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传》和《蒋南翔文集》虽属个人叙述，但白纸黑字的份量不容忽视。一个判断应该经得起推敲：蒋南翔是《告全国民众书》的作者，作为文字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也出自他笔下。而蒋南翔哲学系小师妹韦君宜的评价堪称旁证：他从不对人提起（此事），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作风。

蒋南翔写下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那么能否说这个名句就是他的原创？经验告诉我们，如此推导并不顺理成章。写作者往往有这样的经历，在一篇文章特定的表达环节，引用自己曾听到过的句子。此类引用，可以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关键在于，被引用的句子与想表达的意思严丝合缝，有一语道破之功效。至于这个句子究竟出自何人之口，写作者可能会记得，也可能因年代久远、记忆偏差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扰而被遗忘。有时候，甚至连引用这个事实本身都有可能被忘却。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是否存在类似现象？回顾其传播史，的确有一些争议。

《党史博览》杂志2016年第二期刊发了历史学者钱承军的文章《关于一二·九运动中一句名言的存疑问题》，此文极其严谨详实地查证了围绕这句名言的几乎所有疑问点。更重要的是，钱承军论及了姚依林关于“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另一种说法。1979年7月13日，清华大学马列教研室杨树先等人对姚依林进行了一次访谈。2009年第八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这次访谈的完整版，题为《姚依林谈一二·九――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在《炎黄春秋》文章里，姚依林的一段话尤其引人注目：

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过去有人说是清华提出来的。不对，这是燕京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由燕京的陈絜负责起草《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来的。这不是清华的发明权，不能掠人之美。

姚依林比蒋南翔小四岁，与蒋一样，也是“一二·九运动”重要的领导人。当时，姚依林就读于清华化学系，是蒋任书记的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蒋任主编的《清华周刊》编委。有鉴于此，姚依林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姚依林所说的北平学联是“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的简称，成立于1935年11月18日，发起者有彭涛、周小舟、谷景生、陈絜、姚依林等人，姚依林任学联秘书长。

姚依林所说的起草《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并提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陈絜，又是何许人？陈絜又名陈矩孙，福建人，晚清名臣、溥仪之师陈宝琛之孙。“一二·九运动”期间，陈絜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任中共燕大地下党支部书记。陈絜一生，在组织上与中共分分合合，但始终积极参与中共的工作，曾跟随刘少奇筹建“中南局”并任其秘书，又因在隐蔽战线的杰出贡献而被誉为“福建潘汉年”。

燕大的陈絜与清华的姚依林，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在姚依林堂妹姚锦所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有所记述：1935年春的一天，姚依林因住处距燕京很近，便悄悄进燕大图书馆贴传单，没想到巧遇旧识陈絜。久不见面的陈絜一把握住了姚依林的手，却沾了满手浆糊。次日，陈絜赶来清华找姚依林，表明自己在福建读书时便是共青团员，一直在找组织。于是，姚依林通过陈絜认识了燕大的一批革命青年，其中有黄华，还有龚澎等等。从此之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沟通了关系，活动领域更加扩展。

有必要指出的是，北平学联的成立正是以清华和燕大（两所学校均位于北平城外，当局监控较松）紧密联系为前提，而这个组织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机构。基于上述背景，从逻辑上讲，在北平学联成立之日（1935年11月18日）受命起草《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的陈絜，完全有可能更早地提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陈絜起草的《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在1935年12月6日即北平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发表，标题改为《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非常遗憾，在这个版本中并无类似于“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句子。

那会不会是陈絜口头创造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但并没有写进《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的文本，而是被联系紧密的热血青年们口口相传，最终被蒋南翔落实于文字呢？有可能，但无实证。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回忆没有给出更多的解读，陈絜本人也没有就此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所以，关于这句名言的诞生，因为姚依林与蒋南翔记忆的出入，而成了有待进一步核实与解答的谜。

当然，这个疑问比之“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巨大的感染力，比之“一二·九运动”深远的影响力，显得过于拘泥。今日之人应该永远铭记的，是清华老校长蒋南翔以及他的同辈人，在民族危亡、山河破碎时代的悲伤与愤懑、呐喊与呼号。那是“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他们为一张平静的书桌而斗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