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接受的是严格的西方古典教育，幼年就开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时阅读了大量的希腊、拉丁古典作品。“我这一代几乎是最后一代在英国接受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言和文学教育，而且依然忠实于最严格的15世纪的标准”。[9]“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将成为历史学家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出生于这些时代的人来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10]古典教育的浸润不仅使汤因比谙熟西方文明的历史，还产生了一个疑问——“存在一个西方传统吗”？针对这个问题，汤因比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激发了西方人民深深的情感。我相信，这是发生在我们生命历程中的一件崭新的事情……那些遭受过西方打击的人，无疑是相信存在着一个西方传统的，但我们西方人对于自己没有一个通称。只要我们仍处于领先地位而不是防御状态，我们就不需要这样一个通称”。[11]西方古典教育背景奠定了汤因比历史观的基础，在其研究历史和分析国际事务时，这种文化情结始终难以释怀。乔治·凯南在1989年曾指出，“汤因比对国际事务的分析而不是其历史著作，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根源”。[12]

汤因比的人生体验异常丰富，少年时期见证了西方帝国主义最为鼎盛的场景，青年和中年时期历经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随后又在纷扰的冷战时期生活了近30年。汤因比曾直言他所面对的时代困惑，“在我们这一世代，我们正生活在异乎寻常的巨大压力和焦灼之中。等候我们的是什么？当与其遭遇时，我们能够做些什么？”[13]从历史中寻求有益的经验，是解决困扰汤因比所面对的难题的一条路径。“从事业上说，本书作者幸而生逢‘乱世’，而‘乱世’恰恰是历史学家的乐园；事实上，时局风云变幻，迫使本书作者关注扑面而来的每一个历史之谜”。[14]20世纪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构成了汤因比历史观的生成背景，其历史研究的对象随着世事变幻而不断发生变化。“汤因比从民族到文明再到高级宗教的转移，虽然令人奇怪，但也可以理解，而且这种历史研究聚焦的转移深刻地改变了他的历史解释，也改变了他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15]

汤因比是一位走出学斋的学者，他一生都在积极地介入公共事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供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并于1919年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1920年，汤因比受命主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年刊《国际事务概览》。1925年，他出任这个学会的研究部主任。汤因比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了30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更是被英国政府倚为“智囊”，曾以顾问身份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1943－1946年，汤因比再次为英国外交部工作，担任了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1945－1946年，他又作为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1946年的巴黎和会。“在半个世纪中，他把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集于一身，利用《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以及其他各种渠道，来向政策制定者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团体表达其研究成果”。[16]汤因比的朋友和学生，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马丁·怀特曾指出，“汤因比的职业生涯存在着一个悖论……汤因比发现他的合适职位是在大学和行政部门的中间道路”。[17]在汤因比一生的事业中，《历史研究》(10卷)和《国际事务概览》(34卷)占据着最为显耀的位置。“自1924至1956年，我在撰写《历史研究》的同时，还为伦敦的皇家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之后又同我的妻子一道编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史。这两项庞大而耗时费力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我不同时期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做不成。我始终是脚踩着现在和过去两只船”。[18]此外，自1946年《文明经受考验》出版后，汤因比开始将注意力从历史研究转向了对未来的探讨。[19]将历史研究和对国际现实问题分析结合起来，不仅是汤因比的历史观迥异于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突出特征，也使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了深深的现实关怀和未来指向的特质。

纵观汤因比一生，几度沉浮、历经荣辱，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玩笑”。“1945年后，汤因比获得了巨大的声望，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然而，汤因比自己也经历了类似于‘文明兴衰’的过程，他的名誉在1950年代受到怀有敌意的学术评论的攻讦，而且自此以后从未恢复过来”。[20]1948年，《文明经受着考验》成为畅销书，汤因比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系列演讲大获成功。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作为历史学家和国际主义者的汤因比，公开发起了一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运动。他指出，如果世界要想寻求到和平的话，西方必须承认其侵略行径并弥补其给非西方世界造成的伤害。他的工作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作为一位学者和一位政治思想家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21]批评几乎与汤因比的一生如影随形。早在1930年代，比汤因比晚出生三年、同样大名鼎鼎的爱德华·H．卡尔就嘲笑汤因比迷恋自由主义和“诸如集体安全这样的抽象概念”。[22]在整个1950年代，批判汤因比的文章“蔚为壮观”，其中一些文章更是充满了讥讽的口吻。在弗朗西斯·尼尔森看来，“汤因比选择了一个辉煌的主题，但它的变化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主题成为附属品”。[23]“《历史研究》也许被证明是时代错置的……因为脱离了经验证据、非理性的以及蔑视‘理性’本身”。[24]然而，到了1970年代，汤因比又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尊重。1972－1973年间，英国“自由欧洲”电台播出了一组脍炙人口、广受欢迎的对话节目，这组节目由汤因比和电台广播员G.R.厄本录制，后来根据广播内容出版了《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个人命运的沉浮为汤因比反思自己的历史观提供了不竭的外部刺激和动力。

