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风县志》、《扶风地名志》载：茂陵山从古已有，为马援、马超故居，历代曾在此设过“成欢里”、“茂陵里”、“茂陵乡”。这就是马援、马超故里存在争议之处。看了冯先生的文章，翻阅了大量史籍后对先生的观点存有一些疑虑。

先生列举了六条以证明马援、马超故里在扶风县（现今杨陵区五泉乡）

其一，汉伏波将军马援墓：在今扶风县城外西塬伏波村，并有墓碑。据《后汉书》载：马援南征五溪蛮，战死疆场，却遭奸臣、帝婿梁松诬陷，被汉光武帝降诏追收一切印绶、爵位。灵柩运到洛阳家中，马夫人不敢报丧，宾朋不敢吊孝，不敢入祖茔安葬，买了块地，草草埋在洛阳城外。后经马夫人六次上书给光武帝，替马援申辩冤屈，辞甚哀切，帝才答应从宽处理。接着，云阳令朱勃据理书奏，帝才允许马家把马援的灵柩运回故里安葬。马援卒于公元49年，按照封建宗法，成年男子卒亡入归祖茔的习俗。

次年，马家将马援灵柩运回故里安葬，如果说马援故里在兴平茂陵，那时，兴平的茂陵县已建置多年，又在归扶途中，为什么马援灵柩不入兴平茂陵安葬，而要安葬于扶风呢？关于不入故居茂陵山的原因，大概因为马援曾祖迁居扶风后，几代人大都在外做官，妇孺家仆也随各处，并无定居；或许马家早在伏波村置地置庄；或许只记住祖籍扶风，加上长途运灵，实属不易，于是就在扶风县城西伏波村买地安葬了事，也算魂归故里。相传伏波村的名字，也是因伏波将军马援墓在此而留下来的，这里居住的人，大多是守墓人(兵、仆)的后代。清代时，扶风县曾在此设伏波镇。

其二，汉伏波将军马援路碑：在扶风县城西七里伏波村北西宝公路旁。为清·乾隆中知县熊家振立，陕西巡抚毕沅亲书。兴平茂陵有这碑吗?

其三，三马祠遗址：在县城南飞凤山。据旧志载：为宋·元祐六（1091）年建汉伏波将军祠，专祀马援。清·康熙五十七年(1719)，知县丁腹松重修马援祠时，增马融、马超，改为“三马祠”。另有通志载：三马祠：一在绛帐镇祀融，称马季长祠；一在伏波村祀援，称伏波祠；一在茂陵山祀超，称马孟起祠。与飞凤山的“三马祠”不一样。今皆废，遗址和祠碑尚存。

其四，马融讲经台遗址：在绛帐镇街中偏南处，台高尺许，今台已废，遗址尚存。马融系马援之侄孙，为东汉大经学家，世称“通儒”。曾辞官归里，设帐讲经授徒，因喜用绛红色的帐子搭讲蓬，便留下了绛帐这个地名。

其五，汉伏波将军庙遗址，位于法门镇马家村。庙建于明代，占地十亩，庙内供奉先祖马援公、援女马皇后等多位列祖列宗。今庙已毁，有清·嘉庆五年（1800）立的“开宗始祖汉伏波将军庙碑”尚存。村居马氏后裔成立有马氏宗亲会。

其六，马援后裔——马超在扶风的遗址：一有茂陵山(马氏故居)亦称“马超岭”。在此山南有五泉毕公马家，东有杏林镇的马家堡、马家沟、马家台村。村民都姓马，为马氏后裔。且村村都筑有军事城堡，颇有将军遗风。二有马超坡(位于县城南坡上)，俗名“马超胡同”。相传马超作战退兵在此受阻，遂怒而运用神力挥剑劈出一条生路，大军得以脱险，后人称此路为马超胡同。三有射弓寺(位于杏林镇南湋水北岸一片开阔地)今叫社公寺村(按谐音)，相传是马超军队练习骑马射箭的地方。古代曾在此建寺纪念，今已毁。

