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检索1 172条记录，按照筛选标准，最终纳入35篇文献。其中，21篇为具体措施策略描述，14篇为政策评价；32篇文献研究，3篇现场调查；按第一作者信息分类，公立医院14篇，中国政府部门9篇，高校和科研机构9篇，行业协会2篇，世界银行1篇；按研究者所在地区划分，东部28篇，中部5篇，西部2篇(表1)。

至2013年，医药分开的试点城市已经增至17个，但仅就纳入文献来看，2009—2013年3月，公立医院医药分开已实施并受到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地区为北京、上海、芜湖和深圳。

改革涉及芜湖8家市直属公立医院及部分县级医院，北京5家试点医院(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天坛医院、积水潭医院、同仁医院)，深圳全部市属公立医院，上海4家试点医院(华山医院北院、瑞金医院北院、仁济医院南院、市六医院东院)。

筹资方面，改革期间各地均不同程度上调医疗保险筹资标准，增加的部分主要由政府和单位支付，尽量不提高个人支付水平。主要有两种策略：一是不加重个人缴费负担，提高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实施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二是不加重个人缴费负担，提高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增设药事增值服务费即药品招标采购中的中标企业每年上缴10%~20%的年利润作为药事增值服务费[2]，实施城市为芜湖。

支付可分为补偿(外部支付)和薪酬(内部支付)。补偿关注外部支付主体(可以是政府、保险、个人中的一个或多个)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支付方式和水平，而薪酬关注医疗服务提供方内部的医院对医生工资的支付方式。现仅针对补偿(外部支付)方面，在“总量不变，结构调整”的思路下调整补偿渠道、主体、方式。渠道由三渠道变为“财政补助与医疗服务收费”两渠道；主体明确为政府、医保；政府以对医院整体服务质量与数量进行绩效考核的方式补偿医院，医保则在总额预付制基础上，各地采取不同付费方式补偿医院。具体有两种策略：

一是“一升，两降，一增，一兜底”，在深圳、上海、芜湖三市实施，即取消药品加成，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降低药品采购价格和部分检查费用，新增药事服务费，若出现合理政策性亏损，则由政府兜底，医保则在总额预付制基础上，探索按病种、按项目等付费方式。[2,3,4]二是“一升，一降，一兜底”，在北京实施，即取消药品加成后，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部分试点医院降低检查和器材费用，政府投入到位的情况下，若存在合理政策性亏损，则由政府兜底，医保则在总额预付制基础上，探索按病例组合调整的住院人次(DRG)的付费方式。[5]

组织方面是使改革措施得以落实的关键，它是指卫生系统各要素的数量、结构和权利分配，主要有三种策略：

一是资源整合。上海成立医院联合体、芜湖成立医疗集团实现资源整合，同时实施法人治理结构的医院内部管理改革。[2,3]

二是引入竞争者，权利下放。深圳在进行区域卫生规划后，引进民间资本兴建医院，同时鼓励药品流通企业与医院药房相竞争；市卫生行政部门放权，成立公立医院理事会，下设日常办事机构——公立医管中心，对公立医院实行合约管理，而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营造并维护公立和私立医院等良好的行业环境。[6,7]

三是权利分割。北京暂未对试点的公立医院进行资源整合，而是成立与卫生局平行的医院管理局以政府出资人代表的角色，对公立医院实施人、财、物方面的管理和监督，同时进行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成立院外理事会。

规制是指运用国家强制性手段改变人们行为，就卫生系统而言，其对象包括服务提供者、保险公司和患者。在这方面，公立医院主管行政部门采取制定规章、奖惩措施，并以公文形式下发。[1]主要有三种策略：

一是高强制力度。芜湖市调整规制控制柄力度较大，出台了较为详尽的政策。主要有《芜湖市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芜湖市医疗机构约谈工作制度》、《芜湖市医疗机构用药目录》。 二是中强制力度。深圳为医药分开政策出台了专门的改革方案《深圳市公立医院医药分开改革实施方案》。

三是低强制力度。北京市和上海市对该项改革的要求包含于市公立医院改革方案中，即《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方案》和《上海市公立医院改革方案》。

行为方面是指尝试去影响个体在健康和卫生保健相关问题上表现，既包括患者，也包括服务的提供者，在北京和深圳实施。策略为引导服务提供者个体行为的同时引导患者个体行为。引导服务提供者个体行为方面，采取培训或讲座方式对医生进行合理用药培训，引导患者行为方面，主要对到院患者宣传合理用药常识。[8]

芜湖地区，有研究者利用官方统计资料，采用简单“前—后”对比分析法计算药占比和患者药品总费用，得出群众药品负担减轻的结论。[9]也有研究认为，芜湖市借鉴“闵行模式”，虽降低药品流通成本，但实质为政府对流通领域强势干预，将“以药养医”变成“以药养政”，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且出现“唯低价是取”现象，有危及药品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的可能。[10,11]

北京地区，有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典型调查，得出北京市医药分开措施使得患者满意度提高，就医行为趋于理性，药品费用负担减轻[12]，对次均门诊花费大于246.67元的非医保患者，可减轻其门诊费用负担[13]；医院管理理念改变，医院运行良好，同时存在普通门诊医护人员工作量短时期增大问题；而访谈发现医院和医生对此政策表示支持，但反映现有措施并未真正切断医务人员与药品之间利益链条，而是否解决大处方问题还有待观察。[13,14,15]

深圳地区，有两组研究者利用官方统计资料进行研究，其中一组研究者采取实地调查，发现深圳市医药分开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药品滥用和大处方，减少患者门诊费用负担，参保人自付费用减轻，医院经济运行正常，对药品流通市场起到了一定倒逼作用。[7, 16] 上海地区公立医院医药分开实施时间较短，尚无实证研究验证其效果。