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过境会宁

　　会宁是白银市辖区最南端的一个县，总面积6439平方公里，据《会宁县志》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会宁总人口不足八万，地旷人稀，是陇中的产粮大县。

　　1935年9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原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哈达铺改编为陕甘支队）进占陇中重镇榜罗镇，在这里党中央根据哈达铺得到的关于陕甘红军的新情况，决定改变俄界会议作出的经过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争取共产国际援助的方针，作出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重大战略决策。29日，陕甘支队攻占通渭县城。10月2日，一纵队和二、三纵队从通渭县城出发分别北进到达通渭县的寺子川、义岗川和会宁县党家岘乡的梁家河一带宿营。10月3日凌晨5时，一纵队从寺子川出发入境静宁，沿该县的四河、红寺一线东进并向南警戒敌军,行进中与从静宁县城出发游击侦察的国民党军某团遭遇，经两小时激战，敌军溃退，一纵队夜宿于界石铺以南的冯家大庄（今祁家岔）；同日凌晨2时，二、三纵队分别从义岗川、梁家河出发向北挺进，为防止西兰公路一线敌军袭击，两纵队以战备姿态平行运动，途中遇到国民党民团董本斋部阻击，红军将其击溃后迅速越过西兰公路进到会宁县东南部的党家岘、侯家川、杨崖集一带村庄宿营。其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党家岘乡的梁家河转移到太平店乡的宋家庄一带宿营，毛泽东、彭德怀率支队司令部和二纵队一部由杨崖集乡的陇西川经罐子峡进驻静（宁）会（宁）交界地界石铺。10月4日，二纵队在西兰公路侯家川乡地界的王家店伏击，截获国民党军由西安到兰州运送物资的10余辆汽车，红军将战利品一部分留作军需，一部分分给当地群众。同日，一纵队由冯家大庄移驻西兰公路附近的高家堡。此时，西兰公路东起高家堡，西至王家庙，数十里的路段被红军所控制，一、二、三纵队之间利用西兰公路电话线（清光绪十七年架设单线，民国中期已增加为三条线路）及时通讯联络，掌握敌情动向。10月5日，陕甘支队撤离西兰公路静会地段，一纵队由高家堡东进到达单家集（今属宁夏西吉县），二、三纵队由青江驿、界石铺东进到达公易镇（今属宁夏西吉县）。7日，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向陕北挺进。

　　北进途中，陕甘支队除一纵队由林彪、聂荣臻、左权、罗荣桓率领从静宁一线经过外，二、三纵队全部入境白银市的会宁县，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随中共中央机关，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李富春、肖劲光、罗瑞卿等军事指挥人员随二、三纵队先后到达会宁。过境期间，陕甘支队除征集粮草物资补充给养而外，广大指战员广泛开展了抗日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在杨崖集乡的陇西川，支队政治部利用当地明代建筑的古乐楼向群众演讲红军北上抗日的基本政策，演出文艺节目，使身在偏僻乡村的穷苦百姓，初步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增强了谋求翻身解放的觉悟。陕甘支队经过的会宁东南部乡村，到处留下红军书写的宣传标语，会宁县青江驿乡杨湾社的姚绶华家中，至今珍藏着红军当年书写的八幅宣传标语，内容是“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反对鲁大昌拉夫”、“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红军是公买公卖”、“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朱绍良”。落款为红南政。

　　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

　　（一）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前的军事形势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为了应付南方的燃眉之急，不得不把在陕甘“剿共”主力胡宗南部调往湖南，甘肃南部地区敌人的兵力一时比较薄弱。为了巩固和发展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实现，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时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作出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战略决策。

　　7月，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朱德、任弼时任副书记（根据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回忆文章叙述，朱德任西北局副书记），统一率领红二、四方面军向西北地区转移。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令国民党部队王均第三军在文县、武都、天水、西固（今舟曲），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在陇西、定西，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在岷县、洮州（今临潭）布防，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但由于战线长兵力分散，部署尚未就绪。据此，在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到达包座地区后，中共中央立即电示红四方面军速出甘南攻占岷县，指出：“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即令红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8月5日，中央西北局依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8月9日，红四方面军开始发动“岷洮西战役”，部队分两路北上占领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4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广大农村；随后，红二方面军又在9月中旬发动了“成徽两康战役”，占领了康县、成县、徽县、两当等县城。两次战役的展开，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在甘南地区开辟出一个广阔的战略区域，使红二、四方面军入甘后站稳了脚跟，战略转移中得到了休整机会。

　　在此期间，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为主组成的西方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率领下，出师甘宁地区，西征作战，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8月底，红一方面军奉党中央命令由西征战役转入南下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新任务。三个方面军齐聚陇原，形成了南北呼应，夹击敌人的战略态势，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奠定了基础。

