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中进士之后的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在职期间政绩显著，于熙宁三年（1070年）任职宰相。

关心百姓生活的王安石深知不能依着旧法制，必须通过改革才能让社会重新恢复活力，帮助到千万的贫穷老百姓，于是他推行变法，想要立马将贫病交加的社会转变过来。

这次变法以发展生产、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主要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总的目的就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变法宏图在王安石看来十分美好。

但是一个社会的面貌如何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

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都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很少不跑步的人，即使想要加强身体锻炼，也不是一天之内就跑个十几公里，而是以第一天跑几百米，第二天跑两公里的方法来进行。

一个人的身体锻炼尚且如此，要想变革社会，又哪有这么简单呢？

王安石的变法涉及了许多人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反对，但认定了一件事的王安石认为不能再拖，于是坚决施行新法。

嘉佑二年(1057年)，20岁的苏轼进士及第，他的文章不仅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力推崇，也和时任宰相的王安石有了联系，两人在文章创作方面有颇多交流，生活中也有往来。

但在王安石大力推行变法之后，同样在朝为官的苏轼认为王安石的变法过于激进，认为变法应该循序渐进。

苏轼名动天下，恃才傲物，在朝中为官，虽然和身为宰相的王安石的官职差得远了，但是一心为民的苏轼也有自己的看法。

百姓贫苦之日不是短期，思想和生活方式几乎是定型的，突然施行新法要求全部改变，这样势必会引起民众的抗拒。

苏轼认为，在铺垫工作做好之前，新法也只能一步步来。

苏轼便上疏陈说了新法的弊端。

然而苏轼终究还是年轻。他的出发点固然很好，但措辞却过于尖锐，在当时各方都反对新法的时候，这么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也敢来点评新法，新党对苏轼是怒火中烧。

王安石一心为民，没成想遭到这么多的阻碍，焦头烂额之下，他的多年经验和行事方式让他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王安石回想起在庆历六年（1046年）的时候，北方遭受严重旱灾。

那时候王安石在淮南签判的任职已经期满，正在回京城的路上，所见之景让他无法忘怀。

他在《河北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几句诗的大意是说，老百姓们生儿育女学习耕织技术，粮食布帛都上交给了朝廷，朝廷却拿这些供奉献给了敌国。今年的大旱灾让百姓颗粒无收，州县的官吏们却依然抓壮丁，让他们去服苦役。

几句诗写出了百姓的水深火热，所以到了宰相一官之后，王安石就想改变这样的局面，希冀老百姓能有好一点的生活。

推行变法之时，新法的改革内容触碰到了朝中保守派的利益，苏轼也来这么一个上书，让王安石十分气愤，两人在政治上发生了冲突。

但就跟现代社会许多人一样，即使两人政见不同，但同属于一个时代的两个文豪，他们在文学上还是互相较量。

一次，苏轼到王安石的住处去找他，但不巧的是，王安石正在午睡，苏轼就前往王安石的书房等待王安石。

王安石的书房自然是笔墨纸砚样样俱全，房子中间的一张书桌上还摆放着一张展开的纸，似乎是内容还没有完成就离开了。

苏轼走近一看，纸上是王安石的笔记，写着两句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菊花被风吹落之后铺满了地面，描写出了菊花容易凋零以及风的无情，若是写完这整首诗，这两句便带着一定的隐喻之意了。

苏轼一看，当下就觉得王安石观察不仔细，菊花的花瓣长得十分结实，一阵风不会把花瓣吹得满地都是，也压根没有菊花会掉花瓣，王安石这不就是在瞎写吗？

内心这样一想，苏轼骨子里的创作气息就萌动了，想着给他接一句诗出来，也让王安石明白，菊花花瓣不会落得满地都是。

苏轼想了一想，在那两句诗的下面接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苏轼前一句诗的意思就是秋天开的菊花不像春天开的花儿一样会落得满地花瓣，后一句诗的意思是让王安石这个“诗人”多加考虑再来下笔。

这样两句诗留在了纸上，苏轼又等了一会儿之后，有事就先走了。

王安石醒来之后，没见着苏轼，倒是看到了纸上多出来的两句诗。

前一晚刮风下雨，王安石便想到了某年秋天在京师外任职的一天，同样是风雨大作，把院子里的菊花花瓣都吹落了，于是灵感一来就写下这两句诗，但因为一时间没有合适的诗句接上，又到了午休时间，便先去午休了。

没想到，醒来之后这个新进后生竟然如此自大无礼，不仅在自己的诗句下面补上两句，还是带上讽喻之意的两句，王安石心里想着日后再来教训一下这个自视甚高的年轻人。

变法施行之后，苏轼被王安石一派的人在皇帝面前说了他的过失，皇帝也听信了新党的话，不似之前对苏轼一样了。

苏轼认为得不到重用，便请求出京任职。

相对于出身于仕宦之家的王安石，苏轼的官路走得十分坎坷。

从熙宁四年（1071年）起，苏轼都是在外任职，历任杭州通判、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等职，革新除弊，为民着想，作出了不少成绩。

一直到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州任知州，在给皇帝写的一封例行公事的《湖州谢表》中，加上了一些个人的感情色彩，为此差点落得个处决的境地。

苏轼在平时写文章时已经习惯于加上个人色彩，所以上面这篇公文也不例外。

苏轼在里面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原本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当时新旧两党斗争激烈，苏轼这样一个曾经一直反对新法的文豪，自然就得到了新党的针对。

新党又从苏轼的其他诗句中找到其他他们认为带有讥讽之意的句子来，用这些话来大做文章，说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对皇帝莽撞无礼，对朝廷不忠。

