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马克·桑顿

 译  者：朱海就 屠禹潇 童娟

 来  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本文为《预见危机》一书的序言，稍有改动。《预见危机》，中信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是人类面临的重要挑战。要应对或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必须首先认识经济危机的根源。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货币现象，是信用媒介代替健全货币之后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结果。

奥派经济学认为货币不是数字概念，而是制度或法律概念，应该符合其自带的先验法则。货币是在没有干预和强制的情况下，市场自发产生的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力也是由市场所决定的。这意味着货币不应该被人为操控，用来实现某个整体目标，或者说，任何人为地操控货币的做法都是“违法”的。而经济危机的出现，正是“货币被中央银行操控”这种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当经济体被注入大量人为创造出来的货币之后，企业家的行动被扭曲，而经济危机就是市场受人为创造的货币的冲击而导致的协调失灵。

人为创造大量货币，压低了市场利率，误导了企业家投资，扭曲了生产结构。大量资金流动到那些花很久的时间才会得到回报的项目，而这些项目事后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因为并没有真实的需求，事后证明企业家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完成它，或在完成的过程中，原料价格就已经上涨，使得这些项目被证明为无效的投资，这时企业家不得不放弃这些项目，这种状况的出现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危机。

奥派经济学认为利率是消费者跨期偏好的体现，起着调节消费、储蓄与投资的作用，其中投资可以视为满足未来的消费。正常情况下，市场利率应该与个体的时间偏好决定的利率一致。但是，如在市场中大量注入货币，市场利率会被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这会导致储蓄的减少，投资的增加，而这些人为增加的投资并不符合消费者的真实偏好，这导致跨期调节失灵。在出现大量投资时，表现为经济的繁荣，而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投资被证伪时，就表现为衰退。如又经过一段时间，这些错误的投资被得到清算，经济又开始复苏。经济周期正是这样一个“跨期”的“时间现象”。

人为创造的货币对生产结构的扭曲，还在于“坎迪隆效应”。注入经济体中的货币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总是有人先得到货币，有人后得到货币。而货币的获得与否，以及获得的多少必然会改变个体的投资与消费行为。这意味在货币注入的那一刻，即便企业家都还没有开始进行生产，经济结构就已经扭曲了。

所以，在奥派经济学看来，经济周期是一个与“生产结构”和“时间”相关的现象，这不同于其他学派对周期的解释，如熊彼特把经济周期视为技术变革产生的现象，也有人把经济周期视为一种心理现象，如席勒著名的“非理性繁荣”的观点。

奥派经济学认为用于投资的资金只能来自真实的储蓄，而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信贷资金。因为真实的储蓄才能代表节约下来的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本，而信贷资金背后是没有实物支撑的。当企业家被压低的利率所诱惑去扩大投资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事实上缺乏真实的实物资本供他们去完成投资，或他们为获得这些实物资本所要付出的代价将超出预期的利润，这会迫使他们放弃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投资。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危机的出现不是因为市场自身存在缺陷，而是人为干预市场产生的。准确地说，是因为人为创造的货币，扭曲了价格与利率信号，导致企业家做出正常的价格和利率水平下不会做出的错误判断，使得企业家对资源的配置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之间产生系统性的偏差。从中可以看出，与主流的周期理论侧重总量分析不同，在奥派经济学的周期理论中包含了“个体行动”的思想，也就是企业家的“经济计算”，这体现了方法论个体主义。价格与利率是企业家经济计算必不可少的信号，企业家依据这些信号“想象”利润机会，如这些信号因为干预而被扭曲，那么企业家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亏损，也就是资源错配的普遍发生。经济危机就是资源错配的体现与结果。

政府干预市场的形式非常多，在货币银行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政府利用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为部分准备金的商业银行提供后盾，使其即便是随意创造信用媒介也免于破产之忧。正如人们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看到的那样，那些缺乏良好信用的次级债券之所以有投资者敢于去购买，正是因为这些债券有政府背书。这样，在政府担保的作用下，融资杠杆被放大，加剧了信用的扩张，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与随后出现的经济危机。

