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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超

全文4683个字，阅读大约需要9分钟

近期，俄罗斯股汇市场的日子并不好过。

4月6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将24名个人和14家经济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消息公布后，除了股市大跌外，俄罗斯卢布汇率也大幅贬值，卢布兑美元汇率当天跌破“1美元兑换60卢布”的大关，收入60.588，创下了2017年11月以来的新低。近期随着叙利亚的紧张局势加剧，卢布汇率似乎仍有更创新低的迹象！

卢布贬值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措施导致俄罗斯的公司融资困难，强化了市场对俄罗斯经济的悲观预期。第二，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今年原油价格持续暴跌，使俄罗斯经济大幅受损。

而这两点自苏联末期的卢布信用危机时期就已经显露无疑。

为此，地产资管网本期的书评，从富景筠《卢布信用危机与苏联解体》整理出引发苏联末期卢布信用危机的4个内因，供读者参考。

富景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在苏联历史上，税收一向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1987年《企业法》实施后，由于征税能力受到严重抑制，饱受拮据之苦的苏联政府不得不转向其他筹资方式以解燃眉之急。

在资金匮乏、融资渠道受限的重重困难下，苏联政府采取了依靠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进行融资。

财政赤字货币化又被称作“债务赤字货币化”，它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购买政府债券的公开市场活动向流通领域释放货币的过程，也就是由银行系统提供的货币来弥补公共部门的赤字。

其中，政府通过发行基础货币抽取来自金融系统的隐性税收收入。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对于暂时解决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无疑是立竿见影的；于是，这种收效显著的筹资手段迅速被资金饥渴的苏联政府滥用无度。

1971～1991年间苏联国家银行的货币发行情况

基础货币M0的迅速增加通过乘数效应的放大作用，直接导致流通领域中现金数量的成倍扩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字，戈尔巴乔夫改革后，苏联货币流通领域中的现金数量从1986年的748亿卢布升至1990年的1361亿卢布。到1991年12月，流通领域的现金总量达到2500亿卢布，与该年年初相比近乎翻了一番。而就现金流通占整个货币流通的份额来看，1986～1991年间，这一比例基本保持在17%～18%的水平上。

就M2的变化情况来看，随着大量货币进入流通领域，M2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迅速增长、1986-1990年间，这一比率从50%增长到71%。M2与国民生产总值比率的扩大，意味着苏联经济体内的货币数量达到了高度饱和的状态。

苏联末期广义货币的构成

由于增发货币的主要目的是弥补中央政府的预算赤字，苏联政府的国内债务陷入了自我繁殖的危险状态。

预算赤字本身并不必然会演变成国民经济的不稳定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以何种方式获取赤字融资。以发行货币的方式，只顾短期收益，对于脆弱的苏联经济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

二、金融自由化改革

在戈尔巴乔夫的市场化改革中，随着国家银行管制出现全面放松，大一统式的垄断银行体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职能迅速分散。这大大削弱了国家银行控制信贷水平的能力，并进一步引发大范围的信用膨胀。

1988年9月，《苏联国家银行》正式出台。根据这一章程，单一银行的垄断结构被转变为包括苏联国家银行和五家国有专业银行在内的二级银行制度。（工业建设银行、农工银行、住房公用事业与社会发展银行、对外经济银行、居民储蓄和信贷银行）

1987-1990年间苏联国有银行的数量

金融改革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垄断银行体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国家银行为领导、五大专业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和信用社银行为补充的新型金融体系。

值得肯定的是，以分散经营为目标的银行体制改革，对于改善垄断银行体系下金融服务的落后与低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苏联末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却产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问题。

首先，在中央计划条件下，面向国有企业的信贷体系是无息或低息的。

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在信用货币上的“短缺”并不构成它的预算约束，国家银行会自动按零利率或低利率向该企业发放贷款。然而，在市场化改革启动后，随着中央对企业管制的放松，如果银行信贷体系继续保持无息或低息，国有企业面对的软预算约束便会更趋软化。

此时，生产要素一旦从中央控制中释放出来，从而可以公开出价购买，它们的市场价格将大大超过反映其相对稀缺性的实际水平。而苏联传统的无息或低息货币体系很可能导致价格的爆炸性上涨。显然，当软预算约束状况不变且本国货币供应过分充裕时，市场机制就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

其次，由于只负责向自己管辖的领域发放贷款，各专业银行往往具有明确的部门利益导向。

面对普遍的货币过度需求，它们对资源的利用行使了保留的任意控制权。向下属企业配置资金时，专业银行常常不考虑利润标准，对企业的偿还能力、资金用途和信贷风险不做细致客观的评估，有时甚至帮助企业掩盖对其不利的财务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银行信贷被发放给了生产能力低下、长期亏损且根本不具备还贷能力的企业。

这种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的滥发信贷行为，导致苏联末期银行系统出现了大量的呆账和坏账。至1991年7月，逾期未付的银行贷款和供销欠款高达714亿卢布。此时，许多企业不再为清偿银行贷款费力筹集资金，而是选择申请注销贷款的方式将银行债务一笔勾销。

再次，由产业资本发展起来的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彻底打破了国有银行垄断的信贷体系。

自此，苏联金融业出现了银行间的竞争关系。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比较优势在于，它们在信贷发放方面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在给予计划外贷款上拥有灵活的权力，可以不受国家对信贷政策的限制。

1990年1月苏联银行体系的信贷情况

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通常要高于国有银行。特别是1991年，70%的商业银行都将贷款利率提高到15%～25%，同期，国有专业银行发放给老客户和股东的贷款利率则在3%～10%。在高额资本回报率的诱惑下，大量企业从生产性经营转向了资本信贷。

