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1. 日本人长期以来认为生命属于国家而非个人的理念。

2. 许多日本士兵承认，杀人对他们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

3. 当她发现自己的写作和演讲技巧如此受欢迎之后，她知道自己无须再为任何人工作了。极少有人能在30岁时获得这种自由，为公司或其他机构工作很容易使人变得顺从。当其他人不断根据上级和同事的反馈调整自己的行为时，纯如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3年却不必在意其他任何人的看法。我认为，纯如在许多人眼中的反常行为并不是精神疾病的结果，而是因为她足够幸运，可以随心所欲地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4. 医生诊断她患有躁郁症并为她改换药物两天之后，纯如的母亲在她手包中发现了一份里德枪械商店的枪支安全使用手册。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她计划买枪的迹象。

5. 日军曾正式宣布强暴敌国妇女为非法行为。[插图]然而，强奸在日本的军事文化和迷信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没有人认真执行这项规定。许多人相信强奸处女能够让他们在战斗中表现更神勇，有些士兵甚至随身佩戴着用受害者的阴毛制成的护身符，他们相信这些护身符具有使他们免于受伤的魔力。

6. “或许在强奸时，我们把她看作一个女人。”东史郎写道，“当杀掉她时，我们只是把她当作猪一般的动物而已。”

7. 亚洲的儒家文化把妇女的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并且根深蒂固地认为，任何有如此耻辱经历的妇女如果不自杀，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侮辱。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只有极少数妇女勇敢地打破沉默，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所遭受的苦难进行经济赔偿。

8. 在那些手持步枪和刺刀的年轻士兵心中，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实施如此残酷的暴行？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写道，由于日本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不具有普世性，而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一旦到了国外，这些规范很容易就被置于脑后了。

9. 回顾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在战争期间实施残忍的暴行显然并非某个民族或某种文化独有的现象。文明的外衣似乎过于脆弱，人类很容易将它弃之不顾，在战争的压力下尤其如此。

10. 当富永从广岛被派到第39师团第232联队时，他还是一名刚从军校毕业的少尉。当他被介绍给自己的部下时，富永惊呆了，他回忆道：“他们目光邪恶，那不是人的眼睛，而是虎豹的眼睛。”

11. 南京在历史上曾遭受过三次入侵。第一次入侵发生在1000多年前，即6世纪末，野蛮的游牧部落摧毁了南京城内所有的重要建筑，甚至在城墙内垦地种植。南京受到的第二次入侵发生在1853～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了南京。

12. 11月底，恐怖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南京。素有“中国纽约”之称的上海陷落。此时有超过20万日军盘踞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同时有70万中国军人正在节节败退。他们带来了所有人都不愿听到的消息。随着上海沦陷，日军正向南京进发。

13. 最糟的是，中国士兵几乎没有凝聚力和目标感。在一份关于南京战况的报告中，一位中国军官注意到，每当中国军队占领一个阵地后，就会显得无所事事，宁愿虚度时光也不会主动帮助正在附近与日军交战的其他中国部队。

14. 唐生智和两位副司令登上一艘靠煤炭驱动的小汽艇，直到晚上9点，他们一直都在等待两位始终没有到达的参谋人员。在小汽艇上，唐生智一定听到了人们相互争斗的嘈杂声和尖叫声，混杂着日军震耳欲聋的炮火声。这就是他所看到的景象——烈火中的南京。大火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可以想见，满腹屈辱的唐生智渡江时必定思绪万千。他最后一眼看到的南京是一座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城市，市民正疯狂自救，而他手下的士兵正绝望地抱着浮木，在漆黑冰冷的江面上漂流。他后来告诉友人，尽管自己20多年来身经百战，但从未经历过如此黑暗的一天。

15. 日军杀害许多中国人显然并无其他原因，只是为了取乐。

16. 一位目睹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外国人坦承：“我们更担心撤退的中国士兵会做出什么暴行……但做梦也没有想到日军会如此残暴。相反，我们原本期望随着日本人的到来，和平、安宁和繁荣将得以恢复。

17. 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上，最有吸引力的人物就属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了。对留在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是一位英雄，是“南京的活菩萨”，作为国际安全区的传奇领袖，他拯救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但对日本人来说，拉贝不太可能成为救星，他不仅是德国人——日本盟国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领袖。

