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必然选择，“双碳”目标的达成不是简单的减排，而是在碳约束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金融在“双碳”目标上升为国家长期战略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发挥作用，促进绿色发展，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在实践层面，合理选择环境政策和金融政策组合，兼顾金融的市场属性和政策属性，全方位构建绿色发展体系，才能够行稳致远。在理论层面，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要求我们重新认识金融的功能，系统性地理解金融与绿色发展的关系，树立新的金融社会责任观。

　　绿色金融的内涵与学理基础

　　绿色金融一般泛指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与金融政策，囊括了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金融、气候金融、碳金融等内容，同时还包括可持续金融和环境责任投资的部分内容。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将绿色金融定义为“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将绿色金融体系定义为“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

　　从金融学理论角度，绿色金融主要涉及两方面核心内容：在微观层面，用以解释并指导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环境责任承担问题。各类绿色金融产品的设计和定价、绿色证券市场和绿色项目的投资决策，本质上都是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参与环境保护、承担环境责任的过程。金融机构承担环境责任的方式很多，包括绿色金融产品（例如绿色信贷）的推出、国际金融机构自愿成立的行业自律规范（例如赤道原则）、在投资时考虑标的资产的环境责任水平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等。该领域的关键问题是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从事绿色环保投资，是否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自身有利。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绿色金融政策的推行是否可持续。如果绿色金融本身就有利可图，那么其推行必然顺利，反之，则离不开公共部门的扶持。总体来看，绿色金融的业绩表现与环境政策关系密切，在环境执法严格的国家和地区，绿色金融的市场需求往往更大，因而政策的推动在绿色金融的发展中至关重要。

　　在宏观层面，绿色金融的核心理论议题是金融与经济绿色发展的关系问题。从大背景来看，不论是绿色金融的概念、绿色金融产品，还是金融机构环境责任的探讨，其本质思想都是以金融的手段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绿色金融概念提出的初期，人们只是模糊地认可绿色金融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但对其内在机制和实际效果并不了然。随着数据可得性的增加和近期理论研究的推进，最新的研究表明，绿色金融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产业结构、促进节能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帮助企业控制环境风险等途径发挥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并且，绿色金融的作用不限于对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量的影响，而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绿色金融是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

　　（一）环境风险的爆发促进全球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在著名的美国爱河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综合环境响应补偿及责任法》（CERCLA），使得持有受污染资产抵押权的贷款人可能成为索赔的追索对象，从而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金融机构的环境责任。此后，金融机构因环境风险事件遭受损失的案例逐渐增多，环境风险管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环境金融和可持续金融的概念被正式确立下来。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控制环境风险，金融行业开始自发形成自律组织、发展绿色金融业务。2003年，全球多家跨国金融机构联合发起“赤道原则”，作为金融机构在为项目融资时识别、评估和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的通用基准和风险管理框架。2006年，“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在联合国支持下发起。在最近十余年中，全球的绿色金融发展进程突飞猛进，绿色金融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并没有全球性统一的绿色金融统计核算标准，学界和监管部门一般采用绿色环保企业的融资规模和占比进行衡量。

　　我们使用全球3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了近20年绿色环保类企业的融资规模和在所有企业中的占比变化情况以及绿色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到，不论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占比来看，全球绿色环保企业受到的金融支持都在快速上升。关注生态环境、承担环境责任，已经成为现代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必修课”。而横向对比各个国家，越是经济规模大的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与绿色金融的发展程度相关性越强。这是因为公共部门提供的环境保护投资可以被全社会分享，是一种公共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社会对环境保护投资的需求也会扩大，经典经济学中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问题显现。而针对具体项目和企业的绿色金融服务具有“私人物品”的经济属性，能够弥补公共财政投资的不足。这意味着绿色金融兼具市场属性和政策属性，能够帮助经济体在环境和发展中取得更好的平衡，绿色金融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具有必然性和不可替代性。