这种非生产性活动的极度活跃加速了商业信贷的扩张进程，并导致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提供的贷款规模远远超出自身的信贷能力。

最后，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过度信贷极大地稀释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并直接导致苏联末期货币总量的极度膨胀。

1987年初，苏联货币总量为4109亿卢布。至1991年7月，国民经济的广义货币总量已达到10585亿卢布。然而，这一纪录很快就被刷新。1991年12月，货币流通总量又翻一番，达到2万亿卢布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前后用时不足半年。

综上可见，金融自由化改革后，苏联传统的银行体系逐渐走向崩溃边缘。

一方面，国有专业银行受部门利益驱动的贷款行为导致大量呆账和坏账的积存。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与苏联政府的紧缩性信贷政策背道而驰，它们的信贷扩张对苏联末期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除国家银行垄断职能趋于分散化之外，苏联国家银行垄断格局的打破还表现为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垂直管理体系下的货币权力转移。

苏联末期，一些加盟共和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这些中央银行通过给予共和国政府赤字融资增加了卢布的信贷供给。

显然，面对苏联末期货币领域如此混乱的局面，苏联政府已无能为力。而让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在高度畸形的贷款结构下，真正具有国计民生意义的项目由于无法获取融资而被迫搁浅，这意味着苏联经济的增长潜力必将被釜底抽薪。

三、“货币滞存”状况恶化

苏联末期，随着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和银行信贷的扩张，企业的储蓄账户急剧膨胀。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对企业储蓄账户的传统性管制逐步放松。

于是，企业通过大幅涨工资的方式将储蓄账户资金迅速现金化，其结果是居民货币收入相对于商品流通需要出现过度增长，这直接导致苏联末期“货币滞存”问题的积重难返。

在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货币滞存”问题由来已久。长期的商品短缺使得消费者无法根据自己的实际购买意愿进行消费。他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放弃最初想购买的商品，转而购买替代品，这就是所谓的强制性替代。

然而，当商品短缺情况趋于恶化时，替代品通常也无从获取。这时，尽管消费者手中持有大量货币，他们仍无法实现有效需求，于是，这些货币便沉淀为过剩货币。当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在于缺乏消费的可能时，“货币滞存”问题便随之而生。

“货币滞存”是指货币供给数量中超过理性经济人自愿持有（即“货币需求”）的过剩货币。

苏联末期居民货币收入及储蓄情况

在苏联现实经济中，这些没有商品和服务作保障的过剩货币包括两个方面——居民持有的强制性储蓄和企业银行账户的部分资金（即所谓的“转账卢布”）。

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居民储蓄总量持续增长，从1985年的2208亿卢布上升至1990年的3807亿卢布，五年内提高了72%。

从整体增长情况来看，企业的银行账户资金可谓与居民储蓄齐头并进。1986年初，企业账户资金为1395亿卢布，1991年初增至2102亿卢布，五年内增长了50.7%。至1991年11月，企业账户资金骤增至5761亿卢布，10个月内净增3659亿卢布，增长了近两倍。

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和银行信贷的扩张是加剧“货币滞存”问题的根本原因。

尤其是，信贷渠道的多元化、宽松优惠的贷款条件使得企业账户的资金急剧膨胀。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对企业储蓄的行政管制逐步放松。于是，企业通过大幅提高工资的方式将账户资金迅速现金化，其结果是居民货币收入相对于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出现了过度增长，这直接导致了苏联末期“货币滞存”问题的积重难返。

戈尔巴乔夫改革后，企业的专项基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记账符号，而是被迅速转化成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通货。于是，原本处于冻结状态的企业银行账户被彻底“解冻”。

企业开始无节制地乱发工资，造成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社会劳动生产力，甚至当后者逐渐下滑时，居民的货币收入仍然加速增长。

苏联末期居民货币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力

年增长率的对比情况

据估计，1989年初，居民持有的货币资产已高达商品价值总额的5倍之多。

1989年初，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意识到“货币滞存”问题的严重性。他强调，货币供给和可获得商品数量之间的失衡状况是当前经济形势的首要问题；并指出，重建消费品市场均衡和正常的金融关系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家财政预算失衡、货币流通和消费品市场即将崩溃之际。当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整个领导集团均已洞悉灾难无可避免时，苏联这艘“泰坦尼克号”已无法回避与冰山相撞。事实证明，苏联末期的“货币滞存”问题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反而在短期内被迅速激化。

由此，苏联经济也就病入膏肓、日薄西山。

四、压制性通货膨胀的公开化

苏联末期，日益严峻的“货币滞存”问题成为通货膨胀的强力发酵剂。苏联政府对货币存量和居民现金收入的放松监控，以极大的力量驱动着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

数额庞大的“热钱”正在酝酿着商品化，它们对于商品的追逐给长期短缺的消费品市场造成巨大压力。在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急剧膨胀、商品供给迅速减少的双重作用下，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压制性通货膨胀迅速恶化，并最终趋于公开化。

苏联压制性通货膨胀时期实际通货膨胀率

尤其是1991年初货币改革和价格自由化后，苏联社会的物价水平全面大幅上涨，卢布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以奔腾式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为特征的信用危机。

压制性通货膨胀是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又一重要特征。

由于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国家管制，流通领域货币数量的增加不会马上引发公开性的通货膨胀，而是表现为刚性价格下商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缺口的扩大，即所谓的压制性通货膨胀。

苏联末期，货币领域的失控局面迅速波及实体经济层面，使得整个国民经济产出急剧下滑。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国库日益空虚，外汇和黄金储备所剩无几。

面对江河日下的国内经济，债台高筑的联盟中央已是无力回天。卢布信用危机引发了整个苏联社会的连锁反应，它显然成为加速苏联经济走向全面崩溃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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