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想法以及对美的渴望，在本专辑的每一首作品中都有着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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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理查·施特劳斯也经历了同样的拷问。在慕尼黑、德累斯顿和维也纳，著名歌剧院因轰炸而伤痕累累，位于加尔米施的家也被美军占领。碰巧，来自芝加哥的24岁的约翰·德·兰西（John de Lancie，时任美军情报员）在此，他在指挥大师弗里茨·莱纳领导下的匹兹堡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

兰西后来回忆道：“在我的一次拜访中，我问过这位作曲大师，是否考虑过为双簧管写协奏曲。他回答说没有，就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也许施特劳斯不想让任何人了解他的工作，不管是什么情况。六个月后，施特劳斯宣布出版一部双簧管协奏曲时，兰西一定惊讶不已吧。

施特劳斯对双簧管演奏家毫无怜悯之心。这首协奏曲从大提琴两个简短的片段开始，在弦乐温和的伴奏下，双簧管要奏出57个不稳定的小节。梅耶解释说：“因为这个开场白太难了，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曲目替代施特劳斯协奏曲。”

埃尔加和施特劳斯堪称完美的组合。他们相识并互相敬佩。1909年，埃尔加一家拜访了加尔米施的施特劳斯夫妇。1922年，施特劳斯访问伦敦，埃尔加很高兴地招待了他和他的德国同事共进午餐。

施特劳斯把他的双簧管协奏曲称为“一种手腕练习，用来驱走空闲时间的无聊”。其实，这部作品也是对二战悲剧的回应。梅耶热情洋溢地说，“这是一件充满美的作品，也许是对天堂的一种向往，是少数施特劳斯作品中没有模棱两可含义的之一。”换句话说，其中没有施特劳斯典型的矛盾的圆舞曲，没有讽刺性的结构。“相反，它需要最大程度的轻松自如。也许施特劳斯在写这首乐曲时，翱翔于纯粹和谐的声音中。”

在双簧管协奏曲中，施特劳斯回溯了人类文化过去的美声时代。距此三十年前，拉威尔同样转向了一个消失的时代。1917年的初夏，他被解除了兵役，发现几乎不可能回到他的书房，陷入了创作危机。他尽最大努力克服了障碍，在1919年完成了四部分的管弦乐《库泊兰之墓》。

“这实际上是一部非常消沉的作品”，梅耶说。“每个乐章都献给一位在战争中倒下的亲友。作品风格高度个人化，嵌在巴洛克音乐形式中”。拉威尔借鉴了纪念曲（tombeau）的传统，它是17世纪以来尤其在法国流行的一种音乐形式。他景仰的法国作曲前辈库泊兰也曾为他的同代人吕利和科莱里写过类似的作品。拉威尔的《库泊兰之墓》与其说是对前辈的个人赞颂，不如说是对18世纪法国音乐的全面回响。

“拉威尔运用了表面美丽而有吸引力的形式，填充着内心的悲伤。在我看来，如此无害和美丽的东西表达了整个时代的脆弱。”

本专辑的最后一首作品是著名指挥尤金·古森斯的双簧管协奏曲。梅耶说：“我通过莱昂·古森斯录制的唱片，很晚才熟悉这首高难技巧的作品。”1927年，尤金·古森斯写下这首协奏曲，以满足他弟弟莱昂的要求，他想和他一起巡演美国。

“这好像斯特拉文斯基写的《双簧管协奏曲》，以英国式的幽默作调味品，再添加一些地域特色”，梅耶说：“由此我们见证了作曲家将自己置于一个更美丽的世界的意图，他们都梦想着通往天堂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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