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以限制性视角和链锁式结构营造引人入胜的阅读沉浸感。

作品深谙谍战类型小说之机理，整体上以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和人物的内聚焦视角展开叙述，不动声色、冷静节制，层层伏笔、抽丝剥茧，一如地下工作者的细腻缜密。叙述从一开始就设置了多条线索的基本结构：秘密会议中的中央特派员是谁？会议被破坏，内奸是谁？上级要布置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凌汶的丈夫龙冬到底是生是死？叶桃当年为之牺牲的情报是什么？叶桃到底是怎么牺牲的？小说时而以第三人称外聚焦视角对各条线索和各个人物进行客观描述，时而以某个人物的内聚焦视角进行限制性的主观心理认知和情感描摹。多条叙事线索之间有交错、有隔绝、有因果，叙述中靠着限制性叙事留下的有意无意、混沌不明的节点，在一次次行动进程中慢慢被揭示和明晰。

易君年是小说中连接起多条线索的枢纽性人物，小说从多个限制性视角向读者传达他的信息：从第三人称限制视角看，易君年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会议破坏现场，他在混乱中机智地将接头用的骰子装进口袋，似乎是不想让敌人知道中央特派员就在会议现场；在狱中，他一面提醒大家不要谈论与任务有关的话题以防敌人获取情报，一面又主动抛出问题引发讨论，似乎是想要试探其他人的身份。从作家凌汶的视角看，在和易君年假扮夫妻执行任务时，觉得他情报来源多、工作能力强，和已经牺牲的丈夫龙冬在工作方式和思路上都很相似，有时对他颇有好感，但有时候又觉得易君年在面临紧张任务时会显得心神不宁、烦躁不安；在下线卫达夫看来，易君年作为上级谨慎专业，一直都是单线联系、单独安排任务；而任务小组负责人陈千里第一次见到易君年，却觉得他表情忽明忽暗，接头过程中一直在抽茄力克牌子的香烟，易君年还讲了一个《笑林广记》中画家和收藏人之间因仿作逼真，而“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这些信息彼此之间并不一致，要么是外在客观陈述，不置臧否，要么带有人物视角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但都作为细节和线索悄然埋伏。随着行动的展开，凌汶和易君年来到广州，她不顾易君年阻拦，执意查找龙冬生死之谜的真相，他们找到龙冬最后出现的那所房子，凌汶突然想起曾看到易君年的一张照片正是在这里留下的，易君年终于原形毕露：“我和他（龙冬）做的事情没什么两样，他顶多比我多了一样共产主义”。至此，读者才明白易君年就是埋伏在中共党组织内部多年的特务“西施”，原名卢忠德。当年他在省港大罢工中扮演成思想积极进步的工人，加入地下党组织，接近龙冬并骗取他的信任。后来中共特委书记欧阳民被捕叛变，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紧急撤离，他杀害龙冬并取而代之，化名“易君年”到上海潜伏下来。由此，之前的种种细节才让人恍然大悟：藏起骰子不是为了掩护中央特派员而是为了保留接头证据；经验丰富、谨慎专业却常常心神不宁，更是因为要时刻掩护特务身份；《笑林广记》的故事也并非只是闲谈，而是暗示了卢忠德与龙冬“狸猫换太子”的真相；抽茄力克香烟的习惯后来成为陈千里最终查明其真实身份和龙冬、叶桃牺牲真相的关键线索。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有草蛇灰线法……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处，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所谓“草蛇灰线”，是以蛇行草中，可见其行迹，灰线留于纸上，可辨其脉络，喻指某些内容在行文中虽被提及，初看似是不经意间，但细看下，却有一丝脉络可循。小说对于人物身份的揭示最初只作为痕迹、细节悄悄铺设，待情节发展到多条叙事线索交汇在一起，才让读者恍然大悟其真正所指。

作者深知语言的力量，他克制着自己对于语言的操控能力和对于文本的绝对权威，只是让人物带着其自身的历史和性格缓缓行动，慢慢走向案件的真相。这一真相的揭示使得小说的多条叙事线索暂时得以收束，内奸是谁，龙冬是生是死，5年前叶桃为之牺牲的情报又是什么，都随着易君年身份的暴露而得以明晰。自此，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发生反转，从敌暗我明转向敌明我暗，陈千里不动声色，让易君年误认为自己没有暴露，利用敌人的贪婪和野心，重新布局，扭转局势，为完成重建交通线和党中央转移的任务展开新一轮较量。