　　9月初，“两广事变”平息后，蒋介石急忙调胡宗南第一军及另外两个师共21个团的兵力，由湖南长沙兼程北进，赶往西北战场，企图会同毛炳文、王均等部抢占西（安）兰（州）公路静（宁）、会（宁）地段，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道路，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针对敌情变化的新情况，9月1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发布了《静会战役计划》，要求红一方面军以部分兵力向西兰大道静会段挺进；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先敌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等地，控制西兰大道，与红一方面军夹击向北推进的胡宗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南部活动，从宝鸡方向牵制和侧击胡宗南部，提前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协同消灭胡宗南部。党中央此时明确提出了三大主力红军要在会宁、静宁以北地区会师的任务。

　　会宁北依黄河，东、南面紧靠西兰公路，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县城座落在祖厉河畔，虽有邓宝珊新一军十一旅刘宝堂部的1个营和县保安中队的300多人驻防，但力量相对薄弱。加上县内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有利于红军集结和隐蔽活动。9月14日，根据《静会战役计划》确定的任务，红一方面军右路纵队十五军团七十三师进占了靖远县北部的打拉池（今白银市平川区共和乡），随即先头部队直插会宁县北部的郭城驿、宋家河畔，控制了会宁通往靖远的道路，使驻守两县的敌军失去了联系；9月18日，左路纵队一军团一师逼近西兰公路，占领了静宁县的界石铺，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兰公路。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集结静宁、隆德、海原、靖远一带，在会宁周边地区形成一个弧形防卫圈，给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和时机完全成熟。但在此关键时刻，围绕红四方面军北上和西进的问题在西北局出现严重分歧。9月18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讨论贯彻党中央北上会师指示精神的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张国焘错误地判断形势，畏敌思想严重，提出要红四方面军单独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占古浪、红城子地区，提前实施打通苏联的计划。朱德、任弼时、陈昌浩等西北局多数成员反对这一意见，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先夺取宁夏，第二步再进占甘西。会议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会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了向静、会地区进军的命令。但张国焘却公然违背集体决议原则，会后赶赴漳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要求总部人员按自己的主张行动，并独断专行令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调头向洮州进发。在漳县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张国焘不听从朱德等人的劝阻，执意西进。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日三电，明令张国焘停止西渡行动，指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中央西北局在洮州（临潭新城）再次召开会议，决断军事动向，由于党中央的再三敦促和西北局委员们的坚决斗争，张国焘才被迫放弃了西进计划。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重新下达了北进命令，部队分五个纵队开始迅速向会宁、静宁地区挺进。

　　（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2日凌晨，奉命执行奔袭攻城任务的红一方面军（此时部队番号为西方野战军，因历史沿革，仍称红一方面军，当时的部分电文中，也是这样称呼）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在团长韦杰、政委夏云飞的率领下，一举攻克了会宁县城，全歼守城的刘宝堂部一个营和县保安中队。接着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左路纵队的一师、二师到达会宁，与右路纵队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会合，并在会宁城西范家坡击溃了前来“收复”会宁县城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十一旅刘宝堂部的两个团，肃清了县城外围的敌人。进占会宁后，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广泛开展宣传，发动群众，扩红建政，筹集粮款，积极开展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各项准备工作。

　　10月7日，北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十师到达会宁县城。8日，红四军一部到达会宁县青江驿，分别与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合，揭开了会师的序幕。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抵达会宁县城。随后，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西北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率总司令部和总直属队到达县城。受到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师长赵凌波、政委陈漫远及所属部队的热烈欢迎。10月10日黄昏，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二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的代表在县城文庙大成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会前，中央西北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与两个方面军的部分负责人在文庙前合影，各部队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人多会场小，部分战士和县城的老百姓，坐在文庙前的广场上。会场布置得庄重朴素，用门板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并排摆着两张桌子，主席台上方挂着红布做成的“庆祝红军会师联欢会”横幅，会场周围张贴了许多标语。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陈赓、杨勇、赵凌波、陈漫远等红军领导干部。整个会场充满着团结、欢乐、胜利的气氛。

　　大会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首先请徐向前总指挥讲话。他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今天的会合，不论在任何人眼里看起来，都是一个惊人的胜利，它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我军经过长征，现有人数是较过去少了，但个个都经过了千锤百炼，人人都是中国革命的精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战斗力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强了，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力量团聚了，我们的军事政治经验结合起来了，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阻挡不了我们去抗日！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的利益，为着中国人民不做亡国奴，奋勇向前！蒋介石卖国集团、汉奸走狗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我们伟大的会合面前发抖了，胜利就在前头！”徐总指挥气势磅礴、鼓舞人心的讲话，深深地打动着每个指战员的心，讲话结束时，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陈昌浩、陈赓分别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最后，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来的《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不时地挥动着有力的手臂，满怀激情地说：“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代表中革军委，代表各方面军总部，向同志们问好！”接着讲到：“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锤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种子。”总司令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团结，他提高嗓门说：“同志们！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才能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红军是一家人，是亲兄弟。一、二、四方面军，都是党中央和军委统一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各部队都经过了万里长征，都历尽了艰难险阻，我们终于走过来了，今天的会师来之不易啊！这是我们共同奋斗的伟大胜利。”

　　会议还向党中央发了致敬电。

　　庆祝会师联欢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会场上始终充满着热情洋溢、亲密团结的气氛，笑声、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使整个会场为之沸腾。

