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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宏杰

一

前面我们讲了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频繁的改朝换代，频繁的治乱循环，频繁的农民起义。

如果政治动荡只局限于政治家之间的争斗和残杀，其实无论多乱也没什么了不起。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频繁动荡还导致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那就是人口数量的大起大落。

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的人口密度一直是比较大的。因为中国中原王朝均建立在稳定的农耕生活方式之上，加之祖先崇拜和多子多福观念，中国历史上人口密度大部分时间是高于西欧的。

然而中国史书上记载的人口数字又经常减少，而且是非常剧烈地减少。如果只读“二十四史”，读那些人口数字的变化，你肯定会被吓得睡不着觉。

《汉书》说，“汉极盛矣，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有整有零，非常精确。也就是说，汉代的人口高峰是近6000万人。

然而到了三国时期，人口变成了多少呢？唐代杜佑写《通典》的时候，综合《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释，以及晋代《帝王世纪》的数字，也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人口数字：“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只有人口极盛时的1/8。从字面上来理解，7/8的人口消失了。

隋朝的人口高峰，正史记载是4600多万，经过威武雄壮的“隋唐演义”，正史记载，唐代建立时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隋代的1/5。

到了开元盛世，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正史数字是4844万，然而安史之乱一来，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可见，人口动不动就被消灭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接近90%。这实在太吓人了。

当然，我们要看到，正史记载的数字，往往是官方掌握的户籍资料反映出的数字，并不完全准确。第一，这些数字大部分体现的是中原汉族地区的人口变化，而忽略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情况。第二，动乱时期，很多流亡人口往往没有体现在官方户籍之中。

所以近年以来，学术界对正史数字进行了很多修正，其中公认学术水平很高的是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这部人口史的统计分析全面而深入。比如讲到三国时期人口，葛剑雄先生论证说，这一阶段的户口漏计和隐匿相当普遍：世家豪族荫附了很多户口，同时屯田生产者不列入郡县编户，再加上没有统计的少数民族人口，东汉三国间的人口谷底应该是2300万左右，而不是767万。

不过，即使按修正后的人口数字，其变化幅度仍然是很惊人的。东汉从人口高峰6000万，降到2300万，也已经减少了60%。

我们在这一章，不妨就参照这部多卷本的《中国人口史》，梳理一下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脉络。

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降为1500万~1800万，损失率为一半多。

西汉末的公元2年，中国人口达到6000万，成为人口史的高峰之一。然而王莽之乱和东汉初的战争让人口又降到3000多万。东汉后期（永寿三年，157年），再一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人口损失达到60%，至2300万。

魏晋南北朝，人口多次出现起落，北方地区在十六国期间，人口最低点只有500多万，只及原来的1/4，损失了3/4。

隋大业五年（609年），人口恢复到6000万。隋唐易代战争让人口再次损失超过一半，唐初中国人口只有2500万。

唐代在安史之乱前的755年，人口增长到8000万左右，达到新高峰。安史之乱使全国的户口数从891万户锐减到大历中期（770年左右）的130万户。人口损失当然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幅度也非常巨大。

南宋和金的经济恢复使13世纪初全国人口（也就是宋、金、西夏、大理等）加到一起超过了1.4亿，成为中国人口史上第三个高峰。但是宋元易代，使得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只有1000万。1290年，全国人口降为7500万。

明初人口不到6000万，17世纪突破2亿。明清易代损失40%，清初时为1.2亿，康熙时恢复至2亿，乾隆时3亿，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创造了4.3亿的新高峰，之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后又损失了1亿。

读了这些数字，你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会有所谓“离乱人不如太平犬”的说法，明白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及中国人为什么盼望和平统一。

确实，中国历史上战乱之中的悲惨场景，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目睹三国动乱浩劫的仲长统说：“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那些著名的大城市都成了空城没人居住，走上100里地不见人烟的情况，在各地非常普遍。袁谭为青州刺史时，“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很多县人口只剩原来的百分之几。曹丕称帝时，“人众之损，万有一存”，一万个人只活下来一个。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曹操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却并非夸张，而是写实。