由此，小说形成链锁式的结构模式，多条叙事线索在关键节点收束，而后又成为新任务的起点，如此环环相扣、离合交替，不同线索之间既形成隔阂、造成悬疑，又相互交错、互为牵引，形成破解谜题的线索，步步为营、引人入胜，使读者产生高度沉浸感，让小说既好读又耐品。

# 02 .一击两鸣，烘云托月：以互文和双关的叙事修辞完成历史现实与文学虚构的统一。

孙甘露的小说语言向来以诗意风格著称，在《千里江山图》中作者隐藏了自己的一贯风格，但是浪漫情怀并没有完全消失。作者将谍战情节和诗意情感一体两面地蕴含在典型意象和具有对位结构的人物关系当中，也将曾经娴熟的先锋笔法隐藏在以史料面目出现的附录当中，通过互文和双关的叙事修辞，牵引着读者在历史的宏阔气韵与小说的精妙意味中游走、感受和思考。

“千里江山图”是蕴含多重意味的关键词和典型意象：既是宋代名画，也是小说题目，更是故事中的任务代号、接头暗语，甚至主人公陈千里的名字也暗含其中。这诸种内涵之间相互映射、彼此呼应，形成历史和创作上的双重互文，为小说带来更加复杂丰富的意蕴，更是在小说叙述的故事和历史史实之间形成统摄。

从历史角度看，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作为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画家王希孟少年英才，但成名即绝笔，令人扼腕的同时却也将意气风发的少年心性和对家国山河的浓烈情怀留驻后世；在小说叙述的那段历史中，为了完成“千里江山图”的革命伟业，年轻的地下党员们“躬身入局”，义无反顾地以生命为诱饵，完成任务即英勇就义，他们用生命绘就的“千里江山图”，展开在历史长河中，留驻在人民心里；从创作角度看，画作《千里江山图》以散点透视的空间布局，泼墨写意、工笔描摹，层峦叠嶂、壮阔浩渺的青绿山水与茅檐村舍、渔舟游船的人间烟火参差交错，气象雄浑又不乏细腻精致；而小说本为时间的艺术，孙甘露却采用空间艺术的叙事笔法，各章不按时间顺序展开，全书34章，以空间地点命名的占半数以上。作者将空间置于前台，以人物行动的具体场景为中心展开叙述，读者跟随人物的出场、转场，仿佛穿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南京、广州，透过三地的空间转换，以空间置换时间，在33天发生的故事中涵纳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大革命高潮到党中央战略转移这一段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历史，更让“千里江山图”成为具有象征意味的诗意意象。诚如小说中的少山同志所言：“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中国。”“千里江山图”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整个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举，其真正所指是整个恢宏壮丽的革命事业。

小说在人物关系上也存在着相互衬托和映射的关系。龙冬是小说中以缺场方式在场的重要人物，小说对他的叙述是通过其遗孀凌汶的视角，在与易君年的对比当中展现的。凌汶每每观察易君年，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起龙冬，并暗暗比较“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凌汶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在凌汶看来，易君年思考问题的方式、说话的方式甚至连语气语调都与龙冬相似。“每当这种时候，她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龙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龙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只要碰到紧急情况，他就会烦躁不安。”“她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看似是写易君年，实则流露出对龙冬深深的爱和思念，同时在像与不像之间，埋伏下易君年就是特务“西施”的细节线索，让读者在明了真相后不自觉地回味这种比较：易君年只是东施效颦，因而作者设计“西施”这个代号暗含嘲讽，而“不像”才是实质，原因就在于他们之间“差了个共产主义”。这种人物关系结构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脂砚斋评《红楼梦》中的“一击两鸣”法，即人物之间形成对位关系，如甄宝玉和贾宝玉、香菱和林黛玉、王熙凤和秦可卿等，每对人物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却又有本质不同，在像与不像之间作者的褒贬暗含其中。小说中正是通过人物对位，使国共两党、信仰道路、修养境界的差距高下立见。

