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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联合策划的大型摄影展《相机背后的新女性》（The NewWoman Behind the Camera）开幕，它汇集了来自六大洲超过20个国家的120多位摄影师的作品，探索了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新女性”摄影。

达盖尔摄影术于1839年诞生，在之后的几年里就涌现出了杰出的女性摄影实践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面临着专业学术训练上的种种限制，可那些少数拥有了相机的幸运女性，她们留下的视觉见证没有被时间湮灭，她们在摄影技术和美学创新上做出的贡献也无法被忽视。尤为重要的是，摄影发明伊始作为一种怀抱性别平等愿望的年轻媒介，它在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中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钻石月桂叶王冠

>安娜·阿特金斯（1799.3.16 – 1871.6.9）, ca. 1862

>裂叶石莼，1848–49，选自安娜·阿特金斯摄影书《英国藻类：蓝晒法印象》，纽约公共图书馆供图

安娜·阿特金斯(Anna Atkins，1799-1871) 的低调签名“A.A.”一度让她消失在了摄影史中，这个大众想象中的“匿名爱好者”（Anonymous Amateur）一生大约拍摄了6000张氰化钾照片，是最早的摄影实践者之一。1843年，她使用友人约翰·赫歇尔爵士（Sir John Herschel，1792-1871）发明的蓝晒法（Cyanotype）制作的《英国藻类：蓝晒法印象》（Photographs of British Algae：Cyanotype Impression）是世界上第一本用摄影配图的书籍，也许对于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获得所谓的“历史位置”远远没有在阳光下等待海藻显影的那段时光更让人满足。

>1866年，卡梅隆夫人作品：祈祷的少女

有趣的是，这位约翰·赫歇尔爵士的出场连结了摄影史上两位重要的女摄影师，另一位是他的邻居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伦(Julia Margaret Cameron，1815-1879) 。1867年，卡梅伦为赫歇尔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肖像照片，她故意把他的白头发弄得乱蓬蓬的，然后把相机靠近他的脸，照片里的赫歇尔就像一位看透了时间的旧约先知。时间退回到1863年，48岁的卡梅伦收到了女儿和女婿送给她的第一部相机，她开始拍摄身边的人，有时她会让模特的轻微移动，在这个长长的曝光里注入生命气息，最终她将镜头柔和地对焦在了灵魂上。她说“从我怀抱热情温柔触摸镜头的那一刻起，对我而言，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拥有声音、记忆和创造力。”

>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伦作品

卡梅伦曾为侄女茱莉亚·杰克逊(Julia Jackson)拍摄了几十幅肖像，其中有一幅婚礼前的准新娘肖像，茱莉亚平静的面容里似乎隐藏着一个正要发动的微笑。1882年，茱莉亚生下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66年2月21日，在给南肯辛顿博物馆（后来的V&A博物馆）的创始人亨利·科尔爵士(Sir Henry Colel，1808-1882)的一封信中，卡梅伦写道，这些照片将震惊世界，她值得一顶钻石月桂叶王冠。

新女性，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英国学者萨利·莱杰（Sally Ledger）曾指出：“新女性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与新社会主义、新帝国主义、新小说和新的新闻业同时代产生，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新奇文化事物。”新女性现象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小说中也得到了有趣的体现，它们预示着20世纪新女性身份的各种话语。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中篇小说黛西·米勒(Daisy Miller, 1878)和《女士肖像》(Portrait of a Lady, 1881)中的伊莎贝尔·阿切尔(Isabel Archer)都有“新女性”的影子，这些女性，富有而敏感，也许正是因为她们的财富，她们能够展现出一种独立的精神。1894年，英国作家艾拉·海普沃思·迪克森（Ella Hepworth Dixon）出版了小说《现代女性的故事》（The Story of aModern Woman），书中的主人公玛丽·厄尔(Mary Erle)与作者一样，都是以写作为生的女性，迪克森也因此获得了“新女性”的称呼。

>爱尔兰女作家萨拉·格兰德

同样发生在1894年，爱尔兰作家萨拉·格兰德(Sarah Grand) 在《北美评论》(NorthAmerican Review)上发表的《女性问题的新面貌》(the New Aspect of the WomanQuestion)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新女性”（New Woman）这个词，她本人也因推广“新女性”一词而闻名。新女性作为重要的文化标志，很快成为当时报纸和书中的流行语，她脱离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刻板印象，她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个性解放、寻求独立的女性。

