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乡镇志书是重要的地方档案文献。其主要著述体例为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体例特征与选取原则一方面遵循仿效官方史学主导的档案文献编纂体系，同时也有极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富有鲜明特色。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模式主要表现为创修、续修、独纂、合纂，在志书编纂的先后次序和志书编纂的组织形式上分别展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与清代地方基层社会乡绅文士对于修志的支持倡导，以及编纂者在修志过程中形成的群体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乡镇志书；著述体例；编纂模式；档案文献

乡镇志书是我国重要的地方档案文献，也是基层社会历史记忆的承载。乡镇志书的编纂起源于宋代，至明清时期发展趋于成熟定型。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首先受到官修地方档案文献体系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体例、体裁、编纂理念和原则等方面对于官方史学主导的档案文献编纂的遵循与仿效。同时由于基层社会乡镇志书浓厚的私纂性质，使其在编纂过程中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在体例选取、分工协作、编纂模式等方面能够尽展编纂者的才情特长，体例、体裁灵活多变，编纂分工与协作模式富有特色，这些内容在清代地方档案文献编纂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及时探讨清代乡镇志书的著述体例与选取原则，以及志书编纂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模式，总结其特色规律与经验得失，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新一轮乡镇村志编纂工作，在理论上有指导作用，同时对于深入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实施机制，也有着一定的辅助借鉴效用。

一、清代乡镇志书的著述体例与选取原则

清代乡镇志书的著述体例，主要有细目并列的平目体、分纲列目的纲目体以及仿照正史的纪传体三种。例如顾传金编纂的道光《蒲溪小志》四卷，分为《名义》《郡县建置沿革》《里至》《形胜》《乡保区图》《风俗》《物产》《列传》《艺术》《艺文》等二十八个类目，并按照细目并列的方式编排次第，属于平目体志书。②臧麟炳纂康熙《桃源乡志》八卷，共有《沿革志》《形胜志》《风俗志》《山川志》《里域志》《田赋志》《古迹志》《列传志》（又分为五类）、《著述》（又分为八类）等共三十个大类目，其在《列传志》之下又细分为《进士》《举人》《贡士》《名宦》《醇儒》《历仕》等十三个次一级门类，在篇目编次上具有纲举目张的特点，属于纲目体志书。再如王同编纂的光绪《唐栖志》二十卷，其第十八卷为《事纪》，以专题分类的形式记载当地大事的编年沿革，第九卷至第十五卷为《人物》，分为孝友、义行、耆旧、列女、寓贤、方外等不同类别的人物传记，属于仿照正史编纂的纪传体志书。

在这三种主要的著述体例中，平目体的产生由来已久。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与隋唐五代时期的图经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将记载要目并列编排、进行分别叙述的著述体例，即使在地方志书发展趋于定型之后，这种著述体例也一直被后世的志书继承延续下去。纲目体的产生，乃是因为随着地方志书记载内容的不断丰富，原有的类目框架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发展，必须在原有的并列平目之下展开分类，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与记载。如此一来便形成了纲举目张的编纂体例，实则纲目体乃是由平目体演化而来，在类目区分与框架层级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仓修良先生指出，这种以细目并列为特征的平目体“可视为方志发展中的正宗”。

至于清代乡镇志书选取何种著述体例，一般而言，乃是根据志书的篇幅大小以及记载对象的繁复程度这两个因素来决定的。对于篇幅不大的乡镇志书来说，由于需要记载的内容范围相对不广，因而多是选取平目体的编纂体例。而对于篇幅或卷帙较多的志书，因其所记载的对象内容较为庞杂，需要进行深入细化，则一般多选取分纲列目的纲目体形式进行编纂。例如金惟鳌纂辑的光绪《盘龙镇志》，因为篇幅不大，即选取了平目体分列《镇巷》《风俗》《物产》《水利》（又分上下）、《田赋》《官署》《义局》《寺庙》《桥梁》《坊匾》《科目》《人物》（又分上下）、《列女》《艺文》（又分上下）、《杂志》诸要目门类进行记载，除了《水利》《人物》《艺文》这三个类目篇幅相对较多，其他的篇目所占比重都较为均匀。

