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的概念一直颇有争议，立场不同的人对其定义存在着不同的认知。2020年9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10093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49%的人认为取消文化是旨在向他人问责而采取的行动，14%的人将取消文化定性为对言论自由和个人历史的审查，12%的人认为取消文化是用于伤害他人的卑鄙手段，余下的人有的认为是遭到解雇或抵制的挑战，有的认为是对传统美国社会的攻击，还有的人认为是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等的抵制，甚至有人认为是对人们行为的歪曲。

图片：美国公众对取消文化的第一印象 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事实上，欲理解取消文化，则必须明确何为“取消”。根据《韦氏大词典》，“取消某人”（cancel somebody）意味着“停止支持此人”（to stop giving support to that person）。而“取消”一词首次用于人物则出现在美国流行乐队Chic于1981年推出的专辑《Take It Off》中，其中有一首歌名为“你的爱被取消了”（Your Love Is Cancelled），用“取消”这个坚决的词语来表示不再和对方交往。1991年，电影《万恶城市》（New Jack City）参考此曲，以“取消”表示抛弃一名女性。但直到2017年的MeToo运动，“取消”一词才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总的来说，“取消文化”可以被理解为利用社会舆论压力对发起某一类言论或做出某一行为的人或企业进行压制、反抗或者制衡的做法，目的是使其失去原有的社会支持，无法在原有的社交圈或专业领域继续存在。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取消文化也可以被视作网络时代的一种放逐或孤立形式，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封杀”。

二、取消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作为一种行为或思潮，取消文化本身难以被判定为积极或消极，其掌握在美国不同的群体中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首先，取消文化是弱势群体争夺话语权的利器。长久以来，美国社会是一个种族主义有机体, 在其复杂、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组织和制度中都充斥着种族主义压迫。白人的经济支配、种族等级制度、白人种族框架共同构成了压迫体系, 各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发生作用。而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为代表的一系列斗争与反抗成功将这一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2020年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后，美国五分之一的人冒着疫情、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的危险参加了一场又一场广泛而持久的抗议游行。与此同时，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形成了广大的黑人社群，与线下活动遥相呼应，赢得了大量支持和关注。面对“取消”警察暴力执法的大规模抗议，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关于警察系统改革的行政令，拜登政府上台后众议院也通过了相关法案以防止警察暴力执法。此后，取消文化进一步扩散到文艺界，经典电影《乱世佳人》由于涉嫌矮化黑人、美化蓄奴制而一度遭遇下架，《老友记》的主创也因演员构成缺乏种族多样性而含泪道歉。可见，取消文化对于少数族裔的生存环境和舆论环境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同样，在男性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美国社会，MeToo运动、2017年女性大游行（2017 Women's March）等女权运动使得众多女性受害者得以团结起来发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话语权。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迫于多项性骚扰指控下的巨大舆论压力而引咎辞职，连其本人也将辞职的决定归咎于“取消文化心态”，不能不说这是取消文化在女权领域的一场胜利。

图片：MeToo运动 来源：Economist

然而，“弱者的武器”如果运用不当就很容易蜕化为“强者的工具”。除了像BLM运动、MeToo运动这样少部分旨在以公共议题为切口来“取消”不公正待遇的行动，大部分行动试图“取消”的皆为个人。由于普通的个体并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被取消”的常常是特定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精英。但这些精英本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会因为取消文化而轻易销声匿迹，反倒会强化其固有支持者对其的同情心理。而在现实中，取消文化代表的主要是自由派，特别是极左派的价值取向。当“取消者”们基于自身的“政治正确”对保守派精英大加挞伐和抵制时，殊不知无形中推动建构了保守派精英的“受害者”形象，这一点极易被保守派加以利用，来引发民众的共情感，从而巩固甚至扩大自身的阵营。以特朗普为例，他在2021年国会山暴乱后被美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封杀，其Facebook和Twitter的私人账号基于“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the risk of further incitement of violence)被长期关停，发声的权利俨然被“取消”。但特朗普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着手创建自己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在发布第一天成功登上了APP Store免费软件下载量的榜首。借助这一平台，特朗普大肆抨击主流社交媒体捍卫自由派和破坏言论自由的天然倾向，收割了极高的曝光度和支持率。从特朗普渲染“反社交媒体垄断言论”可以发现，面对“被取消”命运的保守派完全可以煽动自身阵营针对自由派的敌视情绪，凝聚起“反取消文化”的巨大能量。作为“被取消者”的保守派人士甚至以“被取消”为荣，以“被取消”为纽带，抱团取暖，声势日隆，极大地削弱了取消文化本应发挥的良性作用。

