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绿”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企业报告、官方文件和学术研究中，不再“小众” （视觉中国/图）

走进商场，绿色俨然成了“主题色”。

在琳琅满目的货架拿起一瓶饮料、一款毛巾，或是在时尚品牌门店试穿一件衣服，走进快餐店吃一个汉堡，“绿色门店”“生态友好”“环境可持续”的标签随处可见。

2015年，联合国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2020年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企业也随之响应，“绿色”“环保”“碳中和”“可持续”、ESG的概念产品呈喷薄之势。

若说得多做得少甚至言行不一，则容易导致“漂绿”。在剑桥字典中，漂绿的释义是“企业夸大自身环保行为，并误导消费者信以为真”。

2023年7月，通过数据筛选和专家评选，南方周末发布2022年“中国漂绿榜”，9家企业上榜，涵盖乘用车、食品、化学制药、养殖、建筑和服装等各行各业。对于漂绿的企业来说，从“漂”转为真正的行动，其实并不困难。

谁在漂绿

企业知名，罚单也多

环保罚单多是中国漂绿现象最大的特点。一位参与漂绿榜投票的评委感叹：没想到2022年还有这么大额的环保罚单。

在上榜的9个企业中，有7家身负环保罚单。

有的单笔罚款上千万元。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的数据库集纳了各地的环保罚单，2022年，有11个罚单金额过千万，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占有两席。一单因未批先建，违反环评法被罚1264.45235万元；一单因下属煤矿2015年完成产能核增未重新报批环评手续。

被处罚后，有公司逃避监管、拒不改正。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天台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被责令停产整治两次。

绿色光环下，仍有暗处

上榜企业中，有的从事绿色相关产业或获得了绿色称号。

例如新能源汽车行业含着“绿汤匙”出生，一旦言行不一，极易陷入漂绿。特斯拉就是典型代表，获得评委最多的投票。环保组织长期追踪特斯拉在华供应链的环境违规问题，但特斯拉尚未推动这些供应商公开披露整改措施。

新华制药在2022年获评“国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为国内首家获得此称号的化学制药企业，但2022年旗下多家企业受罚，如未落实应急管控措施、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与排污许可证不相符。

为何会漂

绿色营销效果好，企业愿打这张牌

企业为自己打上绿色标签，既是社会责任，也是营销手段。广告公司奥美曾在《洛杉矶时报》表示，“漂绿”在过去几十年中日益增多，逐渐流行。

2023年2月，麦肯锡联合尼尔森的一项调查显示，消费者会更加倾向于购买做出ESG声明的产品，他们跟踪了不同品类产品在五年间的销量增长情况发现，做出/没有做出相关承诺产品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8%和20%，相差8个百分点。

但绿色承诺其实具有专业门槛，一旦混淆概念，消费者很难鉴别承诺是否属实。

比如不少快消品牌热衷使用“零碳”一词。2022年8月，元气森林发布旗下首款“零碳”气泡水，被指出混淆了“零碳”与“碳中和”的概念。

“零碳”的定义非常严格，对于许多行业来说，零排放几乎不可能实现，而“碳中和”则相对容易，可以通过购买碳抵消如森林碳汇来实现。元气森林这款汽水获得中标合信颁发的“碳中和认证（基于PAS2060）”，称为“碳中和”气泡水更合适。宣称“零碳”有误导消费者的嫌疑。

元气森林回复南方周末记者，“零碳”气泡水不对外销售，是元气森林践行“三友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次具体实践。

专业术语语焉不详的危害也逐渐显现。《商业伦理学杂志》的一篇论文阐释，因为漂绿行为盛行，消费者难以辨别真正的绿色主张，由此出现了信任问题，并进一步降低了绿色影响的可信度。

企业报喜不报忧，消费者难辨

政府公开的环保罚单有利于消费者识别企业的环境表现，但这些罚单分散于各地监管机构的网站上，企业若报喜不报忧，消费者也难以得知。

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相对较好，但环境信息的披露详略不一。比如绿地控股在2022年报提及“节能降碳”，但在报告“环境与社会责任”章节却未披露环保处罚情况。中铁股份2022年报告阐述了整体环保处罚情况，但未就具体情况作出说明。华统股份、中国神华的信息披露则相对完善，不仅包含处罚字号、时间、原因等，还一一对应披露了每个罚单的整改情况。

