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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到南越王博物院参观的游客会发现，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多了一个常设展“秦汉南疆——南越国历史专题陈列”。这是南越王博物院建院后首个基本陈列，共展出200余件（套）精品文物，站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视角，通过展示广东、广西地区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南越国时期）遗址和墓葬的出土文物及考古发掘材料，结合史籍相关记载，带领观众见证岭南地区逐步发展、并最凸瓣纹银盒，南越人早就用上舶来品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展览序厅。

　　展览分“百越之地”“秦定岭南”“守疆营土”“万里同风”四个单元。

　　“百越之地”，通过展示两广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概述先秦岭南的区域面貌、族群构成及基本的社会发展状况。早在史前时期，岭南就已经与中原及周边地区发生了一定的交往和联系。

　　“秦定岭南”，讲述秦始皇征服岭南并设立郡县，使岭南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政治版图，促进了本土社会经济的发展、汉越民族的融合以及海外交通线的开辟，翻开了岭南大规模开发的篇章。

　　“守疆营土”，重点讲述秦朝末期，赵佗为保岭南地区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宁建立南越国。历代南越统治者的积极经营，使得岭南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融合和海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跨越式的大发展，为南越文化、岭南文化最终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做出重大历史贡献。

　　“万里同风”，介绍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将岭南地区正式纳入汉朝郡县的版图。此后岭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中央王朝渐趋融合，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展览现场。

　　对于为什么要策划此展，南越王博物院研究部主任、“秦汉南疆”展览策展人李秋晨表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2023年是广州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70周年、南越文王墓发现发掘40周年。“秦汉南疆——南越国历史专题陈列”从中华文明的塑造、传承与交融角度出发，深入剖析西汉南越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探讨了区域文明演进路径，展现了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画卷。“秦汉南疆”展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工作的阶段性总结。

　　据介绍，王墓展区的主体陈列“南越藏珍——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围绕着南越国第二代王——南越文王赵眜陵墓中的出土文物展开，按器物的材质、类型、功用等展开叙述的。对西汉南越国这段历史整体面貌的叙述和探讨相对不足。“秦汉南疆——南越国历史专题陈列”补充到王墓展区，目的就是在当下的语境下，从大一统的视角，讲述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中原王朝乃至周边地区的关系以及海外交通与交往等历史背景，旨在对南越国在中国漫长而悠久历史长河中的历史定位作一个相对全面的描述。

　　展览现场。

　　文物看点：“赵佗”铜印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博物馆藏“赵佗”铜印将在展览中进行短期展出，只展到9月。对这枚铜印感兴趣的市民，暑假期间可要抓紧时间参观了。该印章为秦代和西汉早期常见私印形式，鼻钮，印面为阴文，自左而右横向排列。它与我们熟知的南越王赵佗有何联系？怎样流传到如今？

　　“赵佗”铜印，上海博物馆藏。其形制为鼻钮，印体有台，印面有框无格，印面文字自左而右横向排列，为秦代和西汉早期常见私印形式。

　　“赵佗”铜印来自哪里？

　　据上海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枚铜印为清代学者吴大澂的藏品。吴大澂（1835—1902年），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江苏省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善山水、花卉，用笔秀逸，兼善篆刻。喜收藏，精于鉴别，尤能审译古文奇字。曾官至广东、湖南巡抚。《愙斋诗存》收录了他的诗作，编为九卷，其中有《赵佗铜印歌》。

　　公元前135年，闽越攻打南越，汉武帝为南越出兵征讨闽越王郢，赵眜为表示对汉朝的效忠，遣子赵婴齐入长安宿卫，婴齐娶邯郸樛氏为其次妻。公元前122年，赵眜逝世，赵婴齐继位。