“多面”的汤因比在展示其多姿多彩的人生和命运的同时，也使其学术实践充满了复杂性和争议性，这些复杂性和争议性主要源于他的皇皇巨著《历史研究》。

“文明”与《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有三个版本，一是汤因比1934年至1954年间出版的10卷本，二是分别于1946年和1957年出版的由D.C.萨默维尔编写的节录本，三是1972年出版的由汤因比自己编写的节录本。三个版本差异很大，汤因比曾言：“本书的现在这个版本(指1972年的节录本)与1934年至1954年间出版的10卷本有着广泛的不同之处。”[25]三种版本各具特色，也各有缺陷，其中以萨默维尔编写的节录本影响最大。“1947年，D.C.萨默维尔的一卷节录本《历史研究》的广为流行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不幸的一部分原因是流行无法替代理解，另一部分原因是节录本的简易形式掩盖了著作的文学本质——而这才是关键问题的核心所在”。[26]

将“文明”作为历史研究单位既是汤因比的一个重大学术贡献，也是其饱受诟病的根源之一。汤因比并没有给“文明”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他只是对“文明”进行了描述。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的“意思是指在一个特定时代存在的一种特定文化或特定文化阶段……一个文明可以确定为‘一个可认识的研究领域’，可以看作是处在一些不同民族的个别活动场所之间的共同场地，也可以当作一个特定的‘种’社会的代表。”[27]汤因比主张，“能够予以认识的历史研究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在大小规模上处于另一端点的)人类整体，而是我们称之为一个社会的某个群体”。[28]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评析汤因比关于“文明”的界定时说道：“任何一名作家——即使是阿诺德·汤因比——似乎都觉得没有必要为文明下个定义，或向我们提供有关文明的整体观念。”[29]对汤因比最苛刻的批评来自索罗金，他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从知识到逻辑上进行了广泛的批评：

汤因比认为，“文明”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历史研究领域”，而是一个统一的系统或整体，通过因果关系各个部分彼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汤因比的“文明”概念中，正如在任何因果关系系统里一样，各部分必须彼此依赖，整体建立在部分之上……然而，汤因比的假设有效吗？恐怕并非如此：他的“文明”概念不是统一的系统，而仅仅是各种文明的实体和现象的混合物……统一只是通过特殊的毗邻性而形成的，而不具有因果关系或有意义的纽带。[30]

索罗金的批评直指“文明”的虚假性，试图否定汤因比将“文明”作为历史研究单位的合法性。汤因比针对索罗金式的质疑——即针对文明是“不真实的”、国家是真实的观点做出了回应。汤因比指出：“如果文明是不真实的，国家也一定是不真实的，因为国家和文明都是同一属性的现实或非现实。文明和国家都是人类关系的网络。”[31]汤因比对“文明”概念的捍卫，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响应。“无论我们最终思考的文明的概念是什么，至少文明这个概念提升了各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经验。汤因比努力获得一种对历史综合、全面的解释，在这一点上，汤因比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32]

在不同时期，汤因比对文明形态的划分并不一致，有时是21个，有时是23个，有时又是26个，最多时扩大为37个。但是，汤因比对文明的分类基本没有变化，即人类文明史上存在下述这些类型的文明：一、发展充分的文明，包括：A.独立的文明、B.卫星文明；二、失落的文明。[33]汤因比用“母体”和“子体”来将其所划分的大多数文明形态连接在一起，诸文明之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例如，古代希腊文明的母体是爱琴文明，而子体则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拜占庭文明。

