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典型的全球南方成员，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是天然的同盟军，其相互关系经历了从共同斗争的政治框架到经济合作的经济框架的转变过程。总结历史经验，置身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正确相处之道是聚焦天然同盟军的身份定位，恪守中和哲学，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打造全球治理伙伴关系，努力塑造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全球安全的守卫者以及全球文明的传承者，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中坚持开放合作、共赢共享和命运与共。

　　作者：赵可金，复旦大学法学（国际关系）博士，现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长聘教授。 

　　近代以来，在数百年时间内，人们理解国际事务一直停留在大国关系的框架内。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后，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及冷战体系，都以大国关系作为界定世界秩序的基础坐标，甚至国际关系的理论构建也以大国关系为基本框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实现民族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为主体的南方国家，一直通过抗争大国关系的政治经济努力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冷战结束后，以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非国家行为体更是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重塑世界新秩序。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国家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脱钩断链”大大抑制了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塑造新秩序的热情。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南方借助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

　　事实上，南北关系是一个老话题。最早提出南方国家概念的是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Ａｌｆｒｅｄ　Ｓａｕｖｙ），他主要从经济意义上界定这一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在美苏对峙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从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到“七十七国集团”，一直持续到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南北关系一度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核心概念。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Ｃａｒｌ　Ｏｇｌｅｓｂｙ）最早提出“全球南方”一词，此概念具有非西方的意识形态背景。但是，这一概念最初并未引起学界重视，人们更倾向于接受“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等概念，加之南北对话在１９８１年墨西哥坎昆会议后陷入停滞，南北关系的研究更加趋于弱化。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世界变得扁平化，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南方国家越来越向全球南方转变。以１９９１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为标志，南方委员会强调南方国家需要在全球层面共同努力，“全球南方”逐渐取代“第三世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及新冠肺炎疫情，都在深刻塑造着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全球南方就是在一系列全球大变局中逐渐浮现出来的概念。２００３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名为《打造全球南方》的倡议，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概念的关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分歧日益凸显。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稳步推进。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差距和分歧日益扩大，“全球南方”开始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出现了一系列专门以全球南方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期刊和论文。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南方国家没有按北方国家的设想在俄罗斯和美西方间选边，美国无法与大多数南方国家建立反俄联盟，这进一步刺激了欧美发达国家战略界和学术界展开关于全球南方的讨论热潮。２０２３年，关注全球南方的国际会议十分密集，印度举办“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专门讨论“全球南方之声”，慕尼黑安全会议出台的报告数十次提及“全球南方”，日本举办“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专门邀请部分“南方国家”出席并将全球南方纳入峰会议题，南非主办的金砖峰会将“全球南方”的热度进一步抬升，古巴哈瓦那举办了强调全球南方立场的“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全球南方的能见度与声量愈来愈高。世界似乎正在浮现出一个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全球南方”，其涵盖了１３０个国家，不仅南方国家之间的南南互动加强，北方大国也在争夺全球南方的领导权，全球南方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

　　然而，鉴于南方国家存在不同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彼此并非铁板一块。如何在学理范畴上界定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如何在全球战略框架中理解和界定全球南方，如何定位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研究面临的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战略意义的课题。

    第一，全球南方的本质属性

　　全球南方是一个什么范畴？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本质区别并非在于地理意义。事实上，一些国家虽然身处北方，但属于南方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地处南方，但本质是北方国家，世界划分为南北是比较相对而言的。“南方”的概念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１９５２年，阿尔弗雷德·索维受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内社会的“第三等级”启发，用国内的“第三等级”（ｌｅ　ｔｉｅｒｓéｔａｔ）类比世界范围内的“第三世界”（ｌｅ　ｔｉｅｒｓ　ｍｏｎｄｅ），用来指涉“贫穷的国家”和“殖民地”。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随着一大批殖民地国家独立，人们开始将其称之为“南方国家”，“南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提法类似，都统称那些历史上曾遭帝国主义入侵或被殖民、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的国家。

　　同时，北方国家相对于南方国家的概念被提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在彼此之间开展的南南合作，还是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的南北对话，南方国家都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一面旗帜。然而，随着拉美国家“依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困难，１９８１年墨西哥坎昆会议的南北对话陷入停滞，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下降，并纷纷寻求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南方”的概念受到学界关注。刘德斌教授概括了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南方概念：一是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探究南方国家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二是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研究，强调在冷战后全球化数十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跨国（跨区）“全球南方”网络；三是把“全球南方”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分析结构的探讨，强调一种全球南方视角的研究。事实上，上述三个层次的概念不同，需要严格界定和精准区分。归结起来，学界对全球南方概念属性的界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一）作为经济范畴的全球南方：经济分化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南方最初是一个经济范畴，被界定为前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些国家之所以南方化，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