这样一通罪名挂到苏轼头上，苏轼那是百口莫辩。

这时的苏轼仅仅在湖州知州的职位上任职三个月，就被御史台派来的人逮捕了，押送到京师，当时受到牵连的人有数十个。

这就是苏轼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乌台诗案。

新党想要将苏轼置于死地，而当时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却不希望这样一个文豪因此而死，朝廷中一场“生死之争”迟迟没有结果，苏轼也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当时王安石已经退居金陵，听到苏轼遭此待遇，虽然有想要教训苏轼的意思，但是仍然不希望看到苏轼因此而死，于是也上书给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今是盛世，苏轼也是个人才，哪有在盛世杀人才的道理呢？

朝廷中众人的争论就因为王安石的这一句话定下了结局，苏轼虽然坐了103天的牢，也几次面临处决的绝境，但因为王安石的上书和北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而躲过一劫。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出狱后的苏轼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市），担任一个团练副使，这个官位十分低微，相当于现代的自卫队副队长，况且他还会被当地官员监视，手中更是一点权力也没有。

临行的时候，王安石亲自来为苏轼饯行，知道苏轼仕途不顺，王安石也没有在政治上再次针对他，而是想到了书房纸上出现过的两句诗，他微微一笑。

王安石对苏轼说自己有一句上联，想让苏轼来对对下联。

苏轼一听，十分感兴趣，就让王安石说说是什么诗句。

王安石写的上联是“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苏轼一听就觉得这下联有难度。当下没有什么思路，便先问王安石这是从何而来。

王安石介绍说，从苏州金阊门外出发，可以步行到一个叫虎丘的地方去，中间这一段路就叫做“山塘”，距离大概有七里，在这七里路中间，又有一个地名，叫“半塘”。

王安石知道苏轼不久之前走过这段路，又因为之前苏轼对新法的批评和对他的诗句的随意评价，所以出这样一句来考考他。

王安石这句上联属于近体诗，近体诗的对仗从初唐开始，之后诗歌的对仗、平仄、押韵都更为严格，也就有了许多朗朗上口的诗歌。

近体诗的对仗是严格的，对仗主要包括词语的互为对仗和句式的互为对仗。

如《滕王阁序》中“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一句就是典型的流水对，动作对动作，地名对地名，天文对天文，所以读来朗朗上口，十分优美。

王安石出的这一句上联，意思也是让苏轼对上这么一句，但是这样极具特色的上联，即使是苏轼，也一时面露难色。

王安石当时已经退休，心境也平和了许多，看苏轼一时对不出来，便没有让他当场相对，便跟苏轼说日后再对，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慢慢想。

估计王安石和苏轼都不会想到，这个上联在日后成了千古绝对，没有谁能对出一个满意的下联来。

苏轼到了黄州之后，做起了团练副使的官职，但这一职位十分卑微，没有什么实权。

平日没有什么事情的他只是在黄州城附近游玩，也在此期间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寄托了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一次秋夜，突然间风雨大作，众人到屋子内避风躲雨，只留下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在风雨中摇曳。

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苏轼在雨后又出来观赏雨后之景，看到门前散落的一地菊花花瓣，顿时明白了自己当年的无知。

原来不同地方的菊花有不同的特点，这黄州的菊花便会如王安石当时在书房里写的两句诗一样，被风吹落之后，的确会散落满地，就像是金子一般。

可是当年的自己在王安石面前还如此自负，认为是王安石没有仔细观察，但最后的小丑是他自己，只是王安石没有和自己计较罢了。

苏轼在返回京城之后，也和王安石认了错，算是了结了这一段“菊花之缘”。

如今一想，还是王安石宰相肚里能撑船，没有和苏轼斤斤计较。前往黄州前才只是出了一个上联给自己而已，那这次他就要好好想想这一联该如何对上了。

这上联是“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七里”是数词，“山塘”则是地名，这后面的“行到半塘三里半”实在是妙，去哪里找到对上这一句的下联呢？

其实到最后，苏轼也没能对出这一句下联，这一上联成了绝对。

后代据说有人在游历九溪蛮洞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王安石出给苏轼的这个上联，文思泉涌之下，就勉强给出了自己的下联：九溪蛮洞，经过中洞五溪中。

但是有许多人表示并不看好这个下联。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意思是：把七里长的山塘走了一半，到半塘的时候正好走了三里半。

而这人对出来的下联，九溪蛮洞中并没有“中洞”这一个地名，是对仗的人自己写出来的，“半塘”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地名。

况且在王安石的上句中，“七里”的一半正好是对半平分的“三里半”，在诗句中显得十分自然，但是后人对出来的这一句下联，“九溪”的计数单位就十分不一样。

溪水都是用条数来计算的，“九”条小溪不可能对半分，“五溪中”的位置显得十分尴尬，因为“九溪”的一半是“四溪半”，对出来的下联说了“五溪半”，已经和上联对不上了。

用“溪数”来对仗，本身就难以平衡，一条小溪只能是一条，半条小溪又从何而来呢？

再者说，上联说“行到”，下联说“经过”，虽是合掌，却显得缺少一些韵味。

因此许多人说整个下联就是一个山寨跟风之作。

其实也有一些人写出来其他的下联，但因为那些下联连基本的平仄都没有对上，更加不能认为是对出来了。

文人墨客在文学上的较量可以说是学习古诗词时的一种娱乐了，古诗词创作固然十分严格，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严整的格律和对仗，才有了如今留存下来、传唱千古的诗句名篇。

苏轼对王安石的两句诗的自大点评也让我们认识到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同时要怀着一种谦虚的态度不断向前辈学习。

老话说得好：“满招损，谦受益。”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最好的做法就是常怀谦逊之心，遇到事情不轻易下结论，直到我们考察出真相，才能做出合理的评价。

梁启超《王安石传》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

王力《诗词格律十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