然而上述这个论断，仅就清代乡镇志书著述体例中的多数情况而言的，实际上也存在一些特殊的案例。有的志书篇幅不大却选取分类较为详尽的纲目体形式，例如程国昶等原纂、佚名续纂同治《泾里续志》，全志不过五六万言，篇幅固然不算大，却细细分为十卷共十四个门类，而且在人物门类下又进一步细分为《忠》《孝》《义》《节》《名宦》《科第》《乡贤》等十一个次级细目进行分类记载。还有的志书虽然篇幅卷帙都较多，记载的内容范围也很广泛，但却选取了平目体的编纂形式，例如王同所纂光绪《唐栖志》，“为目凡十四，曰《图说》、曰《山水》、曰《桥梁》、曰《街巷》、曰《遗迹》、曰《祠庙》、曰《梵刹》、曰《人物》、曰《艺文》、曰《碑碣》、曰《冢 墓》、曰《事纪》、曰《诗纪》、曰《杂纪》，为卷凡二十”。这就说明，清代乡镇志书著述体例的选取原则，不仅取决于志书的篇幅卷帙以及所记载的内容范围等因素，而且与编纂者的主观意图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不能仅就多数情况一概而论，仍需要再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

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主要有创修、续修、独纂、合纂等基本模式。兹根据志书编纂的时间顺序与组织模式的标准，分为两大类进行讨论。

（一）创修与续修

从志书编纂的先后次序来看，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模式可以分为创修与续修两种类型。例如清代李侍问以“阐幽光、扶名教，使一乡故事无任遗佚而已”为己任，创修康熙《佛山忠义乡志》十卷（已佚）。清嘉庆间廪生王介，“尝以乡志为己任，倡义捐金，谋诸同辈，搜罗十余年，……考吾乡志书创自先生，厥功甚伟”，创修道光《泾阳鲁桥镇志》五卷（现存）。一些清代创修的乡镇志书已经散佚，例如沈徵佺著康熙《清浦里志》三卷，系清代浦东高桥地区首部志书（已佚），其后陆续有沈瞻泰辑嘉庆《江东续志》以及佚名纂修光绪《江东志》十二卷。周凤池纂辑乾隆《金泽小志》四卷，清乾隆年间刊刻，然书已散佚，其后有黄汝玉等根据乾隆《金泽小志》增订的嘉庆《续金泽志》稿本六卷，亦亡佚不存，及至清道光年间，方有蔡自申等续修的道光

《金泽小志》六卷行世。当然也有不少清代创修的乡镇志书与续修志书一同流传下来，例如章树福纂辑的咸丰《黄渡镇志》十卷，系清代嘉定县黄渡乡首创志书，后有章圭瑑纂辑宣统《黄渡续志》八卷，皆得流传。陈元模创修康熙《淞南志》十六卷，其后有陈云煌纂乾隆《淞南续志》二卷、陈至言纂嘉庆《二续淞南志》二卷，皆并存于世。

清代续修乡镇志书，多由基层社会的乡贤文士、大族望姓的鼎力支持和热心倡导，因而能够使得志书续修工作绵延不绝，流传一方文脉。例如在清代常熟唐市镇，先有倪赐纂修乾隆《唐市志》三卷（已佚），其后苏双翔补修道光《唐市志》三卷，至光绪年间，龚文洵先补纂志书三卷，是为光绪《唐市补志》，稍晚又撰有《补遗》，是则自乾隆《唐市志》之后当地志书又有三次续修的记录。在清代苏州的盛湖镇，先是仲沈洙纂修顺治《盛湖志》十三卷（已佚），及至康熙年间，仲栻、仲枢增修为康熙《盛湖志》二卷（已佚），而仲周霈于清乾隆年间增纂旧志稿本，是为乾隆《盛湖志》二卷（现存），到了同治年间，仲廷机编纂有《盛湖志》稿本（已佚），至于光绪二十二年，续修成光绪《盛湖志》十四卷（现存），其后不久，仲虎腾又续修光绪《盛湖志补》四卷。由此可见，清代《盛湖志》经过当地著名的仲氏家族历代不断的努力，先后共续修五次，这同时也是家族编修志书、以“志学传家”的典范。

清代不少乡镇志书都有多次续修的情况。例如清代苏州《同里志》，自顾栋南纂修康熙《续修同里志》以来，先后续修六次，其分别为章梦易纂康熙《续同里先哲志》（已佚）、章梦易纂康熙《同里闺德志》（现存）、周羲纂乾隆《采录同里志》（已佚）、周羲纂乾隆《采录同里先哲志》（已佚）、吴洙纂乾隆《增辑同里先哲志》（已佚）、周之桢纂嘉庆《同里志》（现存）。清代嘉兴《濮院志》，自清初佚名所纂修的《濮川小志》以来，一共续修九次，其分别为张其是纂康熙《濮川纪略》（已佚）、濮龙锡增订康熙