　　（二）中国的绿色金融实践和理论研究日新月异。与西方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更多受到政策的推动。在法规层面，自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发布以来，相关政策法规不断完善。2016年，七部委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2020年年底，财政部发布《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使用绿色信贷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衡量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将银行服务于生态文明战略的情况纳入评价指标；2021年，人民银行先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标志着我国绿色金融评价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国家战略方针层面，绿色金融也不断出现在重要国家战略的正式表述中：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发展绿色金融明确列为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再次将绿色金融列为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严格落实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战略新格局对中国的考验。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和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下，我国的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不断丰富，市场体系不断健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编制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0.22万亿元，发行符合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国际标准的绿色债券313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而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2021年年末国内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15.1万亿元，同年7月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我国目前已形成包含多种类金融工具、多层次金融市场的绿色金融体系，为节能环保提供了多元化的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渠道，金融部门服务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

　　绿色金融与碳减排的关系

　　（一）绿色金融发展与碳减排具有数量上的强相关性。碳减排是绿色发展问题的重要维度，也是当前国家和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在绿色金融领域，一方面，碳金融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其他金融活动往往也具有降低碳排放的作用。因而从数量关系来看，全球和中国的数据都显示绿色金融的发展与碳排放的降低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以绿色环保企业融资规模测算了绿色金融指标与单位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不论是全球的数据还是中国的分省份数据都表明，绿色金融发展状况与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呈负相关关系。

　　（二）绿色金融能够通过多种途径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与一般企业不同，金融机构本身的碳排放很低，也几乎不直接产生污染，而是通过资金融通、信息提供、风险管理等一系列金融功能影响实体经济。因此在理论界，人们曾经为金融部门是否应当承担环境责任产生争论。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树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是多维度的，包括促进资源的绿色配置、支持清洁和减排技术、督促其他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提供企业的环境风险信息和帮助企业控制环境风险等方面。

　　第一，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经济发展路径。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影响是改善资源配置。绿色金融能够促进资源向绿色环保领域倾斜，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这是因为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够显著影响产业发展，如果金融机构在运营过程中注重对清洁行业的金融支持，将能够有助于改善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的清洁程度。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就是最典型的直接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绿色金融工具。

　　第二，支持绿色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绿色增长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支持创新和技术进步是金融的基本功能之一。因而金融机构能够通过支持绿色和减排技术促进经济的绿色增长。对清洁和减排技术的金融支持与对清洁行业的金融支持不同。例如银行对重污染企业贷款，如果贷款用于支持企业的清洁技术改造，也将有利于环境保护，因而也应当被看作是金融机构的环境责任履行。

　　第三，督促其他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机构能够显著影响其他企业的决策和行为。对全球大量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表明，社会责任表现更好的企业通常面临更低的银行借款成本。换言之，除了直接决定资源配置的行业和方向外，金融机构还能够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来影响企业的决策，不妨将这种渠道简称为“价格渠道”。价格渠道与资本配置渠道对企业决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资本配置渠道中，资金投向的决策主体是金融机构，而在利率渠道中，由于企业的异质性，即使面临同样的融资成本，不同的企业也会有不同的决策。因而相比直接资本配置，价格渠道有助于发挥不同企业的比较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四，提供企业的环境风险信息。提供信息是金融行业的重要功能，在绿色领域也是如此。例如社会责任投资基金能够起到向投资者提供企业环境责任风险信息的功能，这是因为市场上的其他投资者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来判断企业的环境风险水平。由于不同的投资者对于环境风险的偏好和承担能力不同，企业环境风险信息越透明，投资者的决策效率就越高。因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的环境责任承担行为能够通过提供环境风险信息的方式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第五，帮助企业控制环境风险。以环境责任保险为代表的风险控制工具能够帮助企业控制环境风险，及时处置环境风险事件，从而减少环境损害和经济损失。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机器的运转情况、工作人员的操作、不可抗自然力等都可能影响污染排放，因而企业面临排污的不确定性。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由于设备故障、操作失误或者不可抗力，可能出现异常的排污增加或者严重的污染泄漏。此时，企业可能无法在短时间筹到足够的资金清理污染、阻断泄露，而环境责任保险的理赔能够帮助企业及时应对风险事件，减少环境损害和经济损失，从而起到支持经济绿色增长的作用。