如此一来，取消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演变为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战场。一方面，自由派与保守派围绕取消文化掀起了针锋相对的审查浪潮。在媒体领域，自由派控制的主流媒体早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就经常故意删除意识形态右倾的文章。到了2018年，Twitter被曝出通过篡改搜索算法来限制某些共和党官员的可见度，而民主党官员丝毫未受影响，被特朗普谴责为“暗中封杀”（Shadow Banning）。2019年5月，Facebook封停了7名保守派人物的账号，宣称他们违反了针对“危险个人和组织”的规定。2020年大选期间，Twitter还对不实信息展开了地毯式的事实核查，在可能含有虚假信息的推文下标注带有感叹号的标签，如特朗普对邮寄选票的攻击就被标注为可疑信息，他的某些推文甚至被禁止转发、点赞或回复。作为反击，一些共和党控制的州出台相抗法案，如佛罗里达州于去年年初颁布新法令，禁止网络平台封停任何政治候选人的账户；威斯康星州于去年10月出台法令，允许个人和媒体机构起诉审查内容的社交媒体公司。同时，保守派在舆论上大力造势，以吉姆·乔丹（Jim Jordan）为首的五位共和党议员于2020年发布了一份名为《控制大型科技公司对保守派的审查》的报告，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列出了Twitter、Google、YouTube、Amazon等硅谷科技公司对共和党人的不公平审查案例。此外，除了特朗普的真相社交平台，保守派还创立了Gettr、Gab、Parler等数个媒体平台，以抗衡左翼主流媒体的垄断。

图片：Truth Social 来源：Time

在教育领域，保守派意图“取消”通过严格的种族镜头来看待人类历史和社会认同的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从2021年1月开始，二十多个州的共和党议员陆续提出法案，攻击该理论，要求学校禁止讨论社会正义。犹他州、得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田纳西州通过法案，禁止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另外，包括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在内的至少25个州在推进类似的法案或法律。2021年11月2日，商人出身的政治素人格兰·扬金（Glenn Youngkin）击败民主党人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坚决支持禁止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赢得了大批选民的支持。尽管自由派很快作出回击——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州长于5月初签署了禁止其所在州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法案后就被驱逐出1921年塔尔萨种族大屠杀百年纪念委员会，但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无疑落了下风。

另一方面，取消文化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大众行动容易变为“上私刑”（vigilantism），在缺乏正当程序和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却急于进行定罪、围攻和指责，所谓的民众审判无异于多数人的暴政，甚至可能造成对司法权的僭越。面对自由派的攻势，自特朗普在任期内任命三位保守派大法官以来，最高法院的保守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在今年3月直言其经常担心取消文化会导致最高法院政治化，进而削弱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损害司法机构的信誉。不难看出，两派围绕取消文化展开的斗争在司法领域也产生了负面效应。

综上所述，取消文化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成效的纠偏机制，能够利用舆论的力量对不当言行进行纠正和惩罚，有利于实现平权等一系列平民诉求，但由此也助长了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立，成为政治极化的助推器。

三、取消文化难取消

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说，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的重心逐渐从阶级政治转化为身份政治。左翼对构建范围更广的经济平等的关注减弱，转而更多地关注如何促进各个边缘群体的利益，如少数民族、移民、难民、妇女和性少数群体（LGBTQ）。与此同时，右翼将其核心使命定义为对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式维护，弘扬传统文化和宗教，强调本土身份并抵制移民和难民。在此背景下，今天的美国文化、宗教、族群多元化，开始走向分裂、极化、碎片化。