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具有同等价值的观点，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我现在看到，古典希腊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的历史就经验而言，彼此之间具有共时性。二者的历史进程也是平行演进的。我们可以对它们做一番比较”。[34] “我们今天关心的许多问题，柏拉图和维吉尔也曾经深深地关注过”。[35]汤因比认为，就时间尺度而言，人类诸文明中最长的文明形态也仅仅有6000余年，而整个人类的历史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两者比较，文明形态的历史非常短暂，因此，所有文明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同时代的。“对我来说，这种所有的文明在哲学上的同时代性的观点，由于被放到我们现代西方物理科学某些发现的背景中来加以看待而得到了加强”。[36]就价值尺度而言，与漫长的原始社会的状况相比，诸种文明形态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巨大非凡的；而以人类理想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文明的价值都可以说是相等的，地位也是平等的，谁也没有资格瞧不起谁。基于上述两点，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较的——既可以纵向比较，也可以横向比较。

然而，学术界针对汤因比诸文明具有同时代性和同等价值的观点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诸文明具有同时代性容易导致一种决定论。汤因比将“‘文明的主要动机’作为核心来描述历史模式，这种做法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决定论”。[37]二是无法解释诸文明之间的互动。尽管早在1922年，汤因比就提出了“文明的接触一直并且将始终是人类进步和挫败的支配性因素”[38]的观点，但他毕生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罗伯特·欧文不无讥讽道：“汤因比的‘文明’概念可以被视为(或许是离奇的及相当冷漠无情的)一系列自动装置，它们在不同时期启动起来，并且独自经历了大体上相同的动作。”[39]三是诸文明具有同时代性无助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阿诺德·汤因比是一位‘宏观历史学家’(macrohistorian)……在汤因比看来，一千年宛如昨天一样。汤因比的世界观未能使其对自身所处的时代进行有效的分析，或者预测未来”。[40]尽管汤因比受到了上述批评，但谁也无法否定诸文明在哲学上具有同时代性和同等价值的积极意义。

首先，有助于超越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汤因比不厌其烦地表达了历史研究要超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观点。“所有我们众所周知的各种文明的历史，都不能被安排进任何一个现存文明和现存国家的单一的当前状态之中”。[41]其次，有助于克服人类的“自我中心”倾向。“人类观察者不得不从他本人所在的空间某一点和时间某一刻上选择一个方向，这样他必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成为人的一部分代价。因而，他的观点必然是片面的、主观的”。[42]爱德华·W.福克斯亦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知，汤因比对人类与生俱来的‘以自我为中心’即使不能说强烈地反感，也是极端地不信任”。[43]第三，有助于克服诸文明之间的文化偏见。汤因比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视为达到诸文明平等的一把“钥匙”。“对待历史的唯一方法就是客观性，即把所有的人类共同体社会都视为平等，这种客观的历史观是我们能够馈赠给生活在迅速缩小世界中的孩子们的唯一观点”。[44]正是“汤因比希望克服文化偏见，他在拓展历史范围和完善历史解释的方法中寻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45]第四，有助于将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统一起来。汤因比曾言：“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家如果希望汉谟拉比、阿肯那顿(Ikhnaton)、阿摩司(Amos)以及佛陀‘起死回生’，那么就必须要研究甘地、列宁、阿塔图尔克(即凯末尔)以及F.D.罗斯福。”[46]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历史研究模式，诸如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模式、“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回归”、“内(外)部无产者”、“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等。威廉·H.麦克尼尔更是认为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创造出来的框架，对世界史的理解和编撰具有深远的意义。“汤因比的馈赠之一是，发现了一个‘全部人类历史的精确的、适宜的框架’，是奠定历史意义之基础的一个长期问题”。[47]汤因比创建各种模式时，受到了包括生物学乃至天文学的影响。汤因比对人类各个文明社会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联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这是历史学家必须肩负起来的重任：

周期性和非重复性的节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或可能不是宇宙的核心，迄今为止，天文学家们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相互影响无疑是人类事务的核心，如果这种相互影响转化为现实，那就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叙事中重现出来。毋庸置疑，历史学家已经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48]