18. 南京是罗伯特·威尔逊的出生地和童年成长的地方，所以一直在他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当几乎所有外科医生都离开南京时，威尔逊选择留下来并不令人吃惊。威尔逊生于1904年，从小生长在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家庭，他的家人曾在南京创立过许多教育机构。他的舅舅约翰·福开森是金陵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并在南京的一所中学任教；她的母亲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希腊学者，精通好几种语言，在南京经营一所教会子弟学校。少年时代，威尔逊甚至曾跟着赛珍珠学习几何学，赛珍珠后来因其中国题材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威尔逊在良好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并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他17岁就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大学毕业后，他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高中教了两年拉丁文和数学，后来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毕业后在纽约的圣卢克医院做见习医生，并同医院的一位护士长恋爱并结婚。但是，威尔逊没有选择在美国发展事业，而是认定他的未来在自己的故乡南京。1935年，威尔逊带着新婚妻子回到南京，在金陵大学医院悬壶济世。[插图]对于威尔逊而言，初回南京的两年或许是他们一生中最富田园风情的美好时光。那时，他们的生活节奏舒缓而迷人——与其他传教士夫妇共进晚餐，去外国大使馆参加高雅的茶话会和招待会，去配有私人厨师和佣人的乡间别墅聚会。每天晚上，威尔逊阅读中国古文，并在私人家教的指导下扩展中文知识。他还在每个周三下午打网球。有时，他会和妻子一起去湖边，在小船上进餐，泛舟湖上，穿行于红莲盛开的水巷之间，呼吸着沁人心脾的芬芳。

19. 威廉明娜·魏特琳，大多数人称她为明妮·魏特琳，当时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的主任和院长，是南京大屠杀开始后的几周里留在南京城内屈指可数的西方女性之一。多年以后人们仍然怀念她，不仅因为她曾奋勇保护数千名中国妇女免遭日军蹂躏，还因为她保存的日记非常珍贵。魏特琳是一位铁匠的女儿，1937年时，她已经51岁。魏特琳在伊利诺伊州西科尔镇的一个小农场长大，母亲去世6年后，她被送给邻居抚养。魏特琳在邻居家受到的待遇并不比仆人或农场工人好，甚至在数九寒天也要出去照看牲畜。尽管幼时贫苦，但魏特琳还是设法完成了学业，并于191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20. 安全区总共安置了二三十万中国难民——留在南京的中国人几乎有一半人口都在安全区。

21. 1937年12月初，随着日军不断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城市，记者们每天都提供最新、最真实的报道，包括战况、兵燹、中国守军最后阶段的撤退以及国际安全区的建立等。令人吃惊的是，在南京大屠杀的初始阶段，日本的报纸也刊登了大量照片，展现了日军将中国人围捕并处决，河边成堆的尸体等待处理，以及日本士兵之间进行杀人竞赛等场景，甚至还有日本记者为此深感震惊的评论。很显然，在国际舆论介入报道之前，日本政府对大屠杀前几天的情况深感自豪。攻陷南京的消息传到国内之后，日本举国欢庆。在东京，人们特意准备了庆祝胜利的“南京面条”[插图]，全国各地的儿童参加夜晚游行时手提球形的纸灯笼，里面点上蜡烛，象征日本旭日东升的辉煌。

22. 只是到了后来，日本将美国帕奈号炮艇击沉以及大肆屠杀南京居民的消息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之后，日本政府才匆忙粉饰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并试图用战争宣传取代真实的报道。幸有几位美国记者的努力，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很快就不得不面对丑闻带来的舆论压力。

23. 詹姆斯·麦卡伦在1938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日本人正试图诋毁我们在安全区所做的努力。他们恐吓和威胁可怜的中国人，使他们拒绝相信我们的话……有些中国人甚至愿意证明所有的劫掠、强奸和焚烧都是由自己的同胞干的，与日本人无关。有时我觉得我们在同疯子和白痴打交道，而令我惊讶的是，我们所有的外国人都经受住了这场磨难，活了下来。