章里指出：

据《后汉书》、《扶风县志》和《马氏家谱》记载：马援的曾祖父马通（封重合侯）于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始，带领全家从河北邯郸（原赵国地）迁居于扶风茂陵山之古成欢里。其迁徙的原因：一是汉武帝延袭高祖采纳关内侯刘敬关于“迁徙六国贵族后裔及豪强大族充实关中，以削弱关东旧贵族豪强势力，便于控制。”的建议。二是马通兄何罗谋反，被诛，赵奢后裔马通才被列为迁徙对象。从迁居的时间（公元前128—123年）来看，比汉武帝去世的时间（公元前86年）早40多年，比始设茂陵县（公元前73年）早55年。可见，马援曾祖迁居扶风茂陵山时，还没有兴平的茂陵（汉武帝陵）和茂陵县置，怎么有可能迁入兴平的茂陵呢？《后汉书》记载“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

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罗反，被诛，故援再世不显。”根据史书记载不难看出马援祖上是在汉武帝时期迁到了扶风茂陵，至于冯先生文章里所说迁居到扶风茂岭山之古成欢里，《扶风县志》里只提到马援是当地人，想必应是《马氏家谱》记载。早在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

流传至今的古代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的。明清时还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利用事先准备、不具姓氏的通用家谱作为“道具”，每当有人延请修谱，填上姓氏即大功告成。这样出来的家谱几乎一个面孔，所出现的欧阳修、苏轼、朱熹、文天祥、方孝孺等名人的题跋序言，其实都是这些“谱匠”的杰作。所以家谱记事的真实性是经不起推敲的，而据《兴平县志》记载马援却也是兴平人，两县县志出现了矛盾，县志关于此事的记载其客观性也值得商榷。汉武帝茂陵从武帝即位第二年就开始修建也就是公元前139年，又从长安城迁来20万户形成茂陵邑 ，到公元前128年茂陵已经建了11年之久，陵邑是西汉时期一种特殊的县一级行政单位，也就是说在马援曾祖迁来之时，这里已经有了县级行政，而不是上文中所说的当时没有汉武帝茂陵和茂陵县置。

生的第一条例证：马援祖籍如果在兴平茂陵，死后为什么没有归葬于此，而是埋在今扶风县城西伏波村？

1、兴平茂陵是西汉武帝的陵园，包括茂陵邑在内都属于陵园陪葬区范围，而马援为东汉伏波将军，试问东汉大将死后怎能进入西汉帝陵陪葬区？至于马援死后具体归葬于哪里，目前还没有相关出土文物来证明。

2、冯先生文章里多次出现“或许” “相传”从历史层面来讲这种词语很不严谨，也没有太多的真实性。

第二、第三条例证：以清代立碑来证明今扶风县马援故里的真实性。

首先，清代距离东汉年代久远，清代人以什么来考证的此地就是马援故里我们持怀疑态度。其次，宋人在此建汉伏波将军祠并不能证明此地就是马援故里，全国各地都有关帝庙、孔庙，我们能说他们都是关帝、孔夫子故里吗？再者说，清乾隆陕西巡抚毕沅立碑之事，一直以来被史学界所诟病，西汉九座帝陵几乎全部张冠李戴，秦公大墓成了毕沅笔下的周陵。毕沅书写的碑刻并不能为扶风县马援故里的真实性增加砝码。

第四、第六条例证：以马融的讲经台和所谓的马超留下来的遗迹来证明马援故里的合法性。

现不说讲经台和马超岭的真实性，以子孙后代所留下的历史遗迹来证明祖先就在此生活过，这是比较荒谬的。要按此推论，如果没有史书记载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妄言而推断出战国时期赵国的马服君就是扶风人？

汉书》记载“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扶风是郡一级，而茂陵是县一级单位，如果马援真是扶风县人（现今杨陵区五泉乡）史书就应该记载的是扶风美阳人（现今扶风县汉时称美阳县）而不是扶风茂陵人，至于冯先生所说的“成欢里”、“茂陵里”，应是村一级的行政单位（里是中国古代最小的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台湾现在还保留有“里”这一级别），现如今人们在做自我介绍时或者登记信息时也习惯说自己是某某省某某市人或者某某县人，却绝不会说自己是某某省某某乡/某某镇人或者某某村人。

以马援故里到底在哪？还有待考证，历史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它的底线就是求真求实，不能推测、妄断，只有以直观的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才能客观的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文中所提到的冯仲明先生已于2016年病逝，这篇文章写于2017年，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机会发出来，后得知先生已逝，更加不敢展现在大家面前。先生大才，我只是历史的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