除了“一击两鸣”式的对位关系之外，人物之间还形成“烘云托月”式的衬托关系。陈千里是中央派来负责继续完成任务的核心人物，他冷静机智、有勇有谋，是革命题材作品中常见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但小说并没有简单地将之塑造成个人主义式的英雄：和老方接头，如果没有老方父子俩的掩护和牺牲，他也将暴露；如果没有卫达夫假意叛变，没有其他地下党员以生命为诱饵稳住敌人，营救浩瀚完成转移的计划也无法成功；派凌汶和易君年到广州接头，虽然让易君年的内奸身份暴露，但也直接导致凌汶牺牲、老肖重伤、交通站被破坏、浩瀚被暴露。因此，任务的成功固然在于有陈千里高超的筹谋和指挥，但更少不了其他革命者的配合得当和勇于牺牲。虽然从个体形象上看，其他人物都不如陈千里成熟优秀，比如董慧文稚嫩、凌汶过于感性、田非鲁莽、梁士群偏执、陈千元书生气等，但也正是这些平凡而执着的人成就了历史。小说借鉴国画“烘云托月”的笔法，以工笔描摹陈千里这一个体英雄，烘托出了英雄群像的耀眼光辉。个体与集体、伟大与平凡，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形态。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合力，就是历史。”

为了表达对历史的尊重，作者在文本形态上也是煞费苦心。作品最后附录的三份材料（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一封没有署名的信、1979年寻访陈千里的口述记录、行动中牺牲烈士名单）与1933年的故事之间也形成了相互指涉的互文关系。1933年的故事结束于陈千里杀掉卢忠德，营救浩瀚同志，其他同志将作为“钓饵”被捕。而后，作者署字“2022年3月完稿于上海思南”，写作时间的出现表明小说已经完结，后面三篇材料都是纪实性文体，作者似乎是想以史料的面目表明这些是外在于虚构故事的“真实”情况，弱化作品的虚构性，营造出从故事世界中抽离的感觉，并在三份材料中对故事讲述的那段历史进行了补充和延展。烈士遗书和口述记录分别以感性和理性的笔触再次向历史和创造历史的英雄们致敬。“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时，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的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热烈艳丽的桃花与残酷血腥的龙华监狱并置，生得繁华、死得壮烈，都融汇其中。“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直面酷刑和虐杀，是因为心怀挚爱而甘愿用鲜血浇灌出未来世界里幸福迷人的星辰。在附录一中，口述者是另一个调查过这段历史的人，“我”曾翻阅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并于1979年寻访陈千里，以更进一步了解当年行动背后的真相，但陈千里却保持缄默，他坚持写完标语中的“践”字才与“我”交流，唯一明确答复的是卫达夫“是死间，是烈士”，至于叶桃牺牲的真相他并不辩解，只说“叶桃清楚”，“说完这句话，他就回头去写标语，再也不搭理我了……”口述记录的文体形态再次强调了故事中那段历史的真实性，其中陈千里的沉默和书写的形象却颇耐人寻味，作者似乎在引导我们去思考历史和书写之间的关系。故事中陈千里初见老方时曾说：“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历史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根，也是语言书写的源头。陈千里是用英勇无畏的革命行动书写历史的人，是过去历史的创造者；小说作为用语言书写的历史，这书写本身也构成当下的历史性行动，“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在用行动书写和用语言书写之间，历史照进当下，照亮未来。

# 03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在疏密错落、急徐相济的叙事节奏中弹拨出历史的多声部回响。

“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历史和现实本身是复杂零散的，文学作为一种翻译现实的语言，作家研究的是如何把历史和现实本身的复杂意蕴通过文学呈现出来。

初读小说，很容易被复杂紧张的氛围“带节奏”。小说第一章讲述的故事的时间跨度是从上午从九点三十五分到十点一刻，短短40分钟内，敌我双方的10个主要人物接连出场，从沿各路线向菜市场出发到密室相聚再到被敌人破坏后逃跑、被捕，一系列人物行动、环境转换、敌我冲突，信息量极大，初读小说就进入这么复杂的境况当中，读者会不由自主地以侦探式的心理探寻真相，目不暇接的紧张感油然而生。后续阅读过程中，我们会不断梳理各章情节之间的关系，将人物的性格、身份放置于叙事进程中不断完善、明朗，甚至有的时候还要返回已经读过的章节，寻找被限制性叙事打了“掩护”而“蒙混过关”的蛛丝马迹。然而，当读者怀着意犹未尽的初读体验多次深溯到小说肌理，就会慢慢咀嚼出在起伏跌宕的谍战激流下还涌动着另一种静水深流的悠游和缓，作者极有耐心地调配着叙事节奏，以传达出历史深处的多声部回响。

