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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许多海外的华人华侨也不远万里回国，参与这次盛会。

当时在东南地区，解放军已经解放福建大多数地区，呈三面对厦门岛形成合围态势，厦门顺利解放指日可待。

这时候，海外华侨的代表、南洋华侨总会会长陈嘉庚先生趁着会议间隙，找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向他们提出一个请求：能不能派一个闽南人，最好是华侨担任即将解放的厦门市市长？

陈嘉庚的理由是，厦门地理位置关键，近代以来就是通商口岸之一，而且还是著名的“华侨之乡”，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关系，故而在海外的影响和很大。

如果能够派一个熟悉福建风土人情的华侨出任厦门市长，相信能够让更多的海外华侨归心，利于统战工作。

陈嘉庚年高德劭，是海外华侨领袖，前清时期就已经成为新加坡著名的富商巨贾。他虽然人在海外，但不忘根源，加入同盟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发起成立了南洋华侨总会，组织号召南洋地区华侨出人出力，支援祖国抗战。据统计，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日本宣布投降这八年前，南洋华侨总会一共向国内捐款十三亿元，共有3200多名身怀各种技能的南洋地区华侨回国奔赴抗日战场，许多人永远留在了故土。

解放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坚定不移地支持我党，反对内战，利用自己在海外华人圈的影响力，为我党在国际上摇旗呐喊。可以说他是南洋地区华侨的一面旗帜。

如今这位向来仗义疏财的爱国华侨领袖难得提出小小请求，这不得不让毛主席和周总理高度重视。

毛主席想得更远。厦门是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对峙的最前沿，可以说是新中国的观察哨和名片，如果选派一个知晓本地风土人情的闽南人当市长，更容易收取民心，整合力量，对未来解放台湾也有一定的帮助。

想到这里，毛主席微微点头，对周总理说：

“就让新四军那个会打仗的县长去当首任厦门市长吧，他现在在哪里？”

周总理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记忆力惊人，他沉思片刻，笑着向毛主席和陈嘉庚说道：“他叫梁灵光，福建泉州人，是马来亚归侨，现在在叶飞兵团二十九军当参谋长。”

毛主席和陈嘉庚听完均表示满意，此事便确定下来。

而这一切，身处福建前线的梁灵光还一无所知。

梁灵光于1916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鳌顶村，父亲是前清秀才，后来弃文从商，在当地和马来西亚都有很多的产业，曾经一次性拿出3000两白银替全乡父老缴纳赋税。长兄梁披云也是著名富商，致力于发展华文教育，在南洋和港澳都非常有声望。

梁灵光虽然出身华侨家庭，家境优渥，但从小就充满家国意识。

1934年，他在上海读中学。当时东北已经沦陷，华北岌岌可危，年仅十八岁的梁灵光也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抗日青年团，发动同学组织游行，举办活动为抗日前线募捐，出版进步刊物抨击主和派。

他的举动很快引来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一天上午，10多个张牙舞爪的便衣特务闯到学校，进入梁灵光的宿舍，声明要逮捕与他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并搜查共产党文件。

幸好该同学早已闻讯离校，特务扑了个空，又找不到文件，于是封锁了学校，妄图找到蛛丝马迹。

机灵的梁灵光趁特务忙于盘查其他同学之际，冒着危险把藏在别人床底下的文件转移。后来因人告密，校方以“严重违犯校规”为由，勒令他退学。

从上海退学后，梁灵光回到厦门，准备再作打算。

当时他年方十八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毫无畏惧地应邀担任公开发行的《平话》杂志编辑。

他负责时事短评、专论、杂文、文艺等几个专栏，分别用石岚等近20个笔名，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文笔洒脱，言词泼辣，抨击国民党，痛斥日本军，呼唤抗日救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共鸣。

1935年冬，日本扶植汉奸在河北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天津以东一带，企图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政府竟然公开承认这个傀儡政府。

梁灵光怒发冲冠，挥笔疾书，发表了题为“关于华北问题”的短评，揭露日本大唱“日中亲善，经济提携”论调的欺骗性，戳穿日本实行“华北五省自治”的真面目，指出日本步步侵略的野心，呼吁全国民众团结一致，誓死奋斗！

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对《平话》的影响和梁灵光的文章，早就恨之入骨，对《关于华北问题》一文更是恼羞成怒，向厦门国民党政府递交了抗议书。

市政府屈膝投降，查封了《平话》杂志，并且开始派人监视梁灵光。

见在老家也待不下去了，梁灵光向组织申请前往延安，却因为厦门去延安的交通渠道被切断而作罢。无奈之下，经过组织批准，他决定前往马来亚躲过这阵风头。

出发前一天，一名代号是“老王”的地下党员专门找他谈话，告诉他在马来亚也有共产党组织，虽然马共和中共并没有隶属关系，但他到了当地仍然可以寻找马共组织，并给他开了一封介绍信。