布罗代尔指出汤因比历史研究模式的实质，“汤因比所关心的首先是要简化人类历史，其次是要找出规律、法则和同一性，制造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说的一系列互有联系的‘模式’”。[49]汤因比也正如布罗代尔所言的那样，在创建其模式时求诸其他社会科学。“历史学还利用一些辅助学科的方法为自己服务，用它们来阐释关于文明社会而非原始社会的一般规律，这些学科就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50]然而，汤因比的诸种模式还是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其一，质疑汤因比的研究内容，指出他对历史经验证据常常视而不见。“事实上，汤因比认为古代先知和预言家启示的证据要优于现代科学的经验证据。当然，两者都是证据，但对于汤因比来说，先知的‘直观(直觉)真理’的证据是优于经验、理性、科学的真理。现代历史学家将很难接受汤因比的上述观点”。[51]其二，质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方法，指出他的研究方法是非实证的、非历史的。“我最重要的批评，包括所有其他人的批评，是与下述说法有关：他(汤因比)宣称自己的全部论点是基于实证研究方法，在我看来，这是作者在自欺欺人”。[52]其三，质疑汤因比历史模式所产生的知识的可靠性，指出他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知识。“在人类事务领域里，我们需要新的知识，而《历史研究》里的陈旧概念只是导致了诗歌和神话的重新使用”。[53]客观地说，汤因比所创建的各种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也绝非一无是处。这些模式至少给人们认识历史和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饱受争议的“文明”概念和《历史研究》不仅是分析汤因比历史观的重要依据，也是造成其历史观矛盾性的主要因素。

循环论与终极论

《历史研究》的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21年大纲拟出，1934年前3卷问世，1961年最后一卷付梓，再到1972年由他手订的节录本出版，前后历经数十年。在这数十年间，汤因比一直坚守着历史研究的整体观念和比较方法。一个结果就是，整体观念和比较方法导致了汤因比的历史观兼具了循环论和终极论的特征。

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整体观念的形成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认识领域的自觉意识。汤因比直言：“为了理解局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首先集中于整体，因为整体本身才是可以说明的研究领域。”[54]此外，“在编辑《国际事务概览》时，汤因比认为，时间和空间上的全球视角是具有实际效用的”。[55]二是历史研究的实践总结。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并讲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他采取了一个整体观念和全球视角，选取了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即认为“19世纪中的帝国主义和技术变革使人类达到了统一”。[56]三是世界形势变化和时代变迁的反映。汤因比青年时期深受20世纪早期英国的社会思想——即理想主义和进化论的综合思想的影响。汤因比利用这个框架来解释帝国主义和国际事务，他特别关注的是史无前例的、具有进步可能性的全球一体化。然而，随着巴黎和平会议的失败，汤因比开始怀疑进步观念。在《历史研究》中，他尝试将历史写作融入全球存在之中。通过对比历史与当下，汤因比试图解释并希望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到193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接连发生的各种世界性事件终于击垮了汤因比对建立在旧的概念上的综合信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汤因比回归到这样的综合思想——即阐释历史研究在全球规模上的自相矛盾。[57]尽管查尔斯·A.贝尔德含蓄地批评了汤因比历史叙述语言的晦涩，但他还是肯定了《历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观念。“汤因比的博学和形而上学与他的隐喻性语言和类比的运用结合在一起，呈现了一个怪异和难以捉摸的整体特征”。[58]在学术界，即使是汤因比的批评者，对其历史研究的整体观念也没有表现出异议。

在《历史研究》中，这种整体观念具体化为文明兴衰的四阶段论，即每一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这样四个阶段，汤因比以此作为他描绘整个人类历史的模式。他曾把文明形态的这一周期性发展比作织布机梭子或车轮，它每往来穿梭或转动一次，并不是回到起点，而是织出了新图案或向前进了一步，即每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这样四个阶段，后一代的文明就比前一代文明有所进步。人类历史正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向前发展的。汤因比的“文明四阶段论”凸显了循环论特征。针对汤因比历史观中明显的循环论，爱德华·H.卡尔曾毫不客气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汤因比极力尝试以循环论来代替线性历史观——这是没落社会特有的失败方式。自汤因比失败后，大多数英国历史学家自愿认输，宣称历史之中根本没有普遍的模式。”[59]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循环论有别于旧的循环论——即认为事物的发展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只是不断地循环往复，简单地周而复始的形而上学发展观。否认事物的发展运动，实质上是否认了事物的发展。[60]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中，对陈旧的循环论的否定十分明显，即只有处于挑战—应战—新挑战—新应战……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之中，文明才能生长。

