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入手，亲切生动

作者要论述的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大计，而进谏的对象又是国君。从流水、树木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入手说理，就显得亲切、生动，容易为人君所接受。同时，要“木茂”就必须“固其根本”，要“流长”就必须“浚其泉源”，这都是生活中的常识。通过类比，推出要“国安”必须“德厚”，就很有论辩力量。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以“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比做“伐根”“塞源”。这样，不居安思危的危害性不言自明，而作者的观点也鲜明地表露出来了。

骈散结合，华美流畅

唐代的奏疏，习惯上都用骈文来写，这篇奏疏虽然用了许多骈偶句式，却突破了骈体的束缚，骈散语句交替运用，既有骈文的整齐华美，又有散文的自然流畅，易于诵读。

正反论述，务尽其旨

全文以论述为主，对同一个问题，作者往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剖析，使说理更透彻。如第一段先从正面论述“固本浚源”，再从反面论述不这样做的危害；第二段关于“殷忧”“竭诚”与“得志”“傲物”的反复论述；第三段贯穿“十思”的本能欲望（或反应）与理性自制的对举，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比喻排比、生动有力

文章以浅显的比喻衬出中心论题，比喻作为一种推理手段，起到生动、直观的效果；全文的论述多用排比句式，铺排罗列，勾连而下、气势不凡，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

整体赏析

文章一开始，作者运用了排喻的手法，作者首先举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两组比喻，从而引出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者先设置这样两个形象性和哲理性都很强的比喻，而后引出了自己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这种手法的应用是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作者开篇不用这十分形象的排喻，而只是简单地讲述抽象的道理，是很难吸引对方，使对方理解信服。作者引喻用得好，好就好在比喻用得“巧”、“俗”、“切”。比喻的应用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使深奥的问题通俗化。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所说的：“喻巧而理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设喻明理，比喻不但要设得巧，而且喻体要浅显通俗，树木、江河，处处可见，人人熟悉。所讲的道理也是人人皆知，不难理解的通俗事理。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文章中比喻运用的“切”，实际上就是喻体与本意要相切合，要抓住重点，选最集中、最深刻、最精彩的喻体来表现本意，作者用十分熟悉的树木，泉源，用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引出国之大政，平易而自然。

使用了排喻的方法开篇后，作者又以三个“不”字的排比句从反面来说明问题，“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从而进一步强调了作者的政治意图。作者使用的言辞尖锐，用反激法去激发对方。作者指出，自己所列举的比喻和叙说的是连自己这样愚笨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何况英明圣哲的皇帝。然后作者很明确地向唐太宗指出，做为一国之主的帝王，身负重任，就要在安乐时想到危难，尽量避免奢侈，要提倡节俭。不然的话就会做出象伐根而求树茂，塞水而望流长一样的愚蠢事。这里，在文章结构上前呼后应，环环紧扣，充分表达了作者进谏规讽的本意。

紧接着作者向唐太宗指明历史上的君王，一开始创业时大多都能兢兢业业，而善始善终的就不多了。作者这里用了一个反问句来说明“创业容易，守业难”的道理。作者同时明确地告诫唐太宗，不要危难忧患时诚心待人，而成功后就放纵，傲慢待人。并指明，对人以诚相待，仇敌也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傲慢待人，即使是亲人也会众叛亲离。对人民使用高压钳制，用威势来统治他们，会造成他们与你貌合神离，表面十分顺服而实际上却十分怨恨。作者这里指出被激怒的百姓是十分可畏的。并再次用一个真切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帝王与百姓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者将百姓妙喻为水，将帝王比喻为行船。水能浮载行船，但也可以将行船倾翻。这个比喻简洁而传神，直接明了地向唐太宗表明其利害关系。为谏劝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不要“纵情傲物，骄奢淫逸”。结合具体实例进行分析，妙喻警人，陈述利害。引用古圣先哲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和“载舟覆舟”等至理名言，哲理剀切，反复阐述，耐心说服，言语婉转动人，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道理述尽，作者便向唐太宗提出“十思”的建议。“十思”是作者前文提出的“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具体内容。前边提出问题并进行了分析，后边则提出如何解决的建议。使得文章前后呼应，全文形成一篇结构严谨的统一体。而“十思”又以“谦冲而自牧”、“虚心以纳下”、“慎始而敬终”、“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为中心，为至要。“十思”的角度不同，但都贯穿着“积其德义”的主线。作者告诫唐太宗“总比十思，宏兹九德”这样就会达到天下“文武并用，垂拱而治”。只要做到这“十思”，就不必自己去劳神费思，代替百官去行使职权了。