在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个省是四川省。南宋时期，四川经济非常繁荣，户数为259万户。宋元之际的战争中，“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元朝建立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户数不过9万余户。这还不是最惨的，其后更有名的是明清易代时的“张献忠屠蜀”。“张献忠屠蜀”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事实上导致当时四川人口大量损失的，除了张献忠的军队外，还有其他军队以及饥荒、瘟疫、虎灾等多重因素。具体人口损失情况，《中国人口史》认为是从崇祯三年（1630年）的735万，降到清初的50万，也就是说，超过90%的人都死亡了。当然，人口损失不可能是均匀的，所以部分地区的人已经基本死绝了。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在答孙可望信中说，他所见的四川，已经不是人间景象，而似乎是在阴间：自从进入四川，只见遍地是荆棘塞道，万里人烟断绝。荒野之中，只有野兽成群，不见人类踪迹。偶尔见到一两个幸存下来的人类，又都是五官残缺，割耳截鼻，缺手断脚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让人感觉不是行走在人间。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委派的四川巡抚张德地抵达四川之后向皇帝汇报说，对四川很多地区来说，他只是个空头巡抚，因为事实上已经没人需要他来管理：“四川有土无民。”

二

那么，封建制下人口变化情况如何呢？

虽然三代时期人口数据很少，但大多数人口史学家都推测，三代时期，也就是夏商周时期，包括充满战乱的春秋战国，也没有这样剧烈的大起大落现象。从西周、春秋到战国，人口变化的趋势是持续增长的。

如果说中国三代的人口数据不详细，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欧洲。欧洲封建制下小国林立，相互之间的战争打了1000多年，人口有没有这样的大起大落呢？

也没有。

我们来看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a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这本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中，有一份2000年间西欧人口变化的统计数字。

公元元年，西欧人口2470万。200年，2760万。400年，2290万。600年，1860万。800年，2040万。1000年，2541万。1200年，4088万。1300年，5835万。1400年，4150万。1500年，5726万。1600年，7377万。1700年，8146万。1820年，13288万。1998年，38839万。

我们把这个数字做成图表如下。

欧洲人口变化图（公元元年~1700年）

麦迪森在分析西欧的人口变化时认为，造成人口损失的因素是灾荒和传染病，他并没有提到战争。从这张图表上可以看出，西欧人口下降出现在两个时段：第一次是200年~600年，第二次是1300年~1400年。为什么出现在这两个时段呢？第一个时段的人口下降是罗马帝国的衰败导致的，第二个时段则是黑死病导致的，此后人口变化又开始呈现为上行曲线。

薛涌说：

欧洲公元二〇〇年前的人口发展，是罗马帝国前两百年最繁荣时期的写照。自此之后，人口不断下降，反映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这种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公元六〇〇年，其间并没有因为日耳曼人的入侵和西罗马的灭亡而出现大的波动，说明“野蛮人”的入侵并没有加速人口的衰减。从公元六〇〇年开始，人口呈加速度的反弹，到一〇〇〇年时几乎接近了罗马帝国鼎盛期，一二〇〇年则远远超出罗马帝国的鼎盛期。到一三〇〇年，西欧人口竟比罗马帝国的高峰时期人口还要高出一倍多。一四〇〇年人口的下降，则体现了十四世纪中期黑死病所造成的祸害。这时正好也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

也就是说，欧洲历史上的两次大的人口下降，主要都不是因为战乱。我们把这个数字和中国人口数字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下面这张图。

虽然麦迪森认为，这2000年中，欧洲人口变化的步伐很不均匀，然而如果和中国一比，西欧人口的变化曲线就显得过于平滑了。

秦晖先生总结说：

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

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战争和动荡，给民众造成沉重的负担和不断的痛苦。高层政治也一样充满阴谋、血腥和野蛮。那么，为什么欧洲历史上的人口损失不如中国剧烈呢？因为在封建制下，天下并非一统，战争通常局限于局部，不会造成全面的破坏。

郡县制下，在承平时代，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显然要比封建制下好得多，这是郡县制的优势。因此，中国的人口密度通常大于欧洲，人口曲线也通常位于欧洲人口曲线的上方。但是一旦政治秩序崩溃，带来的破坏是全面而剧烈的。

正如中国宋代学者罗泌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时说的：“建封之时，一人纵以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得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祸。”封建制下，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失德，只能影响天下的一小部分。郡县制下，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错误，需要全体臣民共同承担，因为你想躲都没地方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