由于隐蔽战线的保密性，梁灵光当时并不知道“老王”的身份，直到几十年以后他才知道，找他谈话的“老王”其实是周总理的秘书陈家康。

1936年6月，梁灵光从厦门坐船，经新加坡到达马来亚首府吉隆坡。在吉隆坡，他在哥哥的介绍下进入当地的华文学校——尊孔中学担任教员。

梁灵光虽在异域他乡当老师，但“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自己的主要使命。

在和学生们的思想感情逐步沟通后，利用授课时结合介绍祖国面临的严峻形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罪行。

他现身说法，讲得生动有趣，扣人心弦，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爱乡热情。

梁灵光在向同学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以切身体验引导大家阅读鲁迅、茅盾、巴金等名家的文学作品，使那些土生土长的华侨后裔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和祖国历史，从思想感情上拉近与祖国的距离。

使他们懂得反抗日本侵略，不仅祖国同胞责无旁贷，也是每一位华侨及其后代的责任和义务。

逐渐地，梁灵光的进步表现引起了当地马共组织的关注。由于马共高层大多数都是华侨后代，他们对祖国所遭受到的侵略也感同身受，故而积极配合并支持梁灵光的宣讲活动。

有了地头蛇的支持，梁灵光如鱼得水，更加频繁地进行宣传和串联活动，争取和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先后按不同对象组建了雪莪兰邦反帝大同盟、华侨抗日救国会和左翼作家联盟，并被推举为这些组织的首任主席。

根据梁灵光晚年回忆，不少加入反帝同盟的成员，后来都成为马共的骨干。而其他成员，回到祖国后都表现不俗，有的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性，有的成为归侨作家，有的在党政机关任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刚刚来马来亚一年，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梁灵光坐不住了，他不愿意国内同胞身处水深火热，而自己在风和日丽的南洋苟且偷安。

抱着“回国共患难”的心理，当年10月，梁灵光带领几名思想进步的华侨青年，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他们从新加坡乘邮轮经南海北上，在茫茫大海颠簸了七个昼夜才到达香港。

梁灵光来不及回福建看望朝思暮想的母亲，便马不停蹄地和同伴从水路前往战火纷飞的上海。

当时，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接着攻陷松江，驻上海中国军队往后撤退，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作后卫。团长谢晋元率部顽强抵抗，日军损失惨重，仍不能攻下四行仓库。

因梁灵光一直与上海的地下党保持联系，当他抵达上海后，地下党联系人便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的一份文件精神，主要介绍了当前形势和抗战方针，并号召有志之士投身到敌后，开展游击战。

地下党联系人还对梁灵光说：“你过去在党领导下工作了好几年，已经有些经验，可直接到敌后开展工作。”

梁灵光响应组织号召，前往苏北敌后，通过同伴的关系，投入到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麾下，逐渐成为苏北游击第二纵队第二支队的支队长。

第二支队队部设在苏南的海门县。支队下设二个大队，其中第二大队工农出身多，进步青年多，较高觉悟的人多，有的干部和士兵是中共党员或参加过红十四军，是梁灵光重点培养和主要依靠的力量。

梁灵光很有创造性，不单抓军事，还在农村中举办农民识字班，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成立农民消费合作社，减轻农民经济负担，以及组织儿童团、农民自卫队等，搞得朝气蓬勃。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梁灵光越来越看清韩德勤“假抗日，真反共”的真面目。1940年，韩德勤调梁灵光北上泗阳县，配合他进攻当地的新四军。

梁灵光怒不可遏，根据形势，他觉得已经没有继续潜伏的必要了，遂联系上同为华侨出身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政委叶飞，将部队拉回新四军。

有了这支生力军的加入，不久之后，叶飞在战场上“抗命不遵”，打赢了郭村之战。

战斗结束后，陈毅亲自来到郭村，名为兴师问罪，实则高兴地合不拢嘴，他亲自下厨，为叶飞和梁灵光炒了一盘川菜回锅肉。并且还勉励梁灵光：“等下次再打了大胜仗，我请你吃更丰富的四川菜。”

1940年8月，24岁的青年梁灵光迎来了永远难忘的日子：他被任命为如皋县县长，接着终于不用隐藏身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归侨青年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踏上了新的征途。

初任父母官，梁灵光因势利导，派出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建立农抗会，改造和建立区级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紧接着，开始筹备组织各级抗日武装，很快各区、乡普遍组织了抗日武装队伍，还有一大批青年参加了新四军。

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的日益壮大，以及苏北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一伙。韩对新四军恨之入骨，多次口出狂言，要将新四军赶下长江喂鱼，气焰十分嚣张。

1940年秋，韩德勤出动5000兵力向新四军驻地发动猖狂进攻，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仓皇而逃。我军还收复了如皋西北的姜堰市，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一个月后，韩德勤不甘心失败，又调动国民党八十九军等17000人，分兵几路扑向黄桥。新四军3个纵队9个团共7000多人，由陈毅、粟裕指挥迎战。