小说通过对同一事件的多视角重复叙述减缓叙事节奏。小说中叶桃这一人物是一位不在场的在场者，她为之牺牲的情报事件与“千里江山图”任务之间颇有渊源。她牺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小说中以不同人物的视角叙述了三个版本：第一次讲述是从陈千里的视角回忆他与叶桃相识相知，并相互配合传递情报的往昔生活：叶桃思想先进，陈千里在她的影响下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志同道合、相知相爱，后来叶桃利用父亲党务调查课主任的身份进入瞻园，陈千里在书局做翻译，以给叶桃送衣服、点心作掩护传递情报。在危险残酷的环境中，两个充满梦想激情和浪漫爱情的伴侣共同战斗。直到叶桃的父亲叶启年觉察到了内部有漏洞，当叶桃再次传递情报时被发现而牺牲。陈千里的回忆里弥漫着对叶桃的强烈思念和对那段美好青春时光的深情回味，这段经历中蕴含着年轻人人生关键阶段的思想成长经历，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的还是虚无的？阴暗的还是光明的？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叶桃的死为陈千里指明了方向，“让他了解了一个人应该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才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关于叶桃牺牲的第二个版本是在其父叶启年和门客孟老的交谈中讲述的。叶启年认为是陈千里引诱女儿走上不归路。为了让她放弃共产主义的“危险”思想，叶启年把叶桃带进党务调查科工作。但陈千里也跟到南京，利用叶桃在机要室的便利骗取情报，最终为了获取情报而杀了叶桃。整个回忆中，叶启年似乎在自我麻痹似地逃避当年自己其实已经意识到叶桃是地下党的事实，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权力，他极力隐藏这一真相的同时也给了叶桃继续获取情报的机会。第三个版本是在叶桃墓前，陈千里告诉了叶启年真相，戳破了他自欺欺人的盔甲：叶桃是为了理想而牺牲的。她才是自己的引路人。叶桃利用父亲为了权力和野心，不会承认自己女儿就是共产党的心理不断传递情报。为了切断女儿和共产党的联系，叶启年决定杀掉在瞻园外帮女儿传递消息的陈千里。叶桃识破了父亲的计划，用计将自己和陈千里调了包。叶启年设下的陷阱最终杀死了自己的女儿。真相的揭示逼着叶启年直面自己的失败和亲手杀害了女儿的真相，精神世界彻底坍塌。三次讲述使得叙事进程在同一个事件中不断回环往复，叙事节奏由此变慢，但这慢的背后则是透过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展现出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叶桃的坚定忠诚、勇敢崇高；陈千里的信仰在与爱人的并肩斗争中不断明确坚定；叶启年深爱女儿，却在权力和野心的膨胀中迷失自我、失去亲人。叙述中，人物形象不断丰满立体，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谍战小说情节优先，人物形象符号化、面具化的危险。此外，此三人之间组成的家庭伦理关系与时代变局下的道路抉择相呼应，呈现出家国同构的结构形式，展现出家与国、小我与大我之间的交互关系：在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融入了青葱年华的浪漫爱情，思想道路的抉择对立中牵扯着亲情爱情的割裂和别离。小说在讲述易君年特务身份暴露的过程，在诊所大家对狱中经历的讲述和回忆，诊所里林石的表现等事件时，都采取了这种叙述方式，一方面将线索铺埋在不经意的人物讲述中，让真相在不同的讲述中更加扑朔迷离；另一方面，将人性的善与恶、忠诚与背叛、贪婪私欲与牺牲奉献等主题思想涵纳其中。

通过叙事节奏的放缓，作者赋予谍战斗争故事以一条纠葛着爱情、家庭伦理和信仰的情感潜流。前者主要依靠叙述者的讲述，主要人物都在各自的历史轨道上驰骋，以紧张的行动和危机的化解展现人物性格特征，后者则主要存在于人物独白式的回忆中，充盈着人物的情感潜流、心理感受和思想交锋，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具有层次感，也让小说更具神韵和深度。