全篇以“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为中心展开论述。先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提出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结论。然后提醒太宗，守成之君易失人心。因在“殷忧”时易“竭诚以待下”；而在“得志”时则会“纵情以傲物”，便有“覆舟”之危。由此提出“积德义”必须“十思”。着重规劝太宗对于物质享受要适度，在自身修养上要“谦冲”，在用人上要“虚心纳下”，在行施法制上要不计个人恩怨。结尾归结出治国方法的关键在于知人善任，选拔人才，达到“垂拱而治”的理想境界。作者的这些主张，为唐太宗所采纳，有助于成就唐王朝的“贞观之治”。全篇以“思”字作为贯穿行文线索，脉络分明，条理清晰。文中多用比喻，把道理说得生动形象；并采用排比、对仗，句式工整，气理充畅。

分段赏析

第一段从开头至“塞源而欲流长也”，先正说，后反说。以固木之根、浚流之源，来比喻治国需要从积德这个根本做起。这是正说。接着以比喻的手法来反说，“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是万万不可能的。正说和反说，归结到君主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否则，那将是“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危及治国之本，动摇王朝的根基，葬送李唐的天下。

第二段从“凡百元首”至“所宜深慎”，分别从“在殷忧”和“既得志”等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正反论述。君主“在殷忧”时，一定能竭尽诚意对待手下的人；而君主如果能对部下竭尽诚意，就能使君臣契合，上下一心。君主在“既得志”时，往往为所欲为，傲视他人；而君主如果傲视他人，即使亲属也会变得如同行路人那样互不相认。这样分别从“在殷龙”和“既得志”等不同情况下正说反说，归结到守业的君主容易失去人心，从而，告诫唐太宗不可以帝王之尊傲视群臣，与人结怨。因为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是与众人结怨，如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众人能保护君主，也能推翻君主。

第三段从“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至结尾，以“十思”全面阐述“积德义”的具体内容。这“十思”，好象是魏征提醒唐太宗从多侧面进行观照，多侧面地照一照“积德义”的镜子。人以铜为镜，唐太宗则以魏征为镜，魏征又给唐太宗以“十思”之镜。可以说，“十思”之镜是一个多棱镜。之所以说“十思”是多棱镜，是因为它从多侧面反映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从多方面开拓了唐太宗“居安思危”的境界，从多方面开拓治理李唐王朝的途径：“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

魏征后晋·刘煦等撰《旧唐书·魏征传》：史臣曰：臣尝读汉史《刘更生传》，见其上书论王氏擅权，恐移运祚，汉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郁，极言而不顾祸患，何匡益忠荩也如此！当更生时，谏者甚多。如谷永、杨兴之上言，图为奸利，与贼臣为向导；梅福、王吉之言，虽近古道，未切事情。则纳谏任贤，讵宜容易！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一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眺，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此魏公贞观十一年之疏。以思字作骨，意谓人君敢于纵情傲物，不积道义以致失人心者，皆坐思耳。思曰：睿睿作圣。故有十思之目。若约言之，总一居安思危而已。十三年五月，复有《十渐不克终》之疏，非魏公不敢为此言，非太宗亦不敢纳而用之。千古君臣，令人神往。文虽平实，当与三代谟训并垂，原不待以“奇幻”见长也。

清·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卷七：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道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得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簿并传。

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二：评解以文论，总冒总收，有埋伏，有发挥，有线索，反正宕跌，不使直笔，排奡雄厚，不尚单行，最合时墨；以理论，忧盛明危，善始虑终，虽古大臣谟诰，不过如此。疏上，太宗即纳，此魏公所以称贤相，而贞观之治，亦几于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