经过两昼夜激战，获得空前大捷，歼灭韩德勤主力部队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一一七师、独立第六旅、保安三旅和保安五旅大部分兵力，共11000多人，八十九军中将军长狼狈逃跑时掉进河里淹死，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自杀，还有一个师长当了俘虏。

这就是著名的“黄桥决战”。

在这次决战中，如皋县长梁灵光不单发动群众筹集粮食支援前方作战，组织抗日自卫队袭击顽军，还亲自带领县抗日武装配合主力作战。

他不怕牺牲，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他的指挥和鼓舞下，县抗日武装打了一个大胜仗。

后来在苏北区党委召开的总结会上，党委副书记陈丕显热情赞扬梁灵光：“开了县长亲自带兵打仗的先例。”

梁灵光身为华侨，在最危难的关头舍下安逸生活回国，下马治民，上马带兵的事迹成了一个宣传标杆，甚至连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都知道。

故而陈嘉庚提到闽南人和华侨，毛主席首先想到的就是梁灵光。

抗战胜利后，梁灵光担任华中军区第九分区司令员。

1946年7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指挥5个整编师15个旅12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在司令粟裕、政委谭震林指挥下，以一当十，英勇作战。

在1个多月里，连续作战7次，均获全胜，歼敌5万余人。这就是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

梁灵光所在的分区，是这个战役的主战场。

他除了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战斗外，还夜以继日发动各县群众全力支援前方战斗。

在支前工作中，刚分得土地的农民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许许多多感人的场面：有的全家大小一齐出动，有的夫妻共同奔赴前线，有的父子、母女、兄弟、姐妹争相上阵。

这些农民在枪林弹雨中，不顾个人安危，或输送炮弹，或抢救伤员，或供给粮食，或递送茶水，到处呈现军民团结一家亲，奋勇战斗杀敌人的景象。

据不完全统计，仅南通、如东、如皋等几个县，就出动支前农民50万人次，供应各种粮食10多万担。

梁灵光出色的治理地方能力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

1949年2月，梁灵光升任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并且跟随叶飞解放福建。

1949年8月，二十九军的指战员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五六天的艰苦行军，以神奇的速度、顽强的作风，向福州以南一带的守敌展开猛烈进攻，攻克了福清等3个县城，并阻击了南逃之敌。

此役二十九军歼敌万余人，俘敌将级军官15名，缴获各类大炮80多门、枪支4600余支。

8月17日，十兵团解放福州市，整个福州战役共歼敌5万余人，胜利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

福州战役，是梁灵光十多年军旅生涯中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

因为不久之后，叶飞就向他通报了中央任命他为厦门市市长的决定。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

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给南下的人民解放军极大的鼓舞。在叶飞司令的指挥下，十兵团以两个军为主力，于15日下午向厦门发起猛烈进攻，17日上午全岛解放。

前后三天，实际一天多的激战，歼敌5万余人，创造了解放军用木帆船强渡海峡天险，对重点防守的要塞岛屿进行大规模登陆的成功战例。

硝烟尚未散去，身为首任市长的梁灵光当天下午首批进岛，其余400多名接管人员于同一天陆续渡过波澜激荡的海峡，登上刚刚解放的厦门。

按照既定方案，分政务、军事、公安、财政、文教等部门有条不紊地开始全面接管。

梁灵光利用自己籍贯的优势，召集全市国民党旧机构人员1000对人召开教育大会，在会上，他用流利纯熟的闽南语宣讲我党对旧机构人员的留用政策。

梁灵光主持的教育大会整整历时一天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站在讲台上，身材魁悟，面貌端庄，眉毛粗黑，双目炯炯有神，给人一种恩威并行的感觉。每场讲演开始时，台下都鸦雀无声，人们都在期待着聆听这位年轻、英俊的厦门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别开生面的讲话。

梁灵光从容不迫地用正宗闽南话打破了静悄悄的场面，人们不禁啧啧称奇，不少不明底细的人都在琢磨：“嘿，新市长也会讲我们的家乡话。”

经过教育，争取团结了绝大多数旧人员、旧警察，使得各项接管工作顺利进行，大多数单位运作正常。

这次共接收120个单位，有国民党中央直属机构，也有省、市机构。对接收人员进行初步审查后分别妥善安排，允许其留去自由。

接收的物资不少，主要有黄金、美元、银元、港币，还有大批枪支、子弹、汽车、汽艇、飞机等。

稳定了旧机构人员，新政府的框架初步建立，厦门市区的治安飞快好转，社会秩序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下来。

梁灵光在厦门整整待了五年，在他主政厦门期间，构筑跨海大堤、打破敌人封锁、修建鹰厦铁路、建设古田溪水电站、引进三明工业城。充分利用侨乡优势，自筹引进资金，使厦门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小岛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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