毫无疑问，取消文化的背后反映了一场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以轰轰烈烈的BLM运动为例，在此期间一些历史人物成为“被取消”的对象，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有关的公共纪念物遭到“清算”。罗伯特·李（Robert Lee）等南北战争的将领和领导者的雕像被拆除，甚至因为美国国父华盛顿、杰斐逊被认定为奴隶主，其雕像也遭到抗议者的严重破坏；密西西比州停用带有南方标志的原州旗，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宣布禁止在其单位上展示美利坚联盟国国旗。事实上，南北战争结束后，虽然奴隶制被废除，但种族主义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近年来，由于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制造业不断发展，美国的制造业逐渐衰落，同时新涌入的拉美裔移民在服务业占据大量就业岗位，导致黑人失业增加，犯罪率上升、吸毒、单亲家庭、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随之而来，黑人向上的阶层流动愈发困难。饱受屈辱而无法改变现状，由此产生愤恨的黑人群体在美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构成了身份政治的基础。他们不得已以暴力方式发起一场场“取消”运动，试图唤起主流社会的关注。不仅是黑人，其他少数族裔以及性少数群体的取消文化都带有强烈的身份政治色彩，而且往往有其结构性根源，唯有着手弥合社会分裂才是破除取消文化负面效应的正确之道。

正是因为取消文化折射和强化的诸多国内矛盾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推动取消文化外溢成为美国政府转移国内矛盾、提高外交政绩的手段。2018年11月，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aff Session）宣布旨在打击中国科技与经济竞争力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具体的行动方略是对知识产权进行严格保护，严格审查美国科研人员与中国的联系，对“偷窃”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到目前为止，中国行动计划一共涉及77个案例，148人受到指控，其中近九成是华裔科学家。在科技领域高强度的司法审查营造了类似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氛围，取消文化从个体的自发行为转变为由国家亲自下场运用公权力封杀特定群体。一方面，这是同中国进行科技竞争的战略需要；另一方面，这与华裔乃至亚裔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密不可分。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的最新报告显示，8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手；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对华强硬的政策，近五成美国人认为制约中国的影响力与实力应该是美国的头号外交政策目标。而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最新调查，2020年美国的仇恨犯罪达到了12年来的历史新高，针对亚裔的袭击从158起跃升至274起。美国主流社会仍然固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认知，华裔科学家依旧会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怀疑对象。因此，对华裔科学家奉行“取消文化”是迎合国内民意的特殊导向。

而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取消文化”战，为的是剥夺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更是为了联合欧洲实现“去俄罗斯化”的目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文化在欧洲大陆具有特殊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艺术作品和文化遗产就曾成为“受害者”。而现在，文化作为俄罗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西方国家正对此实施新的制裁。“欧洲对俄罗斯文化的怨恨和仇恨，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文化就是俄罗斯，摧毁俄罗斯文化艺术就是剥夺俄罗斯人的根基。”通过广泛的文化抵制，美国希望打击俄罗斯的名誉，希望给俄罗斯社会制造前所未有的孤立感，从而建立一堵二元对立的“文化隔离墙”，激起国内民众的反俄情绪。

从本质上讲，面对取消文化笼罩下千疮百孔的国内社会，美国迫切需要树立一个强大的外部威胁来团结民意、凝聚民心，而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是理想的“敌人”。由此看来，取消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被“取消”。

四、结语

取消文化看似新鲜，实际上古已有之。只不过在那个时候，是上层对底层的取消，是主流群体对边缘群体的取消，让人习以为常。在今天的美国，弱势群体敢于运用取消文化这一武器争取合法权益，其进步性和突破性获得了诸多关注，值得肯定。然而，他们运用取消文化的手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科技巨头的垄断力越来越强大，标榜政治正确而过于激进的手段不利于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许多“误伤”，甚至损害言论自由。同时，过度追求“取消”本身容易在左翼内部和弱势群体中间形成党同伐异的风潮，为了取消而取消，与初始目标渐行渐远。总之，“取消”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欲真正凝聚社会共识、破除政治极化，在“取消文化”之后还须建立联结不同群体的沟通机制，实现平等而包容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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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陈牧天

本文审校：

葛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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