>萨拉·格兰德夫人(Madame Sarah Grand)，肯辛顿(Kensington)

在肯辛顿的家门外面，萨拉·格兰德手扶一辆自行车的照片刊登在《年轻女性》杂志上，她是一个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而在那个时期，新女性经常被描绘成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莎拉•温特尔（Sarah Wintle）在其文章《马，自行车和汽车:移动中的新女性》中指出，19世纪末女性驾驭马匹、以及后来的自行车和汽车，这与权力、个人主义相关联，女性在交通选择上发生了变化，随之就会产生流动性与个人自由，因此骑自行车成为新女性的基本爱好。

新女性的肖像

身着风衣、马裤和绑带过膝长靴的奥地利-阿根廷画家玛丽埃特·帕乔弗（Mariette Pachhofer，后来的Mariette Lydis)将自己的目光隐匿在从软呢帽的阴影下，她漫不经心地盯着镜头，一种美妙的雌雄同体的气质正从她的时空中流向此刻。

这是朵拉·卡尔玛斯(Dora Kallmus)为画家和插画家玛丽特·帕切霍夫(Mariette Pachhofer)拍摄的一张肖像，照片里的“她”已经成为那个时代试图突破性别界限的新女性的标志性形象。朵拉·卡尔玛斯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朵拉夫人(Madame d’Ora)，1881年，她出生在一个维也纳资产阶级犹太家庭中，23岁时，她购买了自己的第一部柯达盒式相机。朵拉是第一批关注现代舞蹈和时尚这一新兴领域的摄影师之一，尤其是在1920年之后，时尚照片逐渐取代杂志上的绘画，朵拉为那个时期的高级定制时装拍摄了很多照片。时尚杂志的兴起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女性摄影师通过为这些杂志创造的女性肖像也不断地向外输出了“新女性”的意识。

酷儿摄影师

杰曼·克鲁尔(Germaine Krull, 1897-1985)被认为是一类新女性的原型，她们来自酷儿群体。如今的她在专业圈之外鲜为人知，与同时代的曼·雷(Man Ray)、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和安德烈·柯特兹（André Kertés）相比，很少有人研究她的作品。但回到1928年，那时的她是巴黎的红人，她拍摄的有关城市的前卫照片充斥着VU杂志的页面，那是一本以现代大胆的美学而闻名的杂志，而克鲁尔是其招牌摄影师之一。

> 杰曼·克鲁尔(Germaine Krull，1897-1985)《无题》选自摄影集《金属》(Untitled from Métal)

克鲁尔的摄影集《金属》（Métal，1928)浓缩了她对摄影的思考，她将镜头对准了工业欧洲的高耸的建筑，鹿特丹的铁路桥、马赛的渡船、一些无名的工业起重机、工厂机械，以及最著名的埃菲尔铁塔，新奇的角度、构图与现代建筑相得益彰，也使这位艺术家成为新视野（New Vision）摄影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个作品集的副标题是“裸金属”（métaux nus），评论家们也经常把这些“金属身体”与她在同一时期拍摄的裸照对比解读，两个拍摄对象都脱离了周围环境，呈现出一种亲密的近距离独特视角。1931年，文化论家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他著名的文章《摄影的小历史》(Little History of photography)中形容克鲁尔是一名有潜力的摄影师。

1924年，在她成为摄影记者之前，她在柏林拍摄了11张名为《Les amies》(法语“朋友”的意思，特别指女性朋友)的照片。20世纪20至30年代，女同性恋群体是隐形的，相较于同时代的布拉塞 (Brassaï／Gyula Halász，1899–1984）拍摄的巴黎地下女性酷儿群体，她镜头下的女性恋人们呈现出了一种宛如“镜像”的图像语义，这与当时的法国流行的“女性那喀索斯”（female narcissist）的概念相呼应，女同性恋被看作一种终极自恋(Nicole Albert, 2005)。而她本人也被诗人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称之为“一面变革之镜”，他对克鲁尔说过，她和她的暗室已成为了一个通过相机和灵魂存在的新世界。