　　诗人自注“此印得之长安”，吴大澂认为，“赵佗”铜印正是因为南越明王赵婴齐入长安宿卫的一段经历，而从岭南流入长安。根据吴大澂自撰年谱，他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任陕甘学政，主管教育、科考，驻扎西安，“赵佗”铜印是否为他在任上寻得，如今不得而知。但担任陕甘学政期间，是吴大澂金石生涯的关键时期，他收集到许多古之重器，其中“愙鼎”尤为其珍藏，也是他晚号“愙斋”的由来。吴大澂曾以所藏古玺二千余钮，辑成《十六金符斋印存》，遂成一代金石大家。历代印玺和明清文人篆刻是上海博物馆的特色收藏门类之一，收藏家捐赠是印章文物的重要来源途径，其中便有吴县吴氏十六金符斋的捐赠。

　　赵佗墓在越秀山？

　　宋代《番禺杂志》记载，赵佗下葬时丧车四出，以使人无法确定他墓葬的确切位置。多年来，古籍中对于他的墓葬大致有古番禺城的城西南、城西、城西北、城北、城东北等说法。印章对判断赵佗墓的所在是否能提供帮助？“赵佗”铜印的到来，引发了无限遐想。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声波说，早在三国时，孙权听说赵佗墓陪葬大量奇珍异宝，曾派数千人寻找，最终无功而返。赵佗墓的隐秘，可见一斑。随着现代田野考古学迅速发展，广州考古工作者将赵佗陵墓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多次对赵佗墓进行专门调查，但至今未确认赵佗墓的墓址位置。

　　关于赵佗墓的选址，目前广州考古界比较占主流的观点是在越秀山。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南越国第二代国君赵眜的墓已经被发现是在城西北越秀山西侧的象岗山，曾经在三国时期被吴国将领吕瑜带兵开掘的第三代国君赵婴齐的墓葬，也可能是在城北一带。

　　根据西汉时期帝王墓葬的惯例，通常是合族而葬。因此推断，赵佗墓也分布在赵眜和赵婴齐墓的附近。而这一带最有可能修建宏大王陵的，就是越秀山了，其地还有“越王井”的传说。不过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尚未在越秀山找到有可能是赵佗墓葬的遗物或者遗迹。

　　近年关于赵佗墓址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最为可信的是城北和城东北说。这两种说法提出墓在城北七八里的“马鞍山”或“马鞍冈”。比照现在的地理方位，将答案指向了白云山周边一带。赵佗墓的所在，众说纷纭，目前我们只能依据文献资料进行一些推测。

　　在“秦汉南疆”中展出的反映南越国社会生活的代表性文物有哪些呢？

　　“华音宫”铭款器盖残片展现赵佗的乡愁

　　南越国二号宫殿基址出土。“华音宫”未见于史籍记载，应是南越国自主设置的宫殿。其宫殿名或与陆贾出使南越、修复汉越关系、为南越王赵佗带来了中原故事——“华夏之音”有关。其命名寄托了南越王赵佗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

　　“华音宫”铭款器盖残片。

　　 凸瓣纹银盒，南越人早就用上舶来品

　　这个呈扁球形的银盒，出土于南越王棺椁的“足箱”内。盖与身相合呈扁球形，相合处上下缘各饰一匝穗状纹带，表面有薄的鎏金。盖身与盒身的外周有对向交错的凸瓣，是用“锤鍱（yè）法”制作而成，即用模子压着捶打而成。盖面上有银焊的3个小凸榫，底部附加一个鎏金的铜圈足，盖面、器底均刻有铭文。

　　凸瓣纹银盒。

　　此银盒的造型与纹饰与汉代及以前中国容器的传统风格迥异，是用锤鍱法在金属器上压印出凸瓣纹。这种金属加工技法在古波斯阿契米德王朝时兴盛起来。出土时，银盒内还有药丸半盒。借助地缘优势，西汉初期的广州已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南越文王墓出土了银盒、非洲象牙、乳香等舶来品，说明广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两千年前就已经和海外有着密切的交往，这比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时间还早。