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方法是整体观念的衍生物，它是整体观念的具体运用方式。“形态学研究的方法必然是比较。形态学家必须对他所能收集的大量样本有一个宏观的眼光”。[61]比较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是随处可见。在论述“文明的解体”部分中的“外部无产者”时，汤因比比较了下述众多的例证：皈依者的疏远、一个希腊的例证、米诺斯的外部无产者、叙利亚的外部无产者、苏美尔的外部无产者、埃及的外部无产者、中国的外部无产者、印度的外部无产者、新世界的证据、欧亚大草原的证据、东正教主体世界的外部无产者、印度教的外部无产者、远东社会的外部无产者、伊朗的外部无产者、俄罗斯的外部无产者、西方世界的遗迹和雏形。[62]然而，在论述“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碰撞”时，虽然仍然运用比较方法，但现代西方的历史却占用了大量的篇幅，这部分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现代西方与俄罗斯、现代西方与东正教主体世界、现代西方与印度教世界、现代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现代西方与犹太人、现代西方与远东和美洲本土文明等。[63]相似性是汤因比进行比较诸文明的“钥匙”。汤因比强调：“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必须关注相似性，例如，对比了在阿姆河—锡尔河盆地与叙利亚之间的功能，就会进而将其与高卢以及现代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64]对于汤因比的比较方法，有学者认为诸文明是不同的和不可比较的。“‘文明的统一’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历史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沿着一条直线的连续运动。乍一看，汤因比的‘挑战与回应’似乎是一个完全新颖的学说，但最终其运作似乎还要依赖于传统的历史人物——即‘伟人’的行动”。[65]无论如何，汤因比广泛地运用比较方法的客观功效还是强化了其历史观的循环论特征。

汤因比的历史观的另一个特征是终极论。终极论也称末世论，是关于末日之事的教义。主要见于犹太教与基督教，讲历史的终结，死人复活，最后审判等……历史末世论又可以分为弥赛亚论、千禧年论和启示论三种。[66]基督教对汤因比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即使在论述国际事务时，他也特别愿意使用诸如‘普世教会’这样的概念。[67] “通过将宗教视为文明的核心，汤因比建构了一个‘挑战与应战’的达尔文式的世界”。[68]在汤因比的著作中，宗教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当汤因比讨论了“历史上的法律和自由”、“科学的真理和宗教的真理”这样的问题时，“他很少触及这类问题的根本点。他宁愿绕过或规避这些点并提供给我们主要的含糊笼统的和不明确的结论，并且通常只是引用《旧约》和《新约》的词句来证明自己的观点”。[69]在解释汤因比的神学观点和最终结论时，有学者指出，认识到下述三点异常重要：“首先，他的活力论(又称生机论或生命力论，是指关于生命本质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它主张有某种特殊的非物质的因素支配生物体的活动)，即所有的事情都在改变，包括模式和规则也在变化；其次，汤因比的极端二元性，即一种非常尖锐的自然与精神的区别；再次，存在着汤因比的仁慈的普世主义。”[70]汤因比的这种终极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刘易斯指出：“汤因比教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角色是新的天启的先驱者，如果不是传教士的话，他对历史的研究也相应地包含了许多冥想、祈祷以及预言。”[71]也有学者认为，“汤因比的梦想是人类在上帝之爱中获得统一。更确切地说，他的梦想是参与到爱的愿景之中，并看到它变成现实。在‘文明’的框架里，他伪装‘研究’整个历史进程中共有的生活现象。在现实中，他是一个试图通过天启以及告诫和谴责来揭示所有思想和意义的预言家，以期促成辉煌的和神圣的功德圆满”。[72]问题的关键是，汤因比笔下的“上帝”究竟为何物呢？对此，他解释道：“当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我力图透过人类的各种现象，深入到隐藏在现象后面的事物之中。我用上帝这个字眼试着称呼那些我所怀疑的隐藏在各种现象后面的东西，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别的表达方式。”[73]汤因比的这种解释或许不足以令人满意，但至少说明他在努力第寻找人类各种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彰显了他对人类未来的终极关怀。