　　北方国家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导致南方国家在发展程度上低于北方国家，使之成为北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维持的条件。１９７７年，联合国成立了以联邦德国政府前任总理勃兰特为首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该委员会于１９８０年发表题为《北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的报告，将“勃兰特线”（Ｂｒａｎｄｔ　Ｌｉｎｅ）作为区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分界线。其中，界线以北为北方国家，包括北美、西北欧、日本等富裕国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等；其余国家皆划入界线以南，被称为南方国家。因此，“南方”指代发展中国家，南北关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此，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为南方国家主要依据是观察其是否已完成现代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世界尽管也有东西南北的差别，但并不具有现代意义的南北内涵。当时的世界分化在生产方式上呈现为农业生产方式和游牧生产方式的分化，历史的分界线也主要按照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展开。罗马帝国、中华帝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被视为处于南方，但却被称为文明古国。相比之下，来自北方的欧洲游牧文明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被视为是三大蛮族。同样来自北方的亚洲游牧文明比如匈奴、鲜卑、羯、狄、羌等被视为蛮族，而汉族则被视为是文明社会。因此，在近代以前，南北分化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而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界线。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后，南北分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所导致的经济分化的产物。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的海外探险、美洲金银的发现和跨大西洋贸易圈的形成，推动了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最先出现在北方，这推动了北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欧洲列强的现代化撕裂了平静的世界，全球北方的快速发展及因殖民主义和海外扩张历程造成的南北差距拉大，塑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分界线。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经济范畴的现代意义上的南方概念出现了。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区分取决于经济分化导致的发展程度差异，北方国家是那些完成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而南方国家则是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南北之间的经济内涵差异。

　　（二）作为政治范畴的南方：政治分化

　　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从殖民体系中独立，南方国家开始从经济范畴步入了政治范畴。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全球南方是与帝国、大国相比较而言的，它以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为基础，认为世界是一个由帝国、霸权国和大国领导下的等级化结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没有大国和霸权国的领导，国际秩序不可能实现。即便是对于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者来说，在没有霸权国领导的情况下，制度化合作也并非易事。在此种世界观下，北方国家的帝国体系是文明的，而帝国体系中的南方国家是不文明的，帝国更迭和大国兴衰导致了世界秩序变革，以上是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主流观点。

　　从政治范畴来看，北方和南方的分界线是大国与小国的分界线。这是相对于全球北方大国及其霸权体系而言的，即便一些南方国家赢得了政治独立，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仍无法摆脱全球北方大国的控制。全球北方国家通过超强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制度和规范（比如人权、法治、民主等）对全球南方国家施加限制，造成了南方国家的不发达状态，而且南方国家本身存在的社会不平等、腐败政府和暴力冲突也是历史上北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造成的。面对此种来自北方国家的有形和无形控制，南方国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抗争运动和社会运动，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联合阵线。比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的亚非会议，６０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以及７０年代以来在联合国框架内形成的“七十七国集团”等。随着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发展，全球南方开始成为一个政治范畴。与北方国家谈判时，南方国家呈现出类似的态度和立场。从经济和发展的角度而言，在新自由世界经济中的融合程度和民主化程度是衡量南方国家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现代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创立，民族主义则是复制欧洲历史经验的产物。没有建立起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且在政治上通过相互协作来与北方国家谈判的国家，被视为是南方国家。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被视为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秩序，美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重塑了整个世界，其通过军事干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常规武器实现威慑，依靠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以及选择性的市场机制来领导世界。在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框架下，全球南方被视为是与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相对的政治经济概念，那些与西方国家存在政治经济差异且不发达的国家统称为南方国家，所谓的全球南方只不过是将南北关系置于经济全球化视阈的产物，强调全球性的地缘政治关系。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位于“勃兰特线”以南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总之，作为政治范畴的全球南方，主要是基于权力分化，从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对立面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南南合作思潮，都是政治意义上的全球南方。

　　（三）作为社会范畴的南方：身份分化

　　除了作为政治经济范畴的南方外，还有一些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从社会学意义上讨论全球南方，认为全球南方主要是一种社会网络的文化建构。西方左翼思想家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进行了理论建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来自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结构性问题既有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帝国中心和半边缘、边缘国家的关系，也具有地缘经济意义上的等级化，还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等级化。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全球南方大致是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建立的一种身份认同。与世界体系理论相关的拉美“依附论”则认为，造成南方国家不发达的原因是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论”和“经济决定论”，不发达国家要想发展起来必须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论”成为全球南方主要的理论基础。此外，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还强调北方国家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导致了全球南方的不利地位。