　　人操蛇铜托座，展现南越人随性穿衣风格

　　屏风是室内陈设作为遮蔽的用具。漆木屏风摆放于主棺室东侧墙边，出土时漆木结构已腐朽，整体塌落，经实地测量，屏风的规格尺寸大约为高1.8米，正面宽3米。整体结构为正面等分3间，中间有两扇屏门，可向后开启；两侧有翼障，可折叠，亦可90度展开；上下均有铜鎏金构件。专家根据残存的漆片及铜构件之编号，对屏风进行了科学复原，主体漆木呈黑红两色，绘卷云纹。这是汉代考古首次发现的实用屏风，其规模大、结构巧，装饰华丽，弥足珍贵。

　　人操蛇铜托座。

　　这件屏风上下的铜鎏金顶饰与托座也颇具特色。顶饰一共有两种，一种为朱雀顶饰，有2件，另一种顶饰为双面兽首顶饰，共3件。屏风托座分有3种，左右对称，共6件。一为蛇纹托座、一为人操蛇托座、最后一种为蟠龙托座。

　　展览展出的人操蛇铜托座是漆木屏风右下角折叠构件。下半部跪坐的俑双目圆瞪，眼珠外突，鼻短且高，口衔两头蛇。俑体矮胖，上身着短袖右衽上衣，下身着露膝短裤。跣足，跪坐，两手各操一蛇，两腿也各夹一蛇，四蛇相互交缠，向左右延伸。

　　夏天，南越人的穿衣风格是怎么样呢？从这件文物里可见南越人简单随性的穿衣风格，一件短袖上衣加露膝短裤，释放南越人勇猛的天性。

　　“岭南第一简”，记录南越人生活

　　南越国木简是广东地区首次发现的秦汉时期木简，被誉为“岭南第一简”。在2002-2007年间的科学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南越国宫殿（编号为1、2号）及其科学完善的排水体系等重要遗迹，并在其中一口渗井中出土了百余枚南越国时期木简。

　　发现于水井中的木简。

　　木简内容为南越王宫的纪实文书，涉及纪年、地名、职官、宫室管理等，反映出宫室管理、职官刑律、物品进贡和社会风俗等多方面内容，为南越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南越国木简是广东地区首次发现的秦汉时期木简（原件照片）。

　　错金铭文铜虎节，南越人的“出国护照”

　　暑假出国旅游又热起来了，各国签证处到处是人。南越国人要出国是不是也要签证呢？没错，他们出国也是要用相关通行证的。

　　那时的中国称为春秋时期，除了周王室以外，中国各地分布着齐、宋、晋、秦、楚、卫、郑等数十个诸侯国，由于各国关系微妙，一般人并不可以随便出入各国，只有凭借特定的信物，征得双方君王的同意，方才同行。于是，春秋时期出现了一种称为“节”的信物。

　　错金铭文铜虎节。

　　虎节，是古代用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信物。据考古人员猜想，最早的“节”是古人把一节竹子破成几片，分给不同人持有，作为相互之间共同认定的信物。因此，早期的节，很可能是竹形。《周礼》中对节的使用和规格做了描述：“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就目前传世和出土的节，就包括了龙节、虎节，以及没有记载的熊节、鹰节、马节等等。

　　南越文王墓这件虎节用青铜铸成扁平板的老虎形状，虎呈蹲踞之势，虎口大张，虎尾弯曲成“8”字形，铜虎身上的斑纹铸有弯叶形浅凹槽，内贴金箔片，双面共用60片，虎眼、虎耳均由细金片勾勒出，所以称它为错金铭文虎节。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车驲”四字，专家辨认，其中“命”字下方的二横为重读标记，因此铭文应释读为五字——“王命命车驲”。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这件虎节，从文字、纹饰等方面看，与楚文化有渊源。根据虎节正面的铭文可知，持节官员为“车驲”一职，这与故宫博物院和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传赁虎节之“传赁”为近似的官职。据考证，“车驲”和“传赁”是受雇于楚王、专职于驿传的官员，而虎节正是用于持节官员驿传过程中在驿站获取相应的食宿待遇。之所以确定虎节出自楚国，是因为铭文中的“驲”字与战国包山楚简上的文字一致，而该字不见于秦汉出土文字资料中，《左传》也曾记载“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因此这件虎节应为战国楚地遗珍。它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错金铭文虎节。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许晓蕾 通讯员黄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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