　　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除担任后卫的五军以外，四军、九军、三十一军相继在会宁城乡集结休整。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进行了全面的慰问，送去红军被服厂赶做的冬装，还有指战员们亲手制做的毛衣、毛袜、手套、鞋子等慰问品，有的毛衣、手套上绣着“欢迎阶级兄弟”、“会师留念”等字样。由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率领的红三十军，经过会宁县直奔靖远县的大芦子，做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

　　10月2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司令部及红军大学部分学员离开会宁县城，前往打拉池，同时，各部队陆续向北转移。23日，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最后撤离会宁县城。同日，红军总司令部到达打拉池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及十五军团司令部会合，朱德、张国焘与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人在此会面，并在打拉池举行了庆祝大会。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正在陇南牵制敌人的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迅速北上，10月9日冒着敌机的轰炸渡过渭河。15日至17日，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委关向应率总指挥部和二军、三十二军陆续由通渭进入会宁县南部的侯家川、谷头岔一带休整；六军在军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领下到达会宁县东部的青江驿与红四方面军九军会师。18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向会宁县东部的老君坡一带转移，受到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肖华率领的红五团和师政治部宣传队及后勤人员的热烈欢迎，把从苏区运来的大批慰问物资送给了红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两个方面军的代表在老君坡举行了会师联欢会。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东进到达静宁县的兴隆镇和隆德县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司令部会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实现了大会师，结束了伟大而艰巨的长征。

　　（三）红军在白银地区的建政活动

　　1936年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从南北次第进入白银地区，胜利实现了三大主力大会师。在此期间，红军一方面同国民党军队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为会师扫清障碍，一方面发动组织群众，创建了一批地方红色政权。

　　红一方面军右路部队，在白银市平川区（当时属靖远县）创建了打拉池农民委员会、水泉堡农民委员会；在靖远县创建了三百户农民委员会；在会宁县创建了刘家寨子抗日农民协会、郭城驿抗日农民协会、宋家河畔抗日农民协会、甘沟驿抗日农民协会；左路部队创建了会宁县苏维埃政府、城关区苏维埃政府和青江驿苏维埃政府。10月中旬，在会宁东、南部休整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创建了张城堡苏维埃政府、新添堡苏维埃政府和翟家所抗日农民协会。同时，右路支队和左路支队分别在打拉池、宋家河畔和青江驿组织成立了数百人的“抗日游击队”。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西渡黄河时，在靖远县虎豹口组建了虎豹口强渡委员会。渡河成功后，红三十军在景泰县五佛寺，创建了河西第一个抗日组织——五佛寺抗日促进会。从1936年9月14日入境，到1936年11月10日出境，红军在白银市驻扎了近两个月时间，共创建了15个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抗日组织，其中县苏维埃政府1个，区、乡苏维埃政府4个，农民委员会3个，抗日农民协会5个，抗日促进会1个，强渡委员会1个。

　　各地苏维埃政府及抗日组织成立后，在红军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积极配合红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打土豪，惩恶霸，反贪官，赈济灾民；发动组织群众，积极参与红军对敌作战，侦探敌情，送信带路，营救转送红军伤病员；支援红军，筹集粮草，安排食宿，缝衣做鞋，运送物资，补充兵员；支援木料、绳索、物品、船只，协助渡河，为确保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和抢渡黄河等一系列重大军事任务的顺利实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红军撤离白银地区后，国民党政府，地方豪绅恶霸互相勾结，疯狂报复，大肆逮捕、残害红色政权及抗日组织成员及积极分子，一部分苏维埃政府和抗日组织成员惨遭杀害，一部分人员被捕入狱，有的被逼得家破人亡，有的逼迫背井离乡……,各级政府和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了活动。

　　红军在白银地区创建的红色革命政权存在和活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给长期遭受国民党统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人民，带来了希望，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当年，500多名白银农家子弟参加了红军，踏上了革命道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英勇杀敌，血染疆场，名垂史册；一部分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走上了我军各级领导岗位，曾担任过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温安仁和曾担任过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的吴公平，就是当年从家乡靖远县随红军参加革命的。白银人民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和红军渡河西征做出的突出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徐向前元帅1986年在接见当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老红军陈明义、李培基时回顾这段历史，高度评价说：“会宁、靖远很穷，但那个地区的人民为我们红军会师和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要人、要物、要粮草都是地方政权筹捐的，那个地区的老百姓好得很呀！当时的军民关系亲如兄弟，真是一家人！”

　　（四）、红军在白银境内的主要战役战斗情况

　　1936年9至11月间，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会师和西渡黄河，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部队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邓宝珊、马步芳、马步青部近20万兵力，在白银地区围追堵截红军，企图将中国工农红军三支主力部队压迫于黄河东、西两岸一举“歼灭”。在强敌压境、力量悬殊、武器缺少、衣食匮乏的情况下，三军将士英勇抗敌，浴血奋战，积极组织实施中革军委先后提出的“静会战役”、“宁夏战役”、“海打战役”等计划，虽然由于战局变化太快而使得宁夏战役和海打战役未能最后完成，但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实现了中央确定的大会师任务，而且成功突破黄河天堑，控制河西岸战略要地，为我军西进扫清了障碍。河东部队击退敌军进攻，东返陇东，在“运动战”中诱敌深入，接着组织实施“山城堡战役”，给胡宗南部以重创。红军在白银地区进行了大、小10多次激战，有包括罗南辉副军长、柴洪宇师长在内的2000多名将士英勇牺牲。为争取长征的最后胜利，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走完长征路的年轻指战员献出宝贵生命，他们的英名将永垂千古史册。