24. 乔治·菲奇在1938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看了几份在上海发行的日本报纸和两份《东京日日新闻》。这些报纸告诉人们：早在12月28日，南京的商店就已迅速开门，恢复正常营业；日本人同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合作，共同赈济贫苦的难民；在城里打劫的中国人已经肃清；南京已经恢复和平与秩序！如果不是因为整个事件的悲剧性质，这些谎言简直让人忍俊不禁。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日本人一直向外界散布的典型谎言。

25. 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持续了10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我们在一旁眼睁睁看着日军抢走赤贫者的最后一点儿财产——他们的最后一枚硬币、最后一床被褥（时值隆冬）以及黄包车夫的车子，却无能为力；数千名曾与你一起寻找避难所的解除武装的士兵，连同数百名无辜平民一起，从你眼前被带走，他们或遭枪杀，或者成为日本士兵练习刺刀的活靶，而你却只能听到他们被射杀的枪声；上千名妇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喊，请求你解救她们免遭日本禽兽的追捕和蹂躏；眼睁睁看着本国国旗屡遭撕扯和侮辱，自己家园横遭洗劫，自己深爱的城市和打算为之奉献终身的机构遭到有计划的蓄意焚毁——这是我做梦都不曾想象过的人间地狱。[插图]（乔治·菲奇，1937年12月24日）

26. 南京大屠杀持续了数月之久，但最恶劣的暴行主要集中在最初的6～8周。到1938年春天，南京人民知道大屠杀结束了，尽管南京仍将处在日军占领之下，但日军不会将他们全都杀掉。

27. 南京城内并没有多少可征服的东西。一位外国人写道：“你很难想象这座城市被破坏的严重程度，到处都是随意倾倒的污物和形形色色的垃圾。”民众任由垃圾与尸体在街上腐烂，因为没有日本人的批准，什么都不能做，甚至包括处理垃圾和尸体。事实上，日本军车连续多日从挹江门下数英尺厚的尸堆上驶过，通过碾压尸体向南京民众展示反抗的悲惨下场，以儆效尤。

28. 在实验室内，日本科学家给中国囚犯注射或喂食各种有毒物质、细菌和致命气体，这些物质包括各种剂量的丙酮、砷酸盐、氰化物、亚硝酸盐以及蛇毒，如眼镜蛇、响尾蛇和竹叶青蛇的毒液。日本科学家每周以这种方式杀掉10名甚至更多的中国人，并在“荣字第1644部队”的焚化炉中将他们的尸体处理掉。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荣字第1644部队”的成员销毁了他们的实验设备和数据，炸掉了实验室，在中国军队抵达南京之前逃之夭夭。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秘密实验室的情况，只是因为该实验室的一些科学家在战后向美国审问人员交代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29. 日本人一直留在中国的前首都南京，直到投降那天才迅速撤离。据目击者说，日本投降后曾见到南京的日本士兵喝得酩酊大醉或当街哭泣；还有人听到传言说，当地居民强迫缴械投降的日本士兵跪在路边并殴打他们。然而，对日本军队的报复是有限的，因为在当时无比混乱的情况下，许多居民都躲在家中不敢出来庆祝，担心日本战败的消息是假的。日本人的撤退非常迅速，南京没有发生大规模迫害或囚禁日本士兵的情况。一位南京居民回忆说，日本投降后她躲在家中长达数星期之久，等她出来时，日本人已经走了。

30. 1947年3月10日，法庭做出判决，谷寿夫的部队违反了《海牙公约》中关于“陆战法规和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相关规定，并参与了夺走大约30万人生命的南京大屠杀。法庭判处谷寿夫死刑。谷寿夫被处决那天，南京万人空巷。4月26日，人们聚集在街道和人行道两旁，观看警卫将双手反绑的谷寿夫押往城南的雨花台刑场，谷寿夫在那里被执行枪决。

3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称东京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在日本首都东京开庭。东京审判的规模之大令人震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吸引了20多万名旁听者和419名证人。庭审记录多达49000页、1000万字，包括779份书面陈述和口供，以及4336件法庭证物。这场被称为“世纪审判”的东京审判持续时间长达2年半——是纽伦堡审判时间的3倍。事实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罪行审讯。