　　在许多思想家看来，全球南方也并不完全指南方国家，而是包括全球北方的贫困社区和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人群。由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加剧，一些学者在谈论“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时，分别指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富裕或贫穷社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安妮·加兰·马勒（Ａｎｎｅ　Ｇａｒｌａｎｄ　Ｍａｈｌｅｒ）强调“全球南方”概念应关注资本主义外部性的非属地地理特征，认为全球南方是相对全球北方的身份建构产物。美国普渡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Ｊ．洛佩斯（Ａｌｆｒｅｄ　Ｊ．Ｌóｐｅｚ）则认为，“‘全球南方’是一种反建制派的身份标识，标志着世界上的下层人民相互承认他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边缘的共同处境。”在很多学者看来，“全球南方”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所有反对建制派的亚非拉“底层”、“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及新兴的“三大洲运动”的组织者，都是“全球南方”。事实上，尽管全球南方有文化和认同方面的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和政治。“文化建构论”的贡献在于看到全球南方身份认同的北方来源，但将全球南方扩大到北方国家的反建制主义思潮是不正确的。尽管全球南方与北方反建制主义有着共同的政治反对目标，但它们在经济和政治属性上存在本质差异，不可等量齐观。

　　不管从何种意义理解，南北关系都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中一对重要关系。当今世界之所以区分南北，本质并非要划分地理意义上的南北，而是要划分国际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南北。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部长王毅提出全球南方的如下共同特征：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和公道正义的共同主张。这一界定兼顾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方面特征，归结起来涵盖了界定全球南方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两个维度：一是经济属性，全球南方特指那些经济上不发达和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南北之间的经济分界线是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二是政治属性，全球南方特指在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全球力量，那些致力于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全球力量。从南方国家到全球南方的演变，主要由将南方置于全球一体、地球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所界定，指那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南方国家。因此，所谓全球南方，并非指地理上的南半球国家，而是基于经济分化、政治分化而形成的，与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北方国家相对应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没有完成国内现代化（比如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不能称之为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自主但没有与北方国家建立地缘政治的国际联盟关系（比如菲律宾、泰国等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同盟，政治上难有独立立场，也不能称之为全球南方国家）。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国家才能被称为全球南方国家。至于全球北方国家中被压抑的贫困群体、身份政治者和反建制主义者，其能量主要通过北方国家的国内政治释放出来，至多与全球南方有着类似的经济属性，但却不具有全球治理的共同政治属性，在南北关系上停留在北方国家内部的国内政治框架里，不具有国际关系的外交和战略意义。王毅在约翰内斯堡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明确指出，“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作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的特别咨询机构的“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严格将“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纳入“全球南方”７８个国家的名单之中，这是目前国际多边组织有关“全球南方”范围的最权威界定。然而，在识别全球南方时，相关描述也没有从根本上抓住全球南方的政治经济属性。

    第二，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

　　中国是天然的全球南方国家，因为中国符合没有完成现代化的经济特征和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的政治特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２００４年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奋斗历程，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难题和任务，对当前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有着相近看法和诉求，是“全球南方”大家庭的天然成员，是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所以是天然同盟军，主要因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共同点：（１）中国与南方国家有共同的历史境遇。在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都曾有过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剥削和奴役的共同经历，这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历史基础；（２）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都面临现代化任务，全球南方与发达国家相比之所以能团结在一起，是因为都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是存在内在契合之处，这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利益基础；（３）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拥有着共同的治理诉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都是不公正、不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受害者，都希望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赢得一席之地。作为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天然地是全球南方中的一员，与其他南方国家是天然同盟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没有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紧密的结盟关系，而是推动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深化拓展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发展伙伴关系的鲜明特征。在天然同盟军身份定位的基础上，中国作为典型的全球南方成员，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相互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根本目标、关系重心和优先次序不断调整。结合国际结构和国家战略两个因素，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从共同斗争的政治框架到共同发展的经济框架的发展历程。