应该如何理解汤因比的这种终极论呢？一种相对公允的态度是，应该对汤因比的这种历史观抱有“理解之同情”。一方面，汤因比无法摆脱其西方古典教育和宗教背景，“汤因比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展现的先验神学，只是一种私人的信仰，并不是历史社会学。他论述最清晰的文明案例是希腊社会，其他文明都或多或少地被安装到来自希腊实例的强求一致的框架。某些少数的例子完全是在纯粹经验主义推论的基础上使用的”。[74]另一方面，汤因比漫长的学术生涯和宏富的学术构想使其难以完全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作为历史的哲学，它不可避免地存在争议……它的主要缺陷不在于处理事实材料时偶尔出现的粗心大意。错误和误解不是这类历史哲学著作最严重的缺陷……汤因比是人却试图完成一个超人的任务，我认为，以这种观点来看待汤因比的缺点不仅是出于礼貌而且是公正的”。[75]故而，对汤因比这种终极论的历史观既不应该谄媚吹捧，也不应该口诛笔伐。诚如布莱特·鲍登所言：“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文明的兴衰史，包括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但它不是一个具有魔力的水晶球。”[76]

汤因比的历史观兼具循环论和终极论的特征，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观同时也具有超越性的特质。早在1960年代，肯尼思·E.伯克就曾相当精确地捕捉到汤因比历史观的大致轮廓，“汤因比的成就在于他书写的‘普世史’具有宏大特征，因为他已经成功地调和了三个主要西方思想：‘循环论’、‘天命观’、‘进步理念’”。[77]至少从表面看来，这种兼具循环论和终极论的历史观呈现出了明显的矛盾性。然而，汤因比从以下三方面尽力地化解这种矛盾性，从而使其历史观具有了超越性的特质。首先，汤因比信奉的“变化”的历史哲学拒绝了决定论。“历史就是变化无常的事物……变形恰恰是历史的本质，因为历史的本质正在不断地增添自身”。[78]其次，汤因比的反省精神承认其自身的局限性。“我完全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我的历史观被染上了我个人生活经验的色彩。它一直受到我本人毕生的公共事务中所发生的各种好事和坏事的经验的刺激，而我则无法摆脱它”。[79]第三，汤因比的悲悯之心验证了其历史研究的真诚。对于人类的冷血和暴行，他忧心忡忡地慨叹道：“我们的文明被证明是肤浅的。”[80]质言之，汤因比兼具循环论和终极论特征的历史观既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又是其超越了特定时代精神的学术馈赠。

[1]Cornelia Navari, “ArnoldToynbee (1889－1975):Prophecy and Civiliz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Studies, Vol.26, No.2 (Apr., 2000), p．289.

[2]Krishan Kumar, “The Returnof Civilization—and ofArnold Toynbe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56, No.4(Oct.，2014), p．815.

[3]GordonMartel, “The Origins of WorldHistory: Arnold Toynbee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50, No.3(2004), p．343.

[4]Robert W．Cox, “Civilizations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in Mehdi Mozaffari, ed., Globalizationand Civilizations,NewYork: Routledge, 2002, p．14.

[5]WilliamH．McNeill,“HistoryandtheScientificWorldview，”HistoryandTheory, Vol.37, No.1(Feb., 1998), p．13.

[6]本文运用的主要文献包括三部分，一是汤因比本人的著述，二是对汤因比的著述(主要是《历史研究》)进行评述的书评，三是以汤因比及其思想为论题的文献。在某种意义上，汤因比的历史观是前两种文献互动和相互“滋养”的产物。

[7]HarryElmer Barnes, “Review:A Study of History.by Arnold J．Toynbee，”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Vol.12, No.4 (Aug., 1947), p．485.

[8]G．A.Birks, “ToynbeeandHisCritics，”Philosophy,Vol.25, No.95 (Oct., 1950), p．337.

[9]ArnoldToynbee, AStudyofHistory,(Vol.Ⅻ),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577.

[10] [英]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11]ArnoldJ．Toynbee, “IsThereaWesternTradition? ，”WorldAffairs, Vol.111,No.3 (Fall, 1948), pp.151－152.

[12]GeorgeFrost Kennan, “TheHistoryofArnoldToynbee，”TheNewYorkReviewofBooks, Vol.36, No.9 (1989),p．22.

[13]ArnoldToynbee, ChangeandHabit: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 Ltd., 1992,p．3.

[14]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37页。

[15] [美]肯尼思·W.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

[16]IanHall, “‘TimeofTroubles’：Arnold J．Toynbee's twentieth century，”InternationalAffairs, Vol.90,No.1 (2014), p．23.