32. 法庭得出结论，认为南京大屠杀“若非秘密受命，便是蓄意为之”，并判处松井石根死刑。他并非唯一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包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的共7名日本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有罪，后来在东京的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33. 目前，没有一位有名望的日本历史学家相信日本曾有征服世界的预谋。仔细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国家行政机构的混乱状况，就可发现他们不太可能有这样的阴谋：日本陆军与海军不和；东京最高司令部不知道关东军在中国东三省的所作所为，等了解情况时为时已晚；日本外务省与军队的关系冷淡，几乎到了互不交流、各自为政的地步。

34.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份报告是伪造的，其最初来源可能是俄国。但1929年9月，这份报告首次出现在北京时，它使许多人相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其征服世界这一精密计划的组成部分。

35. 皇室成员不仅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查，而且继续过着悠闲的生活，受到举国尊崇。朝香宫亲王就是其中之一，他退休后与裕仁一起观看每周新闻，共同出席“皇室血亲理事会”的会议，并一起打高尔夫球，直到去世。（朝香宫不仅擅长高尔夫运动，而且对高尔夫球场的发展怀有浓厚兴趣，并成为日本东海岸旅游胜地箱根市大箱根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设计师。）裕仁本人也过着平静而尊贵的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36. 1995年夏天，我成为首批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头证言留下录像资料的西方人士之一。遗憾的是，如果我能提早10年来到南京的话，我原本可以看到许多保存完好的大屠杀遗址，因为当时的南京还是保存历史遗迹的典范，许多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都还保留着。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南京经历了一场疯狂的房地产开发浪潮，大部分古代景观遭到拆毁，取而代之的是笼罩在厚厚尘雾中新落成的豪华宾馆、摩天大楼和公寓楼，以及各种工厂，甚至连著名的南京城墙也消失大半，只留下几座城门作为观光景点。

37. 我所发现的情况令人震惊且沮丧。大部分幸存者住在阴暗、肮脏的房子里，里面堆满破破烂烂的废弃物，散发着潮气和霉味。我了解到，许多幸存者在大屠杀期间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以致在之后的数十年间都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大部分人都处于赤贫状态，日本人即使给予少量经济补偿，也会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哪怕100美元的战争赔款，也能买一台空调，从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

38. 国际人权律师卡伦·帕克认为，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发表过和解性声明，但从未与日本签订过任何条约，以放弃就日本的战时罪行寻求赔偿的权利。而且帕克认为即使两国政府签订过这样的条约，根据国际强行法的原则，它也不能侵害中国人民作为个体就自己战时遭受的磨难寻求赔偿的权利。

39. 大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都知道安全区负责人的事迹，但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命运。安全区的一些负责人蒙受羞辱并被驱逐出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又受到审讯和排挤，遭受了无可弥补的身体和精神伤害，甚至有人自杀。当了解到这些情况时，许多接受我采访的中国幸存者都非常难过。在这些外国英雄中，有几个人应该被视为南京大屠杀后续的受害者。

40. 西门子公司没有工作岗位提供给我——我失业了……根据军政府的规定，我必须持标准生活保险单去斯潘道区（柏林西北部的一个区）的斯达康特银行登记。保险单上有1027.19英镑（原本有5000英镑），这是我多年工作的积蓄，都在宾德的格蕾特尔（即玛格丽塔，拉贝的女儿）那里。据我判断，这笔钱现在已经没有了！

41. 虽然日语中并没有对中国人进行“最后解决”的说法，但日本帝国政府批准了在中国某些地区彻底消灭所有人的政策。最残忍的政策之一是在中国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在该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有效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一位沮丧的日本上校在日记中透露了这一残暴政策是如何简单明了：“我接到上级命令，要把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杀掉。”

42. 人类心灵竟能如此轻易地接受种族屠杀，并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消极旁观者，在面对最不可思议的暴行时无动于衷。南京大屠杀当时是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然而当南京整座城市陷入肆意屠杀时，世界上大部分人却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当年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与世人对发生在波黑和卢旺达的暴行的反应，竟然如出一辙：当成千上万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方式死去时，全世界的反应不过是一边收看新闻报道，一边搓搓手而已。

（以上内容摘录于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侵联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