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形势看，上策是上山，中策是原地不动，下策是南下。而起义军恰恰选择了南下！

其实，这并不奇怪。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当时中共中央确定的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完全是借鉴照搬俄国式的“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经验。

然而广东当时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广东人民虽然曾在反帝反军阀的各种斗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从4月15日李济深、古应芬等在广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组织，受到严重镇压，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残。在革命处于低潮、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企图夺取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北伐，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想法。

后来广州起义的失败也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1927年12月的那场暴动中，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不顾一切地攻占了驻广东省国民党首脑机关和军警机构，很快在炮火声中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起义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绩。受胜利形势的鼓舞，不仅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也都开着插着标志胜利红旗的汽车，在广州街头为暴动的工农奔前跑后。

但是，竖起镰刀斧头国际旗的苏维埃政府仅仅生存了两天，就被疯狂反扑的国民党军队用大炮摧毁了。莫斯科领导人逐渐意识到，此前对中国城市暴动前景的估计有些过于乐观了，很难简单地把俄国的一切照搬到中国去，这种以夺取个别中心城市、从而一哄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动策略，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后来，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周公在总结失败的原因时，概括为七个字，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他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用国民党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项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