差异如此之大，原因在于我国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尚处于起步阶段。生态环境部2021年12月印发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要求，企业依法、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环境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的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技术总监阮清鸳表示，过往政府部门公开企业环境行政处罚信息后，很难见到企业后续整改信息，此管理办法要求企业收到行政处罚时，需以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的形式向社会披露。

《管理办法》要求企业应于2023年3月15日前，披露2022年全年的环境信息。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多家环保组织发现，截至2023年4月6日，8.5万家依法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中，有77624家企业公开了2022年年度报告，占91.32%。

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两个目标并非近在咫尺，也有不少企业将某个项目目标的实现时间定在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以后，这导致消费者难以长期跟踪。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杨波将其称为“跨期识别”，“也许企业一开始就没那个心，但也有可能是有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可能没有能力做”。

企业加入绿色倡议是很好的自我承诺和相互监督。但是这些倡议往往缺少约束性。ESG由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首次提出，UNGC亚太区首席代表刘萌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机构自身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验证、考察加入的企业，但会有许多媒体、投资者、NGO查看平台上的企业的“进展情况通报”，有企业因为违规被除名。

相较于政府的罚单，企业对于第三方的监督回应的积极性低。比如环保组织针对特斯拉供应链污染问题发布了多次报告（详见南方周末报道《绿色光环下的污染：特斯拉供应链调查》）。2019年起多次致信特斯拉，但直到2021年9月30日，特斯拉才对环保组织做出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非公开回应，且没有披露涉及环境违规问题供应商的具体整改措施。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3日，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街头的反对“漂绿”活动。（视觉中国/图）

如何祛漂

“原罪”企业转型也不难

对于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来说，绿色低碳转型挑战最大。甚至具有“原罪”——任何绿色承诺都被放在聚光灯下，容易被打上“漂绿”标签。

西班牙IESE商学院教授Pascual Berrone在《绿色谎言》一书中将公司层面的漂绿行为概述为五种情况，第一种即是“肮脏的业务”，指本质上从事不可持续业务，但在推行一些不具代表性的可持续产品。

对“两高”（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来说，防范漂绿首先在于守住法律底线。多家企业回复南方周末记者，2022年的处罚问题都已经得到整改。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社会学室主任阳平坚发现，很多时候整改并不困难，“只要在经营管理中稍微用心一点，就可以整改到位”。

比如领到千万罚单的神华旗下公司项目，神华在其2023年3月的《海外监管公告》中提到，项目已在整改中，产能核增环境影响报告已上报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审查，预计2023年下半年取得批复。

针对绿色金融为避免“漂绿”，难给“原罪”企业投融资的情况，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认为，绿色金融不包含的领域，“转型金融”可有效补充。“转型金融”扩大了潜在发行人和投资者的可选范围，在收益和目标类型上更加灵活，通常也与企业绩效相关联。高透明度既降低“漂绿”的风险，也是高碳产业绿色转型的认可。

而企业也需要扭转思维，提升对NGO和媒体监督信息的重视。“不仅仅局限在公关层面，许多NGO披露的信息对行业也有借鉴意义。”汇业环境资源与能源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律师张秀秀建议。

对于长期目标，张秀秀认为可关注企业是否提出了分段目标，是否在每段时间都兑现了承诺。王遥也提到，企业要积极借用数字化技术，将目标分拆成可量化、可测算、可追踪的定量指标，定期披露。

对于专业性，“双碳是一个新事物，企业对新事物的理解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大家都来关注，都来积极地表态是好事。”阳平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企业是因为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自己没能实现目标，还是为了扩大宣传或者掩盖不绿的行为，二者需要作出区分。