　　1、骑兵团袭战会宁

　　1936年9月30日，驻扎在宁夏同心城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接受军团司令部的命令，从驻地连夜出发疾进会宁，计划先敌占领会宁县城，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部队深夜急行军，顺利绕过了敌占海原县城。为防止敌机轰炸，骑兵团白天隐蔽休整。10月1日夜继续向会宁挺进，到次日凌晨5时，骑兵团到达了会宁城北约3华里地的一个村庄，休整待命。团长韦杰、政委夏云飞一面派出人员侦察敌情，一面研究部署作战方案，并指示各连队做好了战前动员。接着，骑兵团以战斗队列突进县城，在距离城墙百米左右时，发现城门大开，城墙上的敌哨兵不问口令，又未鸣枪报警。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团长韦杰下达了突击攻城的命令。前卫排快马向西门和北门冲去，这时敌人才恍然大悟。开始他们弄不清是什么部队，根本没想到红军兵临城下。约有一个班的敌人向城门洞赶来，急忙抢关城门，冲在最前面的战士一阵扫射，压迫敌人缩回了城内。十几分钟后，前卫排已从北、西两门冲杀进城很快控制了城门楼制高点，组织火力掩护后续部队向城内的敌人展开进攻。驻守会宁县城的国民党新一军十一旅的两个连和县保安中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弄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在街西边的一所学校里敌人集合起一部分兵力，妄图抵抗。在机枪的掩护下，一连的指战员们挥舞着马刀，向敌人的集合场冲杀，二连的指战员们也下马实施徒步作战，猛冲猛杀，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纷纷缴枪投降。不到半小时的激战，敌大部被击溃。后冲杀进城的三连和四连，又对溃散之敌进行逐街逐巷的搜索战斗，1个多小时后，彻底、干净地肃清了城内的敌人。

　　10月2日晨8时，骑兵团将战旗胜利地插上了会宁城头。经清查，这次奔袭战斗共毙敌10余人，俘敌50多人，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红军无牺牲，只有一位参谋和几名战士负伤。

　　2、范家坡三退援敌

　　红军攻占会宁县城后，驻兰州的国民党新一军军长邓宝珊，急电驻定西的十一旅旅长刘宝堂，率兵“收复”县城，并派飞机协助作战。10月3日上午11时，刘宝堂率部到达距会宁县城西北10多华里地的曹家河畔（今属定西市安定区），与在这里担任阻击任务的红一军团直属骑兵第二团发生战斗。为确保会宁城掌握在我军手中，当晚，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和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分别由界石铺和郭城驿两地，火速向会宁守城骑兵部队增援。4日上午，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七十三师师长赵凌波、政委陈漫远分别率部到达会宁县城。两支部队在城西北的范家坡和西岩山构筑了工事，准备迎击敌人。下午2时，刘宝堂率部第二次进犯，兵分两路由副旅长郭震台和二团副团长张铭注指挥向范家坡和西岩山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在红军指战员英勇抗击下，敌人全线溃退。此役毙敌副团长张铭注和士兵多人。敌人屡遭失败仍不灰心，5日，第三次又来进犯。这次刘宝堂亲自率旅部占据西岩山上一土堡督阵指挥，派一团副团长孙竹林带步炮、重机枪掩护，一团团长陈国宾带步兵攻击。这些杂牌军本来就战斗力不强，加上前两次已领教过红军的厉害，内心有一种恐惧感，因此战斗打响后不到两小时，敌军就被彻底击溃，仓惶向定西方向逃窜，此后，再不敢前来进犯。会宁县城及其周围地区，牢牢地控制在红军手中，为三大主力红军在这里会师奠定了基础。

　　3、红堡子重创“王团”

　　1936年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由团政委李国厚带领进驻会宁县北部郭城驿乡的红堡子一带发动群众，做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准备工作。10月6日，红军侦知驻守靖远县城的国民党新一军十旅旅长李贵清派出1个团的兵力向红堡子袭来，企图阻止红军会师。李国厚立即命令部队撤出村庄，做好了战斗准备。敌人来势很凶，骑兵排着横队走在前面，步兵紧跟在后一起冲村庄而来。在村外埋伏的红军待敌人接近时，突然发起攻击，3挺机枪和步枪一齐开火，前头的骑兵很快被打退，后面的步兵也乱了阵。敌团长王五田慌忙命令撤退，刚到靖远县大芦子，又被七十三师大部队夹击。除王五田等少数残兵逃回靖远外，大部份敌军被红军歼灭。

