赠茶叶等等。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香港，见义让利已经是一种神话了，但尽管如此，按沈从文的说法“人心深处仍有过去伟大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过小说男主角傩送以及他的家人，后来还是要在渡船与碾房之间选择婚事，经济的因素，事实上仍然在影响淳朴的民风，这是第一层最表面的信心与解构。

第二层：信心与解构的关系更加戏剧性了，那就是两个有钱人家的兄弟，同时看上了一个穷女孩，居然没有强求巧夺，而且定了君子协定——我们来唱山歌求这个女子的芳心。

大哥唱不好，弟弟代唱，一天隔一天，这等于是抽签、拈阄 （抓阄）了，跟觉新父亲替长子娶瑞珏 （《家》的情节）是同一个方法，不过他们是当事人自己选择。

所以这个情节展示了传统道德“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衫”与西方文明“一夫一妻、爱情神圣”之间的两难。妥协的结果，大哥失败淹死了，傩送也伤心出走，这个传统中国的伟大处，在江上像竹排一样搁浅。

小说的第三层矛盾是叔本华所说的“第三种悲剧”：好人与恶棍属于第一种悲剧，意外事故是第二种悲剧， 最难写的就是“都是善良的人，仅仅因为各自所处的地位、身份、性格，形成了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而导致的悲剧。

这个是最难写、最无解的人性悲剧，巴金后来的《寒夜》写到了这个境界。

老人一心为外孙女的婚事操心，努力撮合翠翠跟大老。你想，这个穷家女她能够嫁个当地乡绅的儿子，也算是对她屈死的妈妈有个交代，但是老人跟翠翠虽然朝夕相处，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缺乏沟通。

这种事情绝不仅仅发生在偏远边城。即使当代社会信息发达，天天手里摸着手机，有没有重要的心思想法不能完全跟关系最密切的人沟通的情况呢？

这个船总不是黄世仁 （难得三十年代的小说里还有个善良的富人），他有两个品格高尚的富二代，却还一起造就了女主角翠翠的悲剧。

最后，她不知道傩送明天、明年会不会回来。她在船总家里算什么？未来的媳妇？收容的穷丫头？船总的养女？还是……？

所以，虽然按照夏志清的推崇，沈从文“对古旧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但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如《边城》，还是在虔诚信仰旧中国传统的同时，解构着这一种美丽人伦关系以及它所维系的社会秩序。

所以《边城》是一首牧歌，美丽、忧郁、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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