叙事节奏的“慢”还体现在对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场景的描摹。曾当过十多年邮递员的孙甘露对走街串巷体会到的烟火气息似乎格外留恋和敏感。上海的华懋饭店、虹口公园、卡尔登大戏院、赛马场，南京的瞻园、玄武湖，广州的骑楼深巷、茶楼酒肆、趟栊门等，他将人物和故事置入每一个具体且充满烟火气的弄堂窄巷中，也把富有地域特色和时代风貌的场景穿插进国共两党的紧张角力进程中。比如在银行行动实施前，作者笔墨详细地介绍了陈千里到沽衣铺租的一件“貂爪仁”皮袍的名贵和讲究的做工；在陈千元和董慧文从虹口公园被跟踪到二次被捕的间隙，又从容悠游地讲述董家家宴的场景：从家中的物品摆设到油爆虾、笋尖、鸭胗、火腿、醉鱼、什锦菜等食材的陈列以及董父的穿戴服饰无不体现出典型的海派风貌，尤其是对淮扬名菜的重墨渲染：“眼球软、耳朵脆、腮肉润、拱嘴耐嚼，分出五种口味”的扒烧整猪头；“鱼头拆骨以后装入篾编网兜，加火腿笋片炖成腴厚浓汤，装入汤碗，两鳃鱼云如花瓣绽放”的拆烩鲢鱼头；“将肋条肉与鱼肉同斩，用手捏成松松一丸，逐个放入砂锅，小火清炖而成”的清炖狮子头，工笔式的描摹，精致且细腻。然而正当笔触沉浸在融融亲情中时，游队长破门而入，将陈董二人带走，家宴戛然而止，叙事节奏又紧张如初。这些对日常生活的叙述让我们感到如果不是担负着危险的地下工作，“陈千元和董慧文”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邻居、过马路时擦肩而过的行人、日常生活中有过一面之交的偶遇者，平凡鲜活又隐入人群微不足道。然而，伟大历史的底色不就是平凡人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吗？正是千千万万个甘愿努力和牺牲的平凡的人构成了伟大革命事业的坚实支撑。就像小说里陈千里和林石在除夕夜接头时说的：“你打开窗向外看，这些人就是江山。”

《千里江山图》虽为紧张悬疑的谍战小说，但其背后追求的却是慢一点再慢一点，企图抵达生活、世界和历史深处的思辨性追求。作者将主人公置于极端黑暗、近乎绝境的处境当中，在生命与追求真理、平凡且温馨与伟大却残酷的极端对立中，通过他们的行动探讨对人之生存的思考，用行动去寻找答案:从一开始，这些平凡的地下工作者都处在面对一切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情境中，会议为什么被破坏？不知道。内奸是谁？不知道。中央特派员是谁？不知道。任务能不能成功？不知道。甚至连他们最终要完成的整个任务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中很多人只是一个交通点，只负责情报的传递，而不知道情报的内容，只知道是老方将他们聚在了一起，他们的行动关乎党中央和革命力量的生存！就连完成任务的中心人物陈千里，在情势紧迫下做出的计划和决定也有很多是凭借着多年历练的直觉，甚至只想好了一个大概的框架，来不及细密考量就开始行动了，面对未知、不确定性甚至不可知的偶然性，革命者们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躬身入局，“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在未知中寻找真相的过程，正是对智慧、心力、人性和信仰的考验。

人性与信仰、爱情与伦理、青春与革命、死亡和新生……作者用疏密相间、急徐相济的叙事节奏传达出了多重富有哲学意味的主题，将史实材料、烟火人生翻译成文字，弹拨出历史在当下的回响。

为了创作这部小说，孙甘露秉持“以史为宗”的观念原则，潜心20余年，查找资料、翻阅档案。他曾说1933年的那段历史本身实际上比故事更为复杂、神秘、丰富，小说的写作是一个契机，“让我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传统，重新认识外国文学的影响，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作者怀着对于历史的无限崇敬走入书写的历程，曾经先锋式的思考终于重归大地，以“回到现场”的历史调和了“存在”与“现实”之间的置换。这或许也是作者选择谍战题材来表达这段历史的原因：适合于将主观叙述藏匿起来，让人物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自然而然地行动和展现自己的性格，让叙事的动力回归到历史必然性与个人偶然性之间的交互进程。这是书写者对历史最虔诚的致敬。

（本文原载于《陆军文艺》。本文作者袁诠，文艺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理论、军旅文学研究。）

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辑：李初臻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