　　（一）共同斗争的政治框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面对美苏对峙的冷战两极格局，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框架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尽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曾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的判断：“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和多次中央会议上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此种国际结构和国家战略影响下，中国在外交上也坚持将阶级斗争作为核心概念框架，与南方国家的关系基本呈现为共同斗争的政治框架，核心逻辑是中国与南方国家开展共同斗争，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自主发展的正当权益，在具体战略思想上经历了从“中间地带”思想到“三个世界”思想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对南方国家的理解被纳入世界革命的战略框架，将南方国家视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同盟者。早在１９４６年８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就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国对外战略历经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转变，但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外交战略框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将南方国家界定为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谈话时说：“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在毛泽东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随着亚非拉国家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获得独立并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毛泽东看来，广大亚非拉国家是反对美苏两霸的团结对象与合作对象，“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无论是在西亚非洲地区的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巴勒斯坦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还是在拉丁美洲坚决支持古巴革命、巴拿马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斗争和多米尼加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中国一贯支持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维护民族独立。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三个世界”的著名战略论断，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被视为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日本外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还解释了区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指标和经济指标，“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根据原子弹数量和富裕程度两个指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将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重视与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在世界革命的战略中，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关系被纳入共同斗争的战略框架。从亚非会议开启的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到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再到中国支持“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尽管斗争对象有变化，但中国与南方国家共同斗争的战略框架没有根本性变化，中国与南方国家共同斗争的最主要工具就是政治斗争和对外援助。

　　（二）共同发展的经济框架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党的十八大，适应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新形势，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框架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石油危机极大冲击了美苏争霸格局，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大大提升，维护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同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中国外交的战略重心也转移到推动现代化建设上来。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仍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但各项工作的战略重心显然已聚焦于促进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国际共同发展，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概念框架。在这一概念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对南方国家的理解主要被纳入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认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推动南北对话，推进南南合作，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呈现为共同发展的经济框架，其核心逻辑是中国与南方国家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超越意识形态限制，广交朋友，在战略思想上日益形成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新理念。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但决不当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的根本立足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提出了“东西南北”的问题。１９８５年３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站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核心问题的战略高度，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战略全局的地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邓小平认为，中国外交政策归根结底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因此，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然而，在强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的同时，邓小平也提出了“千万不要当头”的战略思想，即便是面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希望中国当发展中国家的头”一起来抗衡美苏霸权的期待，邓小平提出“决不当头”的思想，“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在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身份定位基础上，中国与南方国家间的关系形成了共同发展的框架，中国积极推动南北对话，推进南南合作。改革开放以前，在共同斗争的框架下，中国对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更多基于政治和战略考虑，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规模单方面的经济援助，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关系服从外交政策考量，援助效果不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考虑的一面更为凸显，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开始朝着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方向调整，先后提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以及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中国经济外交指导原则。１９８２年１月，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指出：“‘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改变了单方面无偿援助的模式，开展了基于平等互利的多种形式经济技术合作，合作内容拓展到发展合作、经济贸易、金融投资、基础设施、能源和气候合作等众多领域，逐步形成了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和合作框架，中国与南方国家日益形成了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合作关系。

    第三、探索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相处之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也步入新时代，变乱交织、危机叠加的新形势，要求探索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正确相处之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挑战，既面临大国博弈、地区冲突及全球南方领导权竞争等传统国际关系挑战，也面临债务危机、跨国犯罪、气候变化、能源冲突和数字化转型等新全球性挑战，还有全球南方国家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基本国情、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多样性引发的内部挑战等。如何克服诸多问题和挑战，夯实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天然同盟军的身份认同，做好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大文章，是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南方外交关系的核心问题。

　　探索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正确相处之道，必须将其置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运筹，找到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和发展繁荣之基，进而探索共同治理之道。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彼此激荡的新形势，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来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突破了以往以国家主义为本位的外交框架，确立了平衡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中和哲学。中和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哲学观点，“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中，“中”是世界观，强调在为人处事和治国理政中追求持中守正、不偏不倚的恰当立场，崇尚天人合一、过犹不及的适当境界；“和”是方法论，强调在协调矛盾和调解争端时坚持尊重差异、以和为贵的基本态度，追求开放包容、和合共生的理想愿景。

　　在处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时，中和哲学的基本逻辑是恪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位的“中”的世界观，弘扬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和”的方法论。其中，全球主义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恪守的“中道”。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国家主义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发展繁荣之基，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明确利益的“和道”。中国反对一些西方战略家所推崇的文明冲突论，反对形形色色的“例外”论，以及“双重标准”，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文明观，推动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中国始终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中外人文交流，与全球南方加强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显然，平衡全球主义价值观和国家主义利益观的中和哲学，就是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正确相处之道，这要求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要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确立安身立命之本，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明确发展繁荣之基，积极探索中和哲学指导下的全球共同治理之道，携手成为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全球安全的守卫者、全球文明的传承者。