　　发展绿色金融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坚持系统性的思维，注重绿色金融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双碳”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多种政策的协调配合。国家财政提供的环境保护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物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公共环保投入的需求会成倍上升；而绿色金融针对特定企业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能够弥补经济发展高级阶段中公共环境投资的“拥挤”，是经济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缺乏初始经济激励，完全的市场环境下绿色金融的自然发展存在滞后，往往在严重的环境损害或者重大环境风险事件后才开始起步。这一点已经被西方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所证实。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依靠公共财政治理污染，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通过政策引导绿色金融，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而未来的政策制定应当统筹考虑绿色金融政策、环境规制、产业政策和公共环保支出的协调配合。例如在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工作中，综合考虑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政策的影响，重视绿色转型中的金融风险；在科学计量的基础上谨慎制定奖励补贴政策，避免政策套利。坚持系统性的思维，注重政策的协调配合，方能降低政策成本、提升政策效果。

　　（二）绿色金融不只是支持“正确的行业”，更需要严格把控资金的真正用途。目前绿色金融政策重点考虑的是对资金的行业流向的把控。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追求的不是单纯的低排放，必须注重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平衡，即使是高污染行业，也是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门，绿色发展不等于“关停”这些行业，而在于提升其内部的清洁技术水平。除了支持绿色的行业外，支持行业内部的绿色技术改造也是绿色金融发挥功能的重要途径。未来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应当更多地考虑对绿色技术的支持，尤其是一些重污染和高耗能企业内部的技术改造，而不是单纯地拒绝向重污染领域提供金融支持。例如即使是进入重污染行业的信贷，如果能够施以有效的贷后管理，确保资金用于生产技术的改进，也应当纳入绿色金融政策支持的范畴。因此，一方面，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更加细化，不能简单按行业“一刀切”；另一方面，有效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强化银行的贷后管理工作就成为落实绿色金融政策、有效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方面。

　　（三）全方位构建绿色发展体系，提供市场化的“绿色激励”。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产业发展政策、公共环保支出、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立法与执法、环境教育与宣传等共同组成的绿色发展体系是绿色金融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碳减排和环境保护都面临经典的负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问题，因而绿色金融和环境责任投资领域的经典争论是：履行环境责任是否能够得到经济回报。国际上大量研究对此争论不下。这也被称为“绿色激励”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表明，注重经济激励、发挥市场的活力至关重要。政策推动的绿色金融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效，但长期中必须依靠市场提供“绿色回报”，才能够保证绿色金融行稳致远。绿色回报的来源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完善的环境立法和严格的环境执法，提高环境风险成本，创造环境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二是依靠教育和宣传强化公众环境意识、树立低碳生活理念，使得发展绿色金融、承担环境责任成为打造金融机构品牌形象的自发需求。因而，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全方位绿色发展体系的构建，绝不是金融部门“单打独斗”。

　　（四）绿色金融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阶段和全球经济地位相匹配，并非“越绿越好”。“双碳”目标不是简单的降低排放，而是在碳排放约束下追求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是在环境和增长中求取平衡。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履行国际担当的同时，必须兼顾经济发展。经典可持续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发展问题是排放和资源消耗的“最优水平”问题。节能减排不能没有，但也不能过度。一方面，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的快速转向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过度的减排会降低产出，反而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因此，绿色金融也存在“最优规模”，发展应当循序渐进，并不是越快越好、越多越好。虽然目前绿色金融的规模不大，人们更关注的是绿色金融不足，而不是绿色金融过度。但过往产业政策的实施经验表明，政策激励、财政补贴、地方政府的过度反应等都可能引发政策的“过度执行”。在当前国家大力倡导，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积极响应的大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双碳”战略涉及未来数十年的长期发展，必须着眼长远，科学把控政策力度，警惕绿色金融发展中的金融风险，预防绿色金融的过度化。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组织力量进一步规范金融领域的碳排放核算，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核算体系，从总量上规划绿色金融的适度规模。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

　　（金融时报）

责任编辑：吕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