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指战国时期秦国秦孝公支持商鞅进行的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先后两次改革，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持续18年。[1]

商鞅变法的直接目的是富国强兵，根本目的是建立地主阶级专政，发展封建经济。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重农抑商，统一度量衡；军事上，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严禁私斗）；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制，普遍推行县制；司法上，实行什伍、连坐制度，制定秦律、轻罪重罚；文化习俗上，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推行“分异”令（禁止父子兄弟共居）。[1]

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富兵强，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商鞅变法的积极性包括：经济上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为秦国农业生产带来生机；政治上打破贵族世袭制，使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健全，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军事上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秦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其局限性包括：轻视教化，严刑峻法，易造成暴政；加重剥削与压迫，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改革不完全彻底；压制工商业，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导致民主意识的弱化；文化高压政策，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发展。[1]

商鞅变法的启示有：改革具有必要性、多样性、复杂曲折性、进步性和局限性；改革必须坚持不懈，有牺牲精神；改革应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要制订法律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要讲究策略的灵活性，以减少改革的阻力；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有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改革伟业与个人努力有关，但是与个人命运并无必然联系。[1]

商鞅变法后商鞅被车裂的原因是其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政治支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