　　4、大墩梁浴血鏖战

　　1936年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县城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国民党第三军王均部、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紧追红军而来。10月20日，担任红四方面军后卫任务的五军奉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命令，在通渭、会宁两县交界的华家岭地区阻击敌人。指战员们在先头部队胜利会师消息的鼓舞下，士气振作，意气奋发，连夜构筑了野战工事。军长董振堂战前动员说：“一定要打好会师后第一仗，多消灭敌人，用实际行动来保证会师部队北进，以运动防御作战方式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会合和休整”。

　　10月22日，敌三十七军装备精良的9个团赶到华家岭下的马营，他们自恃人多气焰十分嚣张，排着四路纵队沿公路向华家岭赶来。红军的战壕挖在华家岭公路两侧的山头上，当敌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后，前沿阵地的红三十七团立即发起进攻，在机枪、步枪、手榴弹的猛烈打击下，敌惊慌失措仓促应战，有的就地卧倒还击，有的掉头乱跑。一声冲锋号响，红三十七团一营、二营、三营的指战员们从战壕中冲出扑向公路上的敌人。刹时，杀声震天，刀光闪闪，敌人倒下一大片，来不及逃命的30多人被俘。短短30多分钟，一场伏击战干净利落的结束了。敌军原以为红军长途跋涉转战，不堪一击，没想到红军这么厉害。敌人受挫后立即警觉起来。午后，接连向红三十七团阵地发起反攻，先用迫击炮轰击，随后以整团、整营的兵力集体冲锋。红军在武器装备极差的情况下与敌军顽强抗争，指战员们采取短兵相接的战术，敌每次进攻时先用步、机枪压制打击敌人，当敌人接近阵地时，投出一批手榴弹，烟雾中冲出战壕与敌人拚刺刀，肉搏打交手战。就这样，红三十七团在马营到华家岭的公路两侧顽强地阻击敌人，激战了整整一天。给敌毛炳文部以沉重打击，胜利完成了军首长交给的阻击战斗任务。团参谋长王力和100多名指战员在激烈的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23日，敌第三军、第三十七军在猛烈炮火的配合下，向华家岭主峰红五军阵地全面开始总攻。五军司令部作战临时指挥所设在华家岭北段支脉大墩梁的一个堡子里，指挥三十七团、三十九团、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分别占据周围山头有利地形，接连打退了敌人5次冲锋。敌军步兵正面进攻不能奏效，调来7架飞机助战，红军战壕挖在光山秃岭上，没有树木遮挡，敌机的轮番轰炸和俯冲扫射给红军造成严重伤亡，副军长罗南辉不幸被炸弹击中壮烈牺牲。红五军各团虽组织了几次反冲锋，仍未打退敌人的进攻，后被迫沿毛牛川、杜家梁向会宁县城方向撤退。敌机紧追不舍，狂轰滥炸，浓烟土雾笼罩着大墩梁、杜家梁和毛牛川。飞机过后，敌步兵蜂涌而上，接着又是一场残酷激烈的肉搏战。红军指战员们用刺刀、枪托、木棒杀伤敌人，奋勇抗击，寸步不让，鏖战一直持续到黄昏。有的战士牺牲时咬断敌人的手指；有的战士倒下时仍手持卷刃的马刀，周围堆着血淋淋的敌尸。据统计在这场悲壮激烈的血战中，红五军先后共伤亡887人。大墩梁鏖战红五军虽付出重大牺牲，但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的任务。

　　5、张城堡北山阻敌

　　1936年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九十三师驻扎在会宁城东10多公里的翟家所乡张城堡休整。22日，红军得知敌南路追击部队关麟征二十五师，从通渭向张城堡扑来，连夜在北山开挖战壕，做好了阻击敌人的准备工作。24日，敌二十五师赶到了张城堡，关麟征先令七十五旅一五零团向红军占领的高高山阵地进攻。红军居高临下，火力交叉封锁登山道路。关麟征见正面攻击进展颇慢，又令七十五旅另一团由高地以东迂回侧击，激战3个多小时，敌仍未攻下阵地，后关麟征通过电报调来两架飞机助战。为避免敌机轰炸造成伤亡，午后我军主动撤离阵地，向会宁北乡的韩家集、四房吴、宋家河畔一带转移。

　　6、慢牛坡巧设伏击

　　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九十三师撤出张城堡高山阵地后，沿山路北进经过王家庙、八里湾、韩家集、四房吴一带村庄，于10月27日到达会宁县宋家河畔以东的慢牛坡。这时敌第三军王均部、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二十五师关麟征部、七十八师丁德隆部分4路由南向北追击红军。为了顶住南敌进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一面令五军、九军沿靖会通道节节阻击敌人；一面令三十一军、四军在慢牛坡伏击敌先头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在张城堡之战后分两路北进，师部、七十三旅、一五零团第二营在左,七十五旅在右。28日下午5时，左路敌军进入了一条长达10多华里的狭长涧沟，出涧沟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干河滩，河滩北面就是慢牛坡。关麟征率部入涧后深感地形不利，但为争取时间并未返回。黄昏时，敌先头七十三旅一四五团进入了慢牛坡红军设下的伏击圈。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九十一师和四军一部立即四面合围，发起猛烈进攻，一部分勇士冲入敌阵挥舞大刀左右劈杀。后敌七十三旅旅长梁恺率一四六团赶到增援，但其指挥系统完全被红军打乱，梁恺被一名大个子红军战士活捉，后在激战中脱逃。关麟征率师部赶到后，匆忙设立指挥所指挥作战，组织炮火掩护，用密集部队向两翼增援。夜战中红军巧妙地从两军阵中撤出，敌二十五师两部兵力互相发生混战，至夜12时从军号声中才辨明自己在误战。关麟征气急败坏，下令停止追击。这次战斗给气焰嚣张的关麟征部以沉重地打击，也为主力部队西渡黄河争取了时间。战斗中红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宇和200多名指战员牺牲。