监管机构出手，第三方作审计

欧洲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已对漂绿行为“出手”。2022年9月，荷兰消费者与市场管理局（ACM）发布报告显示，H&M和迪卡侬因为标注了绿色标签但未做详细说明，涉嫌“环保误导性宣传”。两家公司都作出了解释，但南方周末记者在H&M中国官方网上商城的中英文界面，消费者仍可通过“环保心选”“Conscious choice”标签筛选出产品，且在商品详情页未做详细解释。

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也已经开始制定法规对企业的“漂绿”行为进行监管。法国在2022年4月通过了法令，企业若在广告中声称其产品或服务是“碳中和”“零碳”“碳足迹为零”“气候中立”“完全抵消”“100%抵消”等词汇，需要公开报告，以描述被宣传产品或服务的碳足迹，优先避免、减少和补偿这些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否则禁止如此宣传。

如何推动企业信息披露的数据质量，王遥建议，可以借鉴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独立审计机制，引入独立鉴证机构。鉴证机构需要审查报告数据是否真实合理，对重要性或风险进行评估，严守数据安全和权益保护要求，减少虚假报告内容带来的“误导”。

针对企业供应链频频出现环保问题，王遥认为，企业需要做好供应链行为准则审查，不仅对既有供应链管理政策审查，还要针对潜在风险点进行分析，包括政策、气候、产业转型、国际合作、技术迭代、市场消费行为等。

在尚处竞争初期的行业中，例如新能源车行业，比起绿色，企业可能更关注生存问题。“这些属于快速上升期的企业有一个优先级，需要把优先领域的事情处理好了，再来关注绿色环保这些事情，身处剧烈竞争中，企业首先是要活下来。”阳平坚分析。

以苹果为例，苹果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依靠供应商的企业，十多年前，不断有环保组织指出苹果供应链存在的环境问题，谴责部分供应商的污染问题已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苹果在2011年的供应商责任报告中丝毫未提及。（详见报道《绿苹果还是黑苹果？——“苹果”供应链的秘密》）

如今这些问题已大有改观。苹果设计了超过500条的评测标准组成的评估方案，通过现场走访、管理层访谈、员工访谈及审阅文档等方式对供应商的表现打分，有重大违规行为的供应商被“留用观察”，直到整改措施全部落实。苹果供应商责任《2023进展报告》显示，开展了808次独立第三方评估，从2018财年到2022财年，供应商评估表现优异的企业比例从69%上升到89.5%。

未来：谨防投资漂绿

传统产业之外，金融领域逐渐成为漂绿的“隐秘角落”。

绿色金融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能推动经济社会和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发展的受益者，如何为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是它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在阳平坚看来，金融机构目前作为还远远不够。

ESG投资为近年来的热词，但ESG数据质量、披露规范不一也给了绿色金融漂绿的空间。有的资产管理机构为了迎合热点夸大自己的ESG投研能力，甚至为非ESG产品贴上ESG的标签，而实际上并不承诺进行可持续投资。

王遥表示，随着国际范围内资产管理机构ESG投资参与度的提升，基于ESG数据开发的投资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投资者需要市场提供有效ESG投资资产。但在目前国内外ESG投资市场上“漂绿”现象层出不穷。例如，部分基金虽然宣传为ESG基金，但实际投资行为与策略不符，事实上夸大了产品的环境效益、可持续发展及抗风险能力。

国外已有金融机构因为漂绿被罚。2022年5月，纽约梅隆银行（BNY Mellon）因为旗下基金的ESG理念有误导性陈述，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罚款150万美元。同月，德国警方突袭德意志银行和其子公司德意志资管（DWS）办公室，针对DWS存在ESG基金“漂绿”行为的指控进行搜查，并掌握了一些关键证据，DWS首席执行官Asoka Woehrmann在之后宣布辞职。

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在一次演讲中也警惕道，“漂绿”企业或项目获得融资后，继续从事高碳排放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碳排放数据失真失实，导致资金资源错配与浪费，与“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理念南辕北辙。

投资界也有绿色倡议，如UNPRI（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由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牵头发起，签署方承诺在做出投资决策时需要遵循ESG议题的相关标准。

但金融机构的资金去向、信息披露比企业行为更为隐蔽，漂绿行为的识别难度可能更大。

南方周末记者 宋炳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