[17]MartinWight, “ArnoldToynbee: An Appreciation，”InternationalAffairs, Vol.52,No.1 (Jan., 1976), p．10.

[18]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2页。

[19]参见Felix Oppenheim, “ReviewofCivilizationonTrialbyArnoldJ．Toynbe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Vol.42, No.4 (1948), pp.814－815.

[20]DavidStevenson, “LearningfromthePast: the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InternationalAffairs, Vol.90,No.1 (Jan., 2014), p．10.然而，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汤因比“在1970年代及以后岁月里又重新赢得了巨大的声誉”。William McNeill, “ToynbeeRevisited，”Bulletinofthe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 Vol.41,No.7 (Apr., 1988), p．13.

[21]参见Ian Hall, “‘TheToynbeeConvector’：The Rise and Fall of Arnold J．Toynbee's Anti－Imperial Mission to the West，”TheEuropeanLegacy,Vol.17, No.4 (2012), pp.455－469.

[22]E．H.Carr, “ReviewofToynbee, SurveyofInternationalAffairs, 1935，”InternationalAffairs, Vol.16,No.2 (1937), p．28.

[23]FrancisNeilson, “ArnoldToynbee's‘StudyofHistory’，”AmericanJournalofEconomicsandSociology, Vol.4,Supplement (Apr., 1955), p．77.

[24]MaxSavelle, “ThePhilosophyoftheGeneral: Toynbee versus the Naturalists，”PacificHistoricalReview, Vol.25, No.1 (Feb., 1956), p．67.

[25][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城、郭小凌译：《历史研究》，序言，第3页。

[26]EdwardFiess, “ToynbeeasPoet，”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 Vol.16, No.2 (Apr.,1955),p．275.

[27]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城、郭小凌译：《历史研究》，第19－20页。

[28]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第13页。

[2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与布罗代尔的观点相左的是，汤因比的传记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认为没有必要在“文明”的概念界定上纠缠不清，“如果一个人坚持名词的精确定义，论述就立刻会变成认识论的辩论，似乎永远不能从迷宫中出来”。[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孙岳等译：《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30]Pitirim A．Sorokin, “Toynbee's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M．F.Ashley Montagu, Toynbee and History: Critical Essays and Reviews, Boston:Porter Sargent, 1956, pp.179－180.

[31]ArnoldToynbee, “Review: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s，”HistoryandTheory, Vol.10, No.2 (1971),p．251.

[32]C．T.McIntire and Marvin Perry, “Toynbee'sAchievement，”inC．T.MclntireandM．Perryeds., Toynbee: Reappraisal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1989, p．29.

[33]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城、郭小凌译：《历史研究》，第52－53页。

[34]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城、郭小凌译：《历史研究》，序言，第1页。

[35]ArnoldToynbee, “AnnexIII:The Ambiguity of Gentleness，”inAStudyofHistory,(Vol.Ⅳ),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588.

[36]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9页。

[37]O．H.K.Spate, “ToynbeeandHuntington: A Study in Determinism，”TheGeographicalJournal,Vol.118, No.4 (Dec., 1952), p．406.

[38]ArnoldToynbee, TheWesternQuestioninGreeceandTurkey: A Study in theContactof Civilisations,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22,p．2.

[39]RobertIrwin, “ToynbeeandIbnKhaldun，”MiddleEasternStudies, Vol.33,No.3 (Jul., 1997), p．463.

[40]BevisHillier, “Review:Arnold J．Toynbee: A life，”TheSpectator, Jul.15 (1989), p．25.

[41]ArnoldToynbee, “AStudyofHistory: What I am Trying to Do，”InternationalAffairs, Vol.31,No.1 (Jan., 1955), p．3.

[42]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晏可佳、张龙华译：《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43]EdwardWhiting Fox, “TheDivineDilemmaofArnoldJ．Toynbee，”The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Vol.39, No.1(Winter1963), p．104.

[44]ArnoldToynbee, “TheTeachingofHistoryinaShrinkingWorld，”TheSpectator, (Sep.17, 1954),p．329.

[45]JohnWilliam Blyth, “ToynbeeandtheCategoriesofInterpretation，”ThePhilosophicalReview, Vol.58, No.4 (Jul., 1949), p．361.