　　7、虎豹口强渡黄河

　　1936年10月中旬，驻扎在虎豹口村的红三十军组织当地群众、船工，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强渡委员会，常庆禄任委员长，叶树弟任副委员长。同时红军赶制出一批船只，做好了强渡黄河的各项准备工作。10月23日夜，红三十军接到总指挥部命令，派前卫团在离靖远县城15公里处黄河上游的营防滩试渡，但被浅滩堵住未能成功。24日，军长程世才亲自带领八十八师团以上干部和二六三团连排干部沿河东重新侦察渡河地点，确定从虎豹口渡河。当晚10时左右，红三十军将事先准备好的7条大船和15条小船运到渡口。晚11点，军长程世才下达了渡河命令，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担任首批强渡任务的勇士和船工水手一起登上木船奋力摆渡，木船在浊浪中颠簸，水手们多次跳入急流救险。20分钟以后，船只接近西岸。这时敌人发现渡河的红军，立即组织火力拼命封锁渡口，坐在船头的几名战士不幸中弹倒下，勇士们被激怒了，遂以猛烈火力还击。站在东岸岸边的程世才军长也命令炮火掩护。迫击炮弹和登陆部队投掷的手榴弹同时在敌军碉堡周围爆炸，摧毁了敌人的滩头阵地。二六三团的勇士们突破敌军的河岸防线，占领滩头碉堡作为立足点，继续向纵深突击。溃散的敌人叫喊着乱跑，向西逃窜，来不及逃跑的举手投降，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追击战斗，虎豹口渡口守敌韩起禄部1连多敌人被全部消灭。二六三团控制渡口后，红三十军经过一天一夜的强渡，全部过河。随后，五军、九军和方面军直属机关，也于10月30日全部渡过了黄河。

　　8、吴家川西进告捷

　　10月27日，红三十军渡过黄河以后乘胜追击敌人，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带领全师沿黄河西岸向北挺进，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带领全师经碾子湾、石板沟也向北挺进。28日下午4时，红八十九师前进到靖远县北部的吴家川时，遇到马步青骑兵第五师第一旅的阻拦，各团遂展开兵力围歼敌人。这次战斗，俘敌200多人，缴获步枪800多支，机枪10余挺，战马70多匹。马禄骑兵旅彻底被红军击溃，残部向景泰方向逃窜。八十九师过河后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斗志。

　　9、一条山血战“二马”

　　10月31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率领着3个团的兵力西进占领了景泰县一条山大部分村庄。三十军军部和部分部队进驻了双龙寺、席滩、城北墩。这时，青海马步芳奉蒋介石指令派兵增援马步青，任命马元海为河西“剿共”总指挥，并以两个骑兵旅及民团16000多人进攻一条山。11月2日，马元海部赶到寺儿滩，先头部队向红三十军阵地一条山发起进攻，被红军击退。3日，敌“二马”部队会合，以马元海为总指挥，马廷祥为副总指挥，集中步、骑主力，疯狂围攻一条山。红军仅有3个团的兵力，但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以少胜多，采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先后在村北和村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敌屡遭惨败并未死心。下午，又以主力向秀水村的红三十军军部进攻。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组织政工、后勤人员和警卫部队据堡反击，利用断墙残壁与敌人反复搏斗。黄昏，敌开始发动总攻，在紧急情况下，熊厚发师长带一支部队赶来增援，与李天焕带领的军政治部人员内外夹击，合兵杀出一条血路，使伤员和机关人员大部分脱险。一条山战斗从11月2日到4日，持续了3昼夜，这一带村庄硝烟弥漫，一片火海，血流遍地，死尸成堆。红军指战员在弹尽力竭的困境中，硬是用顽强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反击敌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激战中，共歼敌100多人，击毙敌副总指挥马廷祥。我军亦有重大伤亡，谓之“一条山血战”。

　　10、大拉牌再败敌军

　　11月1日，红四方面军九军进占了景泰县锁罕堡、福禄水、大拉牌（今大安）一带村庄，军指挥部进驻了福禄水，将马步青第五师骑兵旅残部600多人围困于锁罕堡。11月4日，敌青海援军赶到后，马元海派一个骑兵旅及特务团、民团5000余人向在大拉牌一线的红九军发起进攻。敌步骑并进，对九军二十七师形成三面围攻之势。二十七师指战员们以村庄和土堡作掩护，分兵阻击敌人。从凌晨到黄昏，敌人的一次次进攻都被打退。5日黎明，九军集中兵力反击，将敌赶至雷家峡口，逃敌丢弃辎重，顺峡谷逃往永登。此役共歼敌500余人，俘敌100余人，缴获山炮3门，机枪数挺。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同红军一道敲锣打鼓，庆贺西进作战的胜利。