被看见的新女性

> 伊尔莎·宾（1899-1998） 《与徕卡的自拍像》 1931 银盐冲印

20世纪30年代，插图杂志黄金时代的核心人物伊尔丝·宾(Ilse Bing)，她的代表作《莱卡自拍》(Self-Portrait with Leica，1931)恰好契合了展览的题目“相机背后的新女性”。这张照片突出了三脚架上的35mm徕卡相机，这种便携式轻便摄影设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象征，它的诞生改变了摄影师的拍摄方式，给女性摄影师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伊尔丝·宾说: “这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我们想要展示的是相机可以做到画笔无法做到的事情，我们打破了所有规则。但违反规则就为新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

弗朗西斯·麦克劳林-吉尔（1919-2014） 《无题》 1946 银盐冲印

人们在展览中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例如：贝蕾妮斯·阿伯特（Berenice Abbott）、玛格丽特·布瑞克·怀特（Margaret Bourke White）、伊莫金·坎宁安（Imogen Cunningham），桃乐丝·兰格（Dorothea Lange）、克劳德·卡洪(Claude Cahun)；同时也发现了中国摄影师侯波(1924-2017)与牛畏予（1927-2020）的作品。牛畏予跟随解放军经历了解放战争，建国后在新华社长期记录着新中国的发展，侯波是开国大典上唯一的女性摄影师，有12年之久担任党中央领导人的专职摄影师，她用摄影记录了毛泽东日常生活与工作，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作者不详 《笹本恒子，东京》 1940 2020年冲印 银盐冲印

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数量迅速上升的杰出女性摄影师群体中，有更多的新女性正等待被挖掘、看见。伊斯坦布尔出生的亚美尼亚人玛丽亚姆·沙希尼扬（Maryam Şahinyan）她在1937年接手了父亲的工作室，成为了第一位土耳其女性摄影师。在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少数族裔组成了城市的多样性，以及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时尚发生的变化都被她记录了下来。巴勒斯坦人卡里梅·阿布巴德(Karimeh Abbud,1893-1940)是阿拉伯世界最早的职业女摄影师之一，她自豪地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在照片《三个女人》(Three Women)上署名“玛丽亚姆·沙希尼扬，女摄影师”。

> 克里斯蒂娜·布隆姆（Christina Broom）宣传骑士桥妇女展览的年轻的妇女参政者，1909

前卫艺术也影响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摄影，如洛尔·阿尔宾·吉洛(Laure AlbinGuillot, 1879-1962)探索了显微摄影，开辟了抽象摄影的道路；弗洛伦斯·亨利(FlorenceHenri，1893-1982)摄影语言混合了对空间的解构，使人联想到立体派和构成主义中的几何形式；多拉·马尔(Dora Maar，1907-1997)的超现实主义摄影流露了她不寻常的情感，然而这一切都被“毕加索情人”这个称呼狠狠地遮蔽了。

作者不详 《霍马伊·维亚拉瓦拉在孟买焦伯蒂海滩拍摄象头神节》 1930年代晚期 稍晚冲印 喷墨打印

法国的萨宾娜·韦斯(Sabine Weiss, 1924)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摄影运动在战后发展起来；通过桃乐丝·兰格(1895-1965)和蒂娜·莫多蒂(1896-1942)的作品，纪实摄影在美国获得了新的维度；纽约摄影师黛安·阿勃丝(DianeArbus, 1923-1971)拍摄了精神病人、巨人与侏儒、双胞胎、马戏团或太平间，她用摄影书写了战后美国的寓言，探索了身份与幻觉，现实与荒诞之间的微妙关系。

牛畏予（1927-2020） 《上海家庭手工作坊在制作中国娃娃》 1956 稍晚冲印 银盐冲印

全球性的女性赋权理想与摄影媒介的急剧扩张在20世纪初同时发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大流感之后，新女性意识形态开始在复杂的社会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导致了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妇女权利的巩固以及对男性霸权的回应，世界经历了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成为其标志性事件。直至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世界形成了新的媒体格局，图像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摄影渗透到日常生活中，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艺术出版物、流行杂志和政治期刊都成为了图像表达的平台。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动荡时期内，新女性摄影师们见证了战争、经济萧条以及新国家的建立等历史事件，她们将自己的观点带入时尚和商业摄影、工作室肖像、艺术实验和新闻纪实摄影中，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女性不仅打破了性别障碍，还打破了种族和阶级障碍。

也许新女性摄影师的相机最初是一份来自父亲或丈夫的礼物或遗产，但女性主义都拥抱了这种媒介，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眼睛。摄影塑造了她们的精神世界，让她们在成为“他者”之外找到了一种崭新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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