政府之所以要操控货币银行体系，是因为政府和银行部门可以相互利用。一方面，借助于金融部门融资是政府实现其宏观目标的一种便捷手段。这种金融体系制造的信用扩张，可以产生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的假象，至少在短期内如此，而政府关心的也是短期目标。实现这样的短期目标有助于于政府赢得选民的认可。还有，政府养活一个庞大的机构需要大量资金，如以加税的方式获取资金，势必会引起民众的反抗，相比之下，通过银行体系，借助负债的方式获得资金要容易得多，也隐蔽得多，但事实上没有人对这种负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对银行来说，有政府背书之后，就可以在超出偿付能力的情况下进行信用扩张，而不必担心会破产，遭受损失。这样，和市场中其他部门相比，银行相当于拥有“特权”的部门，普遍被采用的商法及优胜劣汰的法则对它不适用。

政府操控下的货币与银行体系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公正。政府和金融部门最先，也最容易从这个体系获得资金，因此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普通的大众，尤其是收入相对固定的人士，如拿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财富不知不觉地从后者手中转移到前者手中，哈耶克弟子，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称之为“五鬼搬家”，或者说，这是一种隐性盗窃。

不仅如此，由于政府很容易从这一货币金融体系获得资金，这些“容易的钱”会被大量地用来资助低效率的部门，或根本没有存在必要的部门，这导致这些低效率部门得以长久维持，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政府控制下的货币与银行体系就像一根虹吸管，从创造财富的部门中汲取财富，去豢养一个不创造财富的部门。长期以往，创造财富的部门会萎缩，而不创造财富的部门却得到扩张，这导致整个社会的人均财富越来越少。

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因为通行的货币与银行规则背离了自然正义的规则，这种人为的规则“冲击”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导致市场协调的失败（实证主义者往往看不见这种协调的失败）。我们可以说，经济危机其实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危机，其解决之道是回到自然正义的规则中去。

但遗憾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取的是相反的解决之道。这种学说不是从规则入手，而是从总量入手。它把市场视为宏观调控的对象，追求的是总量或整体上的最优。比如，经济繁荣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采取紧缩政策冷却一下，相反，当经济衰退时，采取扩张性政策刺激一下，也就是所谓的“相机抉择”。我们说，总体目标的实现不等于个体幸福的增进，这完全是两回事。只有当市场得到有效协调，分工合作得以展开时，才意味着个体幸福的增进，而这样的协调性取决于调节个体行动的“规则”，包括价格与利率，当然还有私有财产权。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回避了这一根本性的规则问题。对规则的回避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瓦尔拉斯均衡方法为基础有关，这一方法假设完美的规则已经存在，剩下的就是一个通过数量调控来实现最优的问题，这种调控其实就是干预。所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用一种干预去纠正另一种干预，这种干预不能消除经济危机，相反会使危机累积，因为导致失调的原因，即偏离自然正义的规则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被强化。

货币和银行制度都应该回归自然正义的规则。哈耶克提出“货币的非国家”，米塞斯更倾向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关于货币与银行制度，奥派经济学家基本上都主张取消央行，以及取消商业银行豁免兑现的特权，使货币和银行业务与国家脱钩。但在具体的货币与银行制度上，奥派内部有分歧，有的奥派经济学家认为可以接受部分准备金的自由竞争的银行体系，但另外一些奥派经济学家则对银行业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德索托教授，他和本书的作者一样提倡百分之百准备金的银行制度，德索托教授认为部分准备金的自由银行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银行的形成、壮大和巩固趋势的出现。

经济危机是这种扭曲的货币与银行体系产生的一个“后果”。一个社会如想保持持续的繁荣，就必须对这种扭曲的体系进行改革。大众应该有智慧去认识自然正义的法则，并有勇敢去纠正有悖于这一法则的人为规则，即便暂时性地要经历阵痛，如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相反，如不能正视这一问题，而是回避它，甚至假装没有看见，或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性或管制性政策来实现宏观目标，那么这个社会的活力将日渐丧失，大众的生活水平会普遍下降。这种一个社会陷入全面的停滞甚至倒退状态，是比通常说的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危机。

我们说，“市场化改革”其实就是不断回到自然正义的规则，也就是从“扭曲”回到“正常”。《预见危机》一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改革前景，该书对货币与银行制度如何回归正常状态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为了避免经济危机或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滞或倒退，市场化改革应该尽早在各个领域推进。

（本文为《预见危机》一书的序言，稍有改动。马克·桑顿著：《预见危机》，朱海就 屠禹潇 童娟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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