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女兵在“阿克萨洪水”行动中丧生和被俘，当时她们正在加沙地带军事地点的控制室服役，这突显了她们被分配的任务及其在以色列军队总规模中的占比。

以色列被认为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女性强制服兵役的国家之一，以推行“人民军队”理论，旨在招募尽可能多的以色列人以扩大军队规模，尤其是在预备役部队内部，这足以弥补与邻国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数量相比有限的人口规模。

以色列研究员阿耶莱特·沙莱夫（Ayelet Shalev）表示，以色列女兵的核心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在英国军队服役的犹太女性，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她们在以色列陆军妇女军团工作。

当时占领国领导人对于要求妇女接受义务兵役的问题存在意见分歧，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对此作出了解决：“我们人少，敌人多，一旦发生战争，人们就会去与敌人作战。如果在家保护孩子的妇女不会使用武器，一旦遭到敌人袭击，她们的下场会怎样？”然而，由于宗教和政治原因，阿拉伯妇女和宗教“正统”犹太人被排除在征兵之外。

从那时起至今，女性约占以色列军队的三分之一，而自1948年以来在军事行动中阵亡的女士兵和军官人数已达约600人。

以色列军队年满18岁就实行义务兵役，但女性的服役期限比男性短，女性义务兵役期最短为2年，最长可达7年，男性则至少服兵役2年半。

在预备役部队服役需要每年征兵21至45天，直至44岁。

如果妇女结婚，她就没有义务服义务兵役，但她可以自愿继续参军，以优先考虑妇女的家庭责任作为社会稳定的支柱。

但一些女性有时会利用正式婚姻或学习《托拉》作为逃避义务兵役的一种方式，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也是工作和存钱的障碍。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的头几十年里，以色列女兵的服务重点是非战斗任务，如护理、教学、社会服务和行政工作，如秘书工作和操作电话和通讯设备。

1994年，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当时一位名叫爱丽丝·米勒的南非移民对军方因她是女性而拒绝她参加空军飞行学校入学筛选考试提出上诉。最高法院裁定，在参加航空学校考试方面对男女进行性别歧视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米勒本人后来没有通过考试，但法院的判决为女性进入空军学校打开了大门，第一批女性于1998年毕业。随后，2000年，对征兵法进行了修订，允许妇女在军队的所有兵种服役，包括海军舰艇、炮兵部队、空降医疗后送部队以及边防部队。

“卡拉卡尔”营是一支混合步兵部队，由70%女性组成，负责在埃及边境巡逻。随后，2011 年，埃胡德·巴拉克在就任国防部长期间，同意将奥娜·巴尔比瓦伊（Orna Barbivai）军官晋升为少将，担任以色列军队人力局局长。她成为占领军中第一位达到如此高军衔的女性。

根据以色列研究员阿耶莱特·沙莱夫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女性士兵在战斗岗位上的比例从2015年的3%增加到2019年的8%。以色列军队还于2020年宣布，其92%的军队已可供女性服役。

但在拉比和宗教领袖的领导下，出现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在某些部队（例如装甲车）中，男女服役不允许遵守犹太谦逊规则，这些规则基于性别隔离，就像学校教育和祈祷中的情况一样。

宗教指令不允许男性和女性在一辆坦克中一起服役，也不允许女性在精英部队中担任教练，鉴于兵役与社会和宗教规范之间的联系，这一争议仍然存在，这要求决策者考虑宗教派别以及以色列社会的世俗成分。

随着过去二十年武器技术的革命和需要地面控制室操作的无人机的出现，以及配备先进监视设备的加沙地带周围隔离墙的落成，新的兵役领域已经出现，这些领域更多地依赖于战斗保障任务中的专注力和心理技能，而不是战场本身所需的体力，这更适合女兵的工作。

战术作战室中的以色列女兵数量有所增加，这些作战室是协调军事活动的指挥中心，特别是靠近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战场。

以色列研究员阿耶莱特·沙莱夫于2021年进行了一项实地研究，她通过与在加沙附近作战室服役的40名以色列女兵的直接会面来了解她们的经历。

女兵证实，她们对以色列军队起到了眼睛和耳朵的作用，因为她们通过监视技术比真实战场上的士兵更能看到战场。与此同时，她们的作用包括收集情报信息、引导无人机飞向目标、在战斗任务中指导士兵以及跟踪伤员的转移，这要求他们保持警觉、专注、在压力下工作，并承受因观看屏幕上士兵被杀而产生的心理创伤。

但靠近加沙地带边境的战术作战室发生的最危险的事情是，其中许多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发生的早晨落入了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成员的手中，导致数十名女兵被杀和俘虏，她们不知道自己会在军事地点门口发生面对面的冲突。

这可能会促使她们重新考虑在紧张地区附近服役，从而为宗教运动对男女参军的保留态度增添了新的障碍，其中包括有时会导致强奸的骚扰事件，每年骚扰案件数量超过1500起。

除此之外，她们的战斗能力也受到质疑，这促使前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在2021年宣布，拒绝在著名的戈拉尼旅内组建女兵连，该旅执行进攻性任务，要求较高的身体素质。

由于营救女囚犯失败，加沙地带郊区的女兵沦为战俘交换问题中的一张敏感名片，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一场悲剧，其中许多人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狂轰滥炸中丧生。这是占领军妇女义务兵役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