　　（一）全球发展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是全球南方的最大利益基础。相比北方国家，全球南方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发展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现代化的落差。因此，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要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当前全球基尼系数已接近０．７，严重超过了危险线。因此，推进现代化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全球南方人民的共同期盼。

　　推进现代化，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天然同盟军的利益基础，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这是新时代中国全球南方外交的首要任务。中国提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国际、地区和双多边合作平台推动了与全球南方国家在资金、技术、标准、人才等方面的有效合作，着力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同培育市场新需求，释放国际发展新动能，拓展了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空间，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积极响应。未来中国应在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积极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与全球南方携手提升共同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全球南方现代化的交流、合作与共建，推进全球南方国家治国理政的经验分享和发展合作，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不断提升全球发展共同体的质量和成色。

　　（二）全球安全的守卫者

　　全球安全是全球南方的最大公共产品。尽管全球南方都实现了政治独立，但仍面临复杂的安全挑战，其中既包括由历史恩怨、领土争端、宗教摩擦和族群冲突引发的传统安全挑战，也包括经济安全、供应链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加之一些大国通过各种方式干涉全球南方国家的内政，争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权，全球南方国家又普遍缺乏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存在大量地区热点问题和政局动荡局势。如何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保障，推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迫切要求。

　　推进全球安全合作，铸牢天然同盟军的安全屏障，共建全球安全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全球南方外交的工作重点。对此，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通过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致力于探索地区热点问题的综合治理之道，在朝鲜半岛核、伊朗核、乌克兰危机、中东和平进程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未来，中国应在全球安全倡议的框架内，坚定站在全球南方国家一边，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为全球南方国家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劝谈促和，维护稳定，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防止外部干涉的能力。同时，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信任与磋商机制等国际组织和地区安全机制框架内的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应对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能源格局转型、人工智能治理和全球供应链调整中全球共同安全挑战，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磋商和沟通，不断丰富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创造性实践，共建全球安全共同体，努力做全球安全的守卫者。

　　（三）全球文明的传承者

　　全球文明是全球南方的最大比较优势。全球南方虽然经济发展落后，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古老文明传承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前，现在的全球南方都有着古老的文明，如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巴比伦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波斯文明、中华文明、玛雅文明以及阿兹特克文明等，具备深厚积淀。近代以来，全球南方之所以与全球北方差距增大，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追随北方国家亦步亦趋，在思想上没有站起来。但是，来自北方的现代化经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世济民良方。古代文明的优秀文化传统，推动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互鉴，是全球南方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推进文明交流互鉴，赓续天然同盟军的文明基因，深化中外人文交流，这是新时代中国南方外交的精神薪火。当前，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互鉴、对话、交流的新文明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与全球南方共同做全球文明的传承者。未来中国应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框架内，举行全球文明大会，推进全球南方文明对话，推进教育、文化、艺术、旅游、体育、青年、宗教等各领域的人文交流，坚决抵制“文明冲突论”，反对以意识形态画线和阵营对抗，在共同建设开放包容世界中铸牢全球南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维护和巩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精神纽带，夯实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置身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对南方国家关系应聚焦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深化人文交流，积极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和文明转化为共同治理的资源，发展中国在全球治理框架内的伙伴关系。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要求中国与全球南方一道，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既重视在联合国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已有治理框架内推进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战略沟通，在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也重视在已有治理框架外的战略创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推动深海、太空、极地、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疆域的治理平台和治理机制创建，不断增强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第四，结语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南方是一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政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治经济力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必须从政治经济意义上高度重视全球南方及其对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有具有的历史性意义。然而，全球南方是一个发展、安全、文明问题的复合体，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力量重叠交错，这不仅导致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互动的过程中很难保持一个声音，而且在其内部也存在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因此，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是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新兴市场国家，在处理与全球南方关系时必须高度谨慎，避免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天然同盟军。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共同的发展任务和共同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先后确立了共同斗争的框架和共同发展的框架。中国不能丢弃所有这些关系资源，并应将其不断巩固完全和发扬光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应在明确天然同盟军定位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正确相处之道。特别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应确立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中和哲学，发展与全球南方的全球治理伙伴关系：一方面，必须突破国家主义的封闭阵营，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导向，坚持正确义利观的中和之道，在全球主义框架中谋划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中国还应在国家主义的框架中谋划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治理伙伴关系框架，致力于打造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全球安全的守卫者、全球文明的传承者，做负责任、敢担当的新型大国。总之，共赢共享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利益基础，开放中和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价值要义，命运与共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必由之路。（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