《增订濮川志略》（已佚）、杨树本纂乾隆《濮川风土记》（现存）、杨树本纂乾隆《濮院琐志》（现存）、胡琢纂修乾隆《濮镇记闻》（现存）、屠本仁纂乾隆《濮院志》（已佚）、濮鐄续纂嘉庆 《濮川所闻记》（现存）、岳昭垲纂同治《濮录》（现存）、濮润淞等后人纂修光绪《重增濮川志略》（现存）。再如清代湖州《双林志》，自吴若金纂修康熙《双林志》以来，更是先后续修达到十二次之多，其分别为吴世英补纂康熙《双林补志》（已佚）、倪汝进纂康熙《东双林志》（已佚）、谈嗣升与凌维远纂康熙《同辑双林志》（已佚）、张其是纂康熙《双林纪略》（已佚）、姚葭客纂乾隆《双林支乘》（已佚）、茅应奎纂乾隆《东西林汇考》（现存）、沈荣晋纂嘉庆《双林续记》（已佚）、郑昌祺增修嘉庆《增修双林续记》（已佚）、郑士枚纂道光《双林志》（已佚）、戴梅檐纂咸丰《双林镇志》（已佚）、佚名增删同治《双林记增纂》（现存）、蔡汝鍠纂光绪《双林志续纂新辑》（已佚）。其中清康熙年间续修四次，乾嘉年间与晚清时期各自续修四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这在清代乡镇志书编纂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案例。

（二）独纂与合纂

从志书的编纂组织形式来看，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形式又可以分为独纂、合纂两种类型。例如徐文范纂辑乾隆《钱门塘市记》、姚鹏春纂修道光《白蒲镇志》、阮先纂辑道光《北湖续志》、王开益纂光绪《甘棠小志》、柴望纂光绪《小溪志》等，皆属于编纂者独纂的情况。独立编纂的乡镇志书，未必都是创修，也有属于续修的范畴。例如前举李侍问以一人之力独自创修康熙《佛山忠义乡志》十卷，这既是独立修志，又属于创修志书。然而张其是纂修的康熙《双林纪略》、姚葭客纂修乾隆《双林支乘》、郑士枚编纂的道光《双林志》等志书，固然是独立修志，但却属于清代湖州《双林志》的续修志书范畴。由于清代乡镇志书的私撰性质较为浓厚显著，导致其中以独立修志的形式完成志书编纂的情况较为多见，但也有一部分乡镇志书是经过多人合作编纂而成的。例如浦传桂、安起东合作编纂同治《锡山梅里志》，李天植、王寅旭合作编纂康熙《乍浦九山补志》，谈嗣升、凌维远合作编纂康熙《同辑双林志》等皆是如此。

在清代合纂乡镇志书的过程中，也有仿照官修府州县志编纂的分工流程进行编纂的情况。以潘履祥“一手定稿”总纂的光绪《罗店镇志》为例，其编纂志书的工作流程即借鉴了清代官修府州县志的编纂流程与分工原则，总体上显得较为系统严密，设有总纂、分纂、总阅、总校、分校、采访、绘图、校补等不同职能岗位（其中以分校所配置的修志人员最多，几占全部人员一半比重），编纂人员进行专门分工、各司其职，而且总纂者所定立的志书凡例严谨有据、考虑周详，规定了各类目资料去取的基本原则，篇目编次得当，加之重视志书记载的文字校对与史料考订，其学术质量和文献价值在清代上海乡镇志书中非常突出。

分工合纂乡镇志书的组织模式，又与志书编纂者群体类型有密切的关系。例如陈尚隆曾纂雍正《陈墓镇志》（已佚），其子陈树榖续纂为乾隆《陈墓镇志》十六卷，这属于父子合作修志的类型。程国昶与里人忏因居士邵灿，于清雍正十二年“广诹博访，考遗文于断碣荒墟，询逸事于市乡耆旧，网罗搜剔”，合作编纂雍正《泾里志》，则是属于友朋同好合作编修志书的类型。曹相骏曾辑有嘉庆《枫溪小志》（已佚），后来里人陈宗溥“尝获曹相骏（嘉庆）《枫溪小志稿》，以略而不备，积廿年之久，增葺大半”，是则为同治《清风泾志》；及至清光绪年间，里人叶世熊因“曹雪庄、陈竹士二先生（嘉庆、同治）《枫泾小志》遗稿未刊，熊偕许光墉、费澐，将旧稿增辑付梓”，所增辑者即为光绪《枫泾小志》；并由叶世熊主其事，有里人许光墉“分纂（光绪）《枫泾小志》，并助资付印”。这就是乡里士人根据志书旧稿不断进行增补辑纂、以臻于完善的编纂历程。合作编纂乡镇志书的模式，实际上与志书编纂者在修志过程中形成的群体类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父子（或叔侄）师生、亲友同好、乡里先后、家族延续这四种情况，则属于清代多人合作、分工编纂乡镇志书的主要模式。关于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类型问题的探讨，拙著《清代乡镇志书研究》有相关章节论述。

（原文请至中国知网）（图：网络）

原标题：《清代乡镇志书的著述体例与编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