　　（五）红军在白银期间的主要活动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期间，除举行庆祝会师联欢大会而外，中共中央西北局、红军总部及各个方面军指挥机关还召开过各种形式的军事、政治、宣传工作会议，开展了宣传、扩红、爱民、打土豪救济穷人等各种活动。

　　1、举行各种会议。1936年10月14日，红军总司令部在会宁县城文庙大成殿前的广场上，召集了由红军指战员和城区群众参加的大会，欢迎红四方面军九军到达县城。15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县城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16日，红四方面军召开了各支部干事扩大会议。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县城举行会议，会议由西北局书记张国焘主持，副书记朱德、组织部长傅钟及西北局成员10多人，认真听取了《抗日救亡与民主共和国的报告》；同日，朱总司令主持红军总司令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19日，红四方面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在老君坡召开营以上政治干部会议；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五团的代表在老君坡举行联欢大会，红五团政委郑雄在联欢大会上作关于陕北苏区情况和反帝统一战线伟大胜利的报告。20日，红二方面军各部队进行物资给养保障的动员。23日，红军总司令部到达打拉池，与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及十五军团主力部队会合。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人在此会面。25日，红军总司令部、四军、三十一军与西方野战军在打拉池举行会师庆祝大会，彭德怀司令员代表西征红军向红四方面军介绍了一方面军一年来的发展情况、陕甘苏区状况以及运用统一战线新策略取得的胜利。26日，红军总司令部在打拉池召开副科长和排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9月17日决议。27日，彭德怀在打拉池向红军总司令部报告了一方面军党的工作。

　　2、组织抗日宣传。红军每到一地，立即开展各种宣传，书写标语，演文艺节目，召集群众座谈会、动员会，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标语内容主要有“打日本，救中国”、“打土豪，救穷人”、“誓死保卫中国”、“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共产党万岁”、“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红军是公买公卖”、“红军绝对保卫工农利益”、“打倒蒋介石、朱绍良”、“反对鲁大昌拉夫”、“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

　　3、开展爱民活动。红军先头部队每到一地，即在贫苦农民的门上插上小红旗，上写“抗日救国”或“保护穷人”的字样，一方面向劳动人民宣传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另一方面让后来的部队认真加以保护。红军战士在自己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拿出一部分粮款救济穷人。指战员们牢记红军铁的纪律，对群众说话和气，尊老爱幼，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商人的东西，合理付款。驻在会宁回民聚居区新添堡的红军，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们贴出布告，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严禁住清真寺，不准讲“猪”字，更不准吃猪肉，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红军住在群众家里，每天坚持给房东担水、推磨、打扫道路和院子。他们还把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粮食分给穷苦老百姓。至今，会宁城里还流传着红军战士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有一天，贫民魏鸿儒的儿子魏玉正在街上玩耍，突然敌机飞来轰炸会宁城，在一颗炸弹落在魏玉身旁就要爆炸的危急时刻，1名红军战士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结果，魏玉得救了，而红军战士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了使后代永远铭记红军的救命之恩，魏鸿儒给3个孙子分别起名叫继征、续征、长征，连起来就是“继续长征”4个字。

　　4、充军扩红壮大军事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红军各部队都有严重减负，为了及时补充力量，红军在白银地区广泛动员，除组织了几支百余人的“抗日游击队”而外，还吸收了大批青年入伍。广大人民群众在同红军相处中，深感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许多青年人踊跃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靖远县各地都有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红军，第一区17人，第二区4人，第3区8人，第4区6人，第5区70人，共计105人。会宁县有4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仅甘沟驿一地参军的青年就有100多人；红军到打拉池、宋家河畔、青江驿以后，曾组织了几支“抗日游击队”，在红军撤离时大多数游击队员参加了红军。这些青年的参军，为红军增添了有生力量，他们中除部分人后来因伤因病回乡而外，大多数人在历次战争中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光荣献身。县城东关青年王倦参加红军，1945年在山东沂蒙山区作战时牺牲，被国家追认为烈士，至今他家中仍然保存着当年部队发给的烈士证明书。有些人幸存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了新的贡献。土高山乡的陈国钧当年参加红军后，转战了大半个中国，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大战，1972年3月因患癌症逝世，生前任江苏省苏州军分区司令员。