[46]ArnoldToynbee, “AStudyofHistory: What I am Trying to Do，”InternationalAffairs, Vol.31,No.1 (Jan., 1955), p．1.

[47]WilliamH．McNeill, ArnoldJ．Toynbee: A Life,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86.

[48]Arnold Toynbee, “Narrative History: The Narrator's Problems，” Clio, No.4 (Jun.1，1975), p．316.

[49]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142页。

[50]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第48页。

[51]MaxSavelle, “ThePhilosophyoftheGeneral: Toynbee versus the Naturalists，”PacificHistoricalReview, Vol.25, No.1 (Feb., 1956), pp.63－64.

[52]PieterGeyl, “Toynbee'sSystemofCivilizations，”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 Vol.9, No.1 (Jan.,1948), p．98.

[53]FrederickJ．Teggart, “Review:A Study of History，”PacificAffairs, Vol.8,No.4 (Dec., 1935), p．523.

[54]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第17页。

[55]ChristopherBrewin and Arnold Toynbee, “ResearchinaGlobalContext: A Discussion of Toynbee's Legacy，”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18, No.2 (Apr., 1992), p．115.

[56]ArnoldToynbee, AStudyofHistory,(VolumeⅡ),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27.

[57]参见M.Lang, “GlobalizationandGlobalHistoryinToynbee，”JournalofWorldHistory,Vol.22, No.4 (2011), pp.747－783.

[58]CharlesA．Beard, “Review:A Study of History by Arnold J．Toynbee，”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 Vol.45, No.3 (Apr., 1940)：593.

[59] [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2页。

[60]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0页。

[61]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第430页。

[62]参见Arnold Toynbee, AStudyofHistory, (Volume Ⅴ),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194－337.在D.C.萨默维尔的节录本中只用了“外部无产者”和“西方世界的外部无产者”两小节来论述，与10卷本的内容相差甚巨。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第403－418页。

[63]参见Arnold Toynbee, AStudyofHistory, (Volume Ⅷ),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126－337.

[64]ArnoldJ．Toynbee, “NotesontheHistoryoftheOxus－Jaxartes Basin，”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Studies,Vol.3, No.2 (1924), p．241.

[65]D．G.Creighton, “Review:A Study of History by Arnold J．Toynbee，”The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2,No.2 (May, 1936), p．223.

[66]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67]参见Arnold J．Toynbee, “TheTrendofInternationalAffairsSincetheWar，”InternationalAffairs, Vol.10,No.6 (Nov., 1931), pp.803－826.

[68]RaymondGrew, “Review:World Historians and Their Goals: Twentieth－Century Answers to Modernism，”HistoryandTheory, Vol.34, No.4 (Dec.,1995), p．376.

[69]PitirimA．Sorokin, “Review:A Study of History.Vols.VII－X by Arnold J．Toynbee，”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 Vol.299, (May, 1955),p．146.

[70]M．A.Fitzsimons, “Toynbee'sSumma: Dimensions and Problems，”TheReviewofPolitics, Vol.19, No.4 (Oct.,1957), p．552.

[71]B．Lewis, “Review:A Study of History.Vols.VII－X by Arnold J．Toynbee，”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 UniversityofLondon, Vol.19, No.3 (1957),p．591.

[72]PieterGeyl, “ToynbeetheProphet，”JournaloftheHistory of Ideas, Vol.16,No.2 (Apr., 1955), p．261.

[73] [英]阿诺德·汤因比、G.R.厄本著，王少如、沈晓红译：《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4页。

[74]RobertK．Merton, “Review:A Study of History by Arnold J．Toynbe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47, No.2 (Sep.,1941), p．213.

[75]R．Richard Wohl, “Review:A Study of History.by Arnold J．Toynbee，”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 Vol.7,No.2 (Nov., 1947), p．228.

[76]BrettBowden, “TheThinIceofCivilization，”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36,No.2 (May，2011), p．125.

[77]KennethE．Bock, “Review: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XII:Reconsiderations by Arnold J．Toynbee，”HistoryandTheory, Vol.2, No.3 (1963),p．307.

[78]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序言，第3页。

[79] 阿诺德·汤因比、G.R.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第20页。

[80]ArnoldToynbee,“HumanSavageryCracksThinVeneer，”LosAngelesTimes, September6,1970.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