　　5、打土豪救济穷人。红军到靖远以后，为了救济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并解决部队的给养，派出工作队向有粮有钱的富户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捐粮捐款救济穷人，支援红军。经过红军做工作，许多富户主动捐献，如高湾乡三场塬村的连学礼，曾向红军捐献了小麦1500公斤，大烟200两，骡马2匹，红军给他发了保护证，其子连魁一直保存到现在；会宁郭城驿乡红堡子村富户王瀚向红军捐献了大洋3000，粮食12600公斤，猪2头，羊数百只，大烟500两，马刀数10把，步枪数10支。对少数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红军则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没收其剥削人民的不义之财；对一些逃到外地的土豪，采取了扣押人质办法，让其交款换人。据当时5个区的统计，红军没收的浮财，第1区为118.63万元，第2区为62.4万元，第3区为99.78万元,第4区为73.73万元,第5区为11.4万元,共计365.94万元。红军将捐献和没收的钱、粮及羊只等，大部分分给了群众，少部分留作军用。当时打拉池每户农民都分到了羊3—5只。通过打土豪、分粮款、救济穷困，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了红军，加深了阶级感情。

　　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意义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酝酿、决策和实施会师的四个多月时间里，三军会师的地域经历了一个由大范围到具体地点逐步演变明确的过程，尽管它是一个动态目标，但这一目标不是各个方面军行动中自行确定、临时选择的，而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总的军事任务和敌我双方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情况而确定的。特殊的军事形势决定七万多名红军将士当时不可能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会合，所以形成了以会宁县城为基点、多处会合的格局。从会师地域看，三大主力红军是在会（宁）静（宁）隆（德）靖（远）四县大范围内展开的，但在这个大范围内，会宁县城是党中央确定的大会师的中心战略地点，会宁县的青江驿、老君坡，静宁县的界石铺、平峰镇，隆德县的兴隆镇、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靖远县的打拉池（今属白银市平川区），这些具体会合点是三军大会师的组成部分。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意义最深远的一次会师，这次会师是在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内军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斗争、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次特殊事件。因此，考察这一历史事件不能单从军事角度来着眼，而则应在把握这种特定历史背景和党内矛盾斗争基本情况的前提下，从整体上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样才能深化对其目的和多层次意义的认识。

　　（一）从政治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它的实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石。1936年下半年，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提出了抗日与民主的要求，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促使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发生分化，这给坚持反共立场的蒋介石造成巨大压力，使他认识到对日妥协、投降，继续打内战就有被推翻的危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决定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上，其目的是以局部联合“逼蒋抗日”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东北军、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调令张、杨部队“围剿”红军既有消灭红军，又有消灭“杂牌军”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张、杨对蒋介石这种借内战消灭异己的做法十分不满，加之广大官兵厌恶内战，抗日情绪高涨，这对张、杨联共抗日是十分有利的，但两支部队都受蒋介石控制支配，联共却有风险性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军事力量的强弱对张、杨坚定联合抗日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合，才会给张、杨部队“壮其胆，振其气”，促使其作出逼蒋抗日的决断，才能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民联合抗日的信心，达到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目的。

　　（二）从军事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有利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前途。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虽然在组织上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但在军事上的严重危机仍未完全解除，尽管1936年中央红军已有了陕甘根据地这一落脚点，但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转移之中，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分别对陕甘根据地和二、四方面军进行新的军事“围剿”，寻找生存与发展乃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当时考虑并着力要解决好的最紧迫的军事问题。陕北地贫人稀，征粮、扩红均有困难，固守陕北就会有再次失败的危险，要使根据地能够巩固壮大必须坚持向外发展的方针，而“夺取宁夏”和“打通国际路线”正是对这一方针的具体实施。宁夏地域广阔，人口在200万以上，为西北最富庶的地区，夺取宁夏可以扩大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能够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苏联是与我国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接通苏联也可以解决红军的战略靠背问题。

　　（三）从外交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在国际社会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政治影响，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需要。历史事件往往具有两重性。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被动情况下进行的，加之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军又遭受严重损失，这时国际上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武装力量持悲观看法，“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在中国政治中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但是红军“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得到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结果使其由军事上的被动转为政治上的主动，国民党统治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引起内部分化和各派势力的对立，结果使其陷入被动和孤立。当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后，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斯大林曾评价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经过长征到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同志也精辟地论述：“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1936年10月10日《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受红军长征的影响，许多国际友人从四面八方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印度的柯棣华，美国的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四）从组织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实现党内统一领导，增强团结和凝聚力的需要。三个方面军会合，有利于解决党内争端，达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会师后形成一支拥有10万多人的强大队伍，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提出了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中央认为，我军北上，在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将有利于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进而造成全国的抗日局面。而当时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对形势估计持悲观立场，他过分地夸大敌人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力量，只看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看不到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有利形势，认为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提出右倾退却的行动方针。因此，在两个方面军北上途中，发生了制造分裂，企图危害中央的严重问题，致使红军整体力量削弱，中央原定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计划落空。1936年在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二次北上途中，为争取党内团结，谋求实现全军的统一，中央做了大量工作。一是部署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电告朱德、任弼时等主要领导人反复做张国焘的工作，促使其从思想认识上转变；二是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朱德、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两个方面军的工作，并委任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职务，缓解了党内矛盾、争取了党和军队的团结；三是加强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络积极创造党内和谐气氛，力图教育和挽救张国焘，从立场上真正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正如刘华清、张震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发表的《长征精神永放光辉》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三大主力的会师，是革命大团结的象征，是长征胜利的标志”。“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既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又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团结了绝大多数人”，“全